作者：谷百川 焦森森 王景春 李海峰

编者按

三门峡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源远流长的黄河文明，博大精深的地域文化，在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留下了大量遗迹。在第22届三门峡国际黄河旅游节开幕之际，本公号特推出这组“崤函古韵”系列报道，旨在通过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彰显三门峡丰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旅游资源，并结合时代精神，通过记者的品味和感悟，告诉读者一个厚重的三门峡，一个人文荟萃、沧桑悠远的三门峡。

我对黄河水患的最早印象，来自一位母亲的痛楚回忆。黄河造成的千里泽国，让家住黄淮之间的她目睹了人间地狱的惨状。

我对黄河水利的最深印象，来自崔改荣老人的激情赞颂。这位87岁的老人因1933年的那场天灾，从豫北逃荒到山西太原。她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再没闹过水灾。共产党、毛主席真是太伟大了。

三门峡是万里黄河上一道非常著名的峡谷，她的诞生，传说源于大禹治水。在史前时期的众多人物中，没有谁比大禹留下的足迹更多；在华夏五千年历史上，没有谁比大禹的影响更大。

春光正好的时节，迎着迷眼的乱花，沐着醉人的暖风，我又一次走上了三门峡大坝。

咆哮万里狂涛奔腾的黄河，在这里呈现出一派浩浩淼淼的湖光山色。湖中清波粼粼，水畔山势巍峨。水映山色，山借水形，使绵亘不断的黄土黄沙黄水黄山变得异常明净秀丽妩媚动人。

徜徉在两山夹峙之间的大坝上，我觉得自己恰巧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悠远的文明在眼前沉淀，古老的黄河从脚下横截。我的思绪趟过历史的长河，轻轻触摸着黄河在三门峡跳动的一波波强劲的脉搏。

相传四千多年前，大禹疏浚黄河时，用神斧劈出“人门”、“神门”、“鬼门”，“三门峡”由此而生。

大禹治水

大禹的事迹，散见于《山海经》、《淮南子》、《拾遗记》等古代典籍。他用天帝所赐的“息壤”填水造山，会群神于会稽塑山，杀防风氏，逐共工，得伏羲和瑶姬之助治理水患，并能降伏水怪，化黄熊通轩辕山……

大禹治水虽被神话，但大禹治水本身并非神话。在尧时代，华夏大地洪水成灾，给农业生产和民族生存造成严重危害。尧召集天下部落首领共商治水之策，大家推举鲧负责治水事务。鲧用水来土屯之法筑坝拦洪，结果坝溃水溢，九年没有结果。舜代尧管理天下后，让鲧的儿子禹掌管水利，继续治水。禹吸取了父辈的教训，改用疏导的方法，经过十三年的努力，最终平息了水患。《尚书》、《史记》等正史文献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史实。

大禹　山东武氏祠汉代砖画像

长达十三年的治水过程，大禹一柄木耒不离手，风餐露宿，胼手胝足，三过家门而不入，直至平定水患。他本人也因治水有功而代舜成为部落联盟首领。

治水之后，大禹因劳累过度和风湿侵体造成下肢残疾。《帝王世纪》说：“禹病偏枯，步不相过。”《法言》记载：“禹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吕氏春秋》赞叹说：“勤劳为民，无苦乎禹者矣。”

翻开《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可以发现，九州大地上的主要河流，几乎都留有大禹疏浚的痕迹。我曾经到卢氏县洛水畔山河口的峭壁上，寻访过那个书法气息浓重的古“洛”字。《卢氏县志》上说：“大禹导洛驻此，手迹、石金、石灶犹存。”这与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总集《尚书·禹贡》“导洛至熊耳”的记载相符。

在中国，治水从来就是立国之本。历代王朝都曾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水利建设列入国家的大政方针。“大禹治水即治国”的古训，源于中国是一个水灾频繁的国度。而水患之烈，治水之难，无疑首推黄河。

