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维吾尔族（回鹘）是我国西北地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民族之一，以善于兼容外来文明而著称于世，曾先后信奉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景教、祆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但由于受资料所限，人们对其中的祆教与道教少有论及。有鉴于此，笔者钩稽史料，成此小文，专就回鹘祆教的情况略作考述。祆教又称拜火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起源于波斯和中亚，相 ...

维吾尔族（回鹘）是我国西北地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民族之一，以善于兼容外来文明而著称于世，曾先后信奉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景教、祆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但由于受资料所限，人们对其中的祆教与道教少有论及。有鉴于此，笔者钩稽史料，成此小文，专就回鹘祆教的情况略作考述。

祆教又称拜火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起源于波斯和中亚，相传为琐罗亚斯德 (Zoroaster，约公元前7～前6世纪)所创，故又名琐罗亚斯德教。以礼拜火为主要仪式。目前，全世界有13万名拜火教徒，大部分在印度，有少许散居在伊朗、美国和英国。[1]

法藏敦煌P.4518(24)白画

祆教与回鹘何时始有接触，于史无征。唐人慧立曾载，玄奘西行时在中亚见“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2] 唐代段成式亦有“突厥事祆神，无祠庙”[3] 的记载。回鹘人作为突厥之一部，在唐时与祆教有所接触，虽属可能之事，但无法认定。故国内外学人在研究祆教的著作中，一般都未及回鹘信奉祆教的问题；[4] 有的虽曾涉及，但却是把萨满教遗俗误解为祆教了。[5] 台湾回鹘研究耆宿刘义棠先生曾就回鹘之祆教作过专门论述。[6] 其理论依据有三：

1．《宋会要》载：“太平兴国元年(976)五月，西州龟兹遣使易难与婆罗门、波斯外道来贡。”[7]

2．《宋史·高昌传》载：太平兴国六年(981)，北宋使者王延德出使高昌，见这里“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8]

3．《宋史·回鹘传》载：“雍熙元年(984)四月，西州回鹘与婆罗门僧永世、波斯外道阿里烟同入贡。”[9]

其中的“波斯僧”、“波斯外道”，过去一般都认为指的是摩尼教徒，刘义棠先生则释之为祆教徒。他的解释正确吗？这里我们且看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敦煌研究院编号第17号窟）出土写成于公元10世纪左右的高昌回鹘王国的文献——S. 6551讲经文的记载。该文献较长，兹节录其相关内容如下：

　　门徒弟子言：归依佛者，归依何佛?且不是磨(摩)尼佛，又不是波斯佛，亦不是火祆佛，乃是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且如西天有九十六种外道，此间则有波斯、摩尼、火祆、哭神之辈，皆言我已出家，永离生死，并是虚诳，欺谩人天。唯有释迦弟子是其出家，堪受人天广大供养。[10]

　　

文献对佛教、摩尼教与祆教的记载都是明白无误的，只是其中的“波斯佛”与“哭神”含义不清，前贤也一直未得正解。

先说“波斯佛”，首先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该教来自波斯。回鹘宗教中来自波斯的有摩尼教、祆教和景教三种。既然摩尼教与祆教都已明确，那么文中的“波斯”也就只能是景教了。

至于“哭神”，其含义一直不明。愚以为，此“哭”者，当为突厥—回鹘语qam的音译。《新唐书·黠戛斯传》载黠戛斯人“呼巫为甘”。《突厥语辞典》曾著录qam一词，径释为Shaman，即萨满。[11] 如此推测不误，则哭神自应为萨满教。从回鹘宗教史角度言，将“哭神”解释为萨满教也最有说服力，因为在高昌回鹘王国中同时存在的5种宗教，即佛教、摩尼教、景教、拜火教和萨满教，前4种都出现于文献之中，惟萨满教独缺，庶几乎可以厘定。

综合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当时高昌回鹘王国境内存在着佛教、摩尼教、景教、祆教与萨满教，其中以佛教势力最为壮大，摩尼教与景教次之，祆教与萨满教则又次之。

除了该文献对回鹘祆教有所记载外，大约于公元981～982年间成书的波斯文史籍《世界境域志》也曾约略提到：

　　[九姓乌古斯国之]伯克·特勤诸村，包括五个粟特人的村子。村中住着基督教徒、祆教徒和不信教的人。[12]

　　

文中谈的虽然仅是几个粟特人村庄的宗教状况，但管中窥豹，仍不难洞察高昌回鹘王国境内祆教传播之一斑。

阿拉伯史料对此亦有记载。现举其三种比较典型者。800年左右，阿拉伯旅行家塔米姆·伊本·巴赫尔(Tamim Ibn Bahr)曾行至回鹘地区，看到这里有祆教徒与摩尼教徒，祆教在乡村多占优势，而摩尼教徒则主要集中于都城。该都城有十二扇巨型铁门，人口众多。[13]

其后，阿拉伯地理学家霍达特贝(Ibn Khurdádhbah, 820～912/3)又著《道里邦国志》，对回鹘祆教情况作了如下记载：“在所有突厥人中，托古斯古斯（回鹘）地域最广。居住在那里的，一部分是祆教徒，另一部分是摩尼教徒。托古斯古斯可汗住在有十二扇铁门大城中，此城居民信仰摩尼教。可汗在内城最高处竖立金色宫帐，其中伺候者达900人。可汗从这里可以看到远达五法萨赫（Farsakh，一法萨赫约等于五公里）的景象。”[14]

1154年，阿拉伯人易德利斯(al-Edrisi, 1100～1165)撰《罗吉尔之书》，言及回鹘之大城Tanbie（疑指高昌或甘州），称：“此城甚大，有高大城墙围住，有十二扇巨型铁门。临河，河水东流，为当地可汗所居。其地居民信奉拜火教教义。在突厥中，被称作托古斯古斯（Toguzguz，即回鹘——引者）的民族世代信仰拜火教并崇火。”[15]