走过大坝，我的双脚便踩在了山西省的地面上。

沿着黄河边上的公路溯流而上数百米，我来到著名的米汤沟。

米汤沟是一条红土丘陵间的冲刷沟壑。相传大禹开三门时，禹的妻子为禹送饭，被酸枣刺挂住裙子绊倒，将一罐红豆米汤全部洒在沟里。之后每逢下雨，沟里淌出的水红稠如米汤，百姓便称此沟为米汤沟。

米汤沟口一个四周陡峭的土塬上，原有一座禹王庙。我从在果园中劳作的两个女子口中得知这一消息，便生出踏访的念头。然而，沿着米汤沟自北至东转了半圈，都是无法攀爬的峭崖，便只好回到公路上，由南向北寻找上去的路径。仰头之时，我发现塌陷的红土崖上裸露着很多墙基地砖，认定台上确有禹王庙遗址，更坚定了上去的意志。

土塬北面与三门村相通的唯一路径因塬顶成了果园而铁门紧锁，枣刺密扎。叫了很多声，里面却没人应答。于是，我只好剥下平日的斯文相，把门上捆扎的枣刺拽出容下身体的缺口，翻门逾墙而入。

摄于1931年的禹门口大禹庙。（资料图片）

行走在禹王庙遗址上，我觉得脚步异常沉重。满地破碎却纹饰斑驳的唐砖宋瓦灼痛着我的眸子硌疼着我的脚掌。辉煌于大河上下的禹王庙，香火繁盛于历朝历代的禹王庙，已彻底掩入我趟起的尘土踏倒的枯草之中。

中国古代或长或短的王朝，都不曾逃脱黄河洪水的劫难。面对劫难，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地付出惨重的代价，一遍又一遍地经历着创造与毁灭的轮回。正是这一原因，许多帝王的案牍上，留下了“大禹治水即治国”的古训，大河上下赤县神州的许多地方，都建有祭奠大禹的祠庙。

黄河流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也是相当长时期里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因此，黄河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着王朝的运祚。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的大发展必须有水利事业的大发展作保障。同时，黄河治理的好坏，也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的生计。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治水即治国，是历代王朝应对频繁洪灾总结出来的首要国策。

一部中国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黄河治水史。

治黄的成败，是史家评判诸朝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

大禹平定水患，是人类第一次挣脱自然力的奇迹。大禹治水，是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的启程点。面对“百水之宗”的黄河，后代帝王再也没能重现大禹的功迹。

翻检黄河的编年册，映入眼帘的是一组组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从先秦到民国的2500年中，黄河共决溢1590次，改道26次，可谓“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两汉400多年，黄河决溢14次。唐代280余年，黄河决溢18次。五代时期50余年，黄河决溢14次。北宋160余年，黄河决溢50次。明代276年，黄河决溢127次。清顺治在位的18年，黄河决口20次；康熙元年至十五年，黄河决口竟达45次。

黄河决溢造成的损失之大，也令人闻之胆寒。

历史上，黄河曾北走天津，南下淮河，六次漫灌开封。当年繁华居世界城市第一的北宋都城东京，深埋在今天开封城9米的地下。明崇祯十五年，黄河水漫开封，把明代开封城埋入地下６米，死亡人口达35万。

1933年，黄河决口54处，淹没冀、鲁、豫三省30余县，死亡近1.8万人，造成灾民364万，财产损失2.3亿银元。

1938年，国民党扒开花园口，导致1250万人受灾、89万人被淹死，财产损失高达9.5亿银元……

黄河水患，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的忧患”。

然而，肆虐数千年的黄河水患，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销声匿迹。

自1919年有水文观测以来，黄河下游凡是遭遇１万个流量以上的洪水，就会决溢成灾。而新中国成立以来，花园口发生１万个流量以上的洪水达11次，却没有一次溃决泛滥。1958年７月那场特大洪水，花园口洪峰流量达22300立方米／秒，黄河仍未决溢。当代的大禹用黄河安澜50年的奇迹，诠释着已故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为三门峡大坝的题词——“功迈大禹”。

站在禹王庙的瓦砾堆上俯瞰黄河，三门峡大坝巨大的水泥身躯与坚硬的玄武岩巍然一体，在澄澈碧透的水面映照中，生出一种厚重朴拙又气势飞动的韵味。

这样的风景，如果是与禹王庙的屋脊鸱吻遥遥相对，该有多好。

频繁的水患，一次次摧毁我们民族的财富积累；频繁的毁灭，却始终未能阻断中华文明的递进过程。历代华夏儿女秉承大禹精神，用一次次艰辛的创造，涂抹出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浓重底色。

沿着山谷间一条幽深静谧的羊肠小道盘桓而下，我走到大坝下游的铁桥桥头。

站在铁桥上仰望106米高的大坝，坝身上“黄河安澜，国泰民安”八个鲜红的大字非常抢眼。我知道，这是自古以来整个中华民族的祈盼，也是一秉大公的仁人志士奋斗不息的目标。

铁桥的桥面较窄，损坏的护栏维修得也不好，每有重车通过，桥身便有一阵颤抖，让人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恐惧中，我并没有逃离的念头，却无端地联想到前些年那次黄泛区之行的感受。

黄泛区农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穷。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麦草覆顶的房屋和不见一棵树木的田野。

（三门峡日报）

当地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山吃海喝。仅六七个帮忙人商量事情的家宴，就造下去10瓶“林河”。

我也曾问过攒钱建房的问题。人们说，房子盖得再好，一场大水就没影了，吃到肚里才是自己的。

还有人对我说，用自己的钱吃喝不算本事，能借钱吃喝才是能耐。烂账再多，一场大水过来就全抵销了。

尽管，黄河已是很多年没有决溢成灾了；尽管，经济的发展已使很多地方的农民走上了富裕之路。然而，黄淮平原的百姓遭受的过多灾难，使他们感知痛苦的神经比任何一地的民众都敏感，从而积淀成坚信眼前幸福最真实的地域性格。

肆虐洪水的一次次毁灭居然让一方百姓放弃了对生活的追求和对财富的积累，这让我对黄河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走过铁桥，回到河南的土地上，我迎着大坝走向中流砥柱。

中流砥柱

砥柱是大坝下游激流中屹立的一个高阔丈余、状如雄狮踏浪的石礁。正是大坝的蓄水季节，温顺的清流缓缓滑过砥柱的躯体，不曾激起些许浪花。让人不可思议“中流砥柱”这个成语的产生。

然而，我却庆幸自己曾看到过大坝泄洪时那种雷霆万钧的气势。

那是1985年夏天，我到三门峡大坝参观时，正赶上汛期泄洪。离大坝还很远，万马奔腾般的喧嚣就已经开始敲击耳膜。随着大坝的临近，这种敲击也越来越重。走上大坝，便感觉到脚下的战栗。前行了二三百米，胆小的人便不敢再走，依靠在大坝西端的护墙上欣赏满峡谷水雾上的虹霓。那时的我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与一位青年朋友一道，找一处路径走到洪流的近处。

那是一种怎样的壮美啊！褐黄的浪涛如浓烟翻腾，如怪莽狂舞；满耳涛声如春雷行云，如巨石滚河；滞重的河水沸腾般蒸发着黏腻的雾霭，在蓝天丽日中升华成七彩的诗篇。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品味眩晕感觉腿软知道什么是惊骇，在颤动的天颤动的地颤动的大坝颤动的黄河上，人的意志力小得还不如一粒雾珠。

大坝修建前，砥柱“孤峰浮水面，一柱钉波心”，不知经受了多少次洪峰的冲击。

砥柱附近的黄河边，端坐着一位垂钓的老者。坐在老人身旁与他攀谈，得知老者曾是三门峡大坝的建设者，在此钓鱼只为打发退休的时光。老人用一口纯正的东北话，向我描述了当年工地上挥汗如雨联袂成云的热火朝天的战斗场面。

新中国的治黄工程起步于1954年。那年4月，国家黄河规划委员会正式成立。

那时，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底子薄弱财力匮乏，没有修建大型水利设施的经验也没有大型施工设备。在这种形势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却把目光迅速转向治理黄河，足以看出黄河水患在一代伟人心中的分量。

“你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毛泽东一生说过许多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但对黄河，他却异乎寻常地谨慎——坐在邙山北瞰黄河的毛泽东嘱托他的部下——“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留给历代华夏儿女无限悲怆的黄河，写在大禹子孙心头顽强不屈的治黄事业，在毛泽东讲出这句话后，真正翻开了新的篇章。

三门峡是唯一一座黄河三面环绕的美丽城市，她的诞生，源于新中国第一座水利枢纽工程。在中国，没有哪座城市像三门峡这样，把神话与现实洇润得这么密实，把远古治水与现代治水焊接得这么牢固。

沿着“之”字性的公路，我又回到坝头的院内。我的目的，是参观黄河三门峡展览馆。

巨大的图片、沙盘和大坝模型告诉人们，三门峡是因大禹得名的一道峡谷，三门峡也是因峡谷而得名的新中国第一座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还是因水利枢纽工程而得名的一座美丽城市。

封存于玻璃柜和相框中的陈列品告诉人们，从1957年到1960年，一座高106米，长713.2米，控制流域面积占全黄河流域91.5%的万里黄河第一坝，取代了岛礁错列的三门峡天险；自三门峡至灵宝市境内大禹渡近百公里的河谷，高峡平湖的宁静取代了激流惊涛的喧嚣……

这是大禹的后人创造的新的神话。

三门峡大坝建成后，在防洪方面产生的效益无法估量。

三门峡水库调水调沙的壮观景象

1969年1月，黄河下游出现异常的寒暖交叠气候。原本冰封的黄河三开三合，山东境内齐河至邹平段形成两道20公里长的冰坝，冰水漫溢，水位超过1958年特大洪水，形成历史上罕见的凌汛。空中的轰炸，地上的排炮，水里的疏浚，均收效甚微，水冰混杂的黄河水，几度淤出高悬地面的河槽，随时可能溃决成灾。在这紧要关头，三门峡大坝下闸拦水，用库区的超警戒水位，确保下游安全。三门峡库区以大片良田淹没的代价，换取了黄河下游70余天艰苦卓绝的防凌胜利。

类似的情形，还有“82·8”、“96·8”等特大洪水。

不可否认，为建设三门峡大坝，陕西省蒙受了巨大损失——潼关古城被拆，上百万亩良田被淹，40万人西迁宁夏。从无水患的渭河也开始修筑防洪大堤。

2003年，渭河流域小洪水引发大灾难，把三门峡大坝再次推到聚光灯下。

其实，这座新中国第一坝从纸上规划开始，陕西省反对的呼声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目前，水利专家们仍在就这个问题激烈争论着。对水利一窍不通的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资格发表意见。因此，游览完这座万里黄河第一坝，我想到最多的，还是大禹。

站在大禹用神斧劈出的峡谷里，站在当代大禹肩扛担挑修建的大坝上，我有一种被时空托起的感觉。溯流而上，可以检索鲧堵禹疏及历代筑堤铸坝堵疏并举的治黄历史，也可以顺流而下畅想人类水利事业的未来。我想，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和衰退、灭亡的过程，水利工程也不例外。但是，即使有一天三门峡大坝完成其历史使命全年敞泄，她仍然具有巨大的文物价值。因为这座大坝是新中国治黄事业的见证，是新中国水利事业的起点，是新中国水利专家成长的摇篮。新中国水利事业从三门峡出发，一路前行，走出了刘家峡万家寨，走出了葛洲坝小浪底，走出了二滩，走出了三峡……

屹立在大禹丰功伟绩之上的三门峡，熨帖在华夏儿女心灵之上的三门峡，将以新中国水利事业博物馆的形象永驻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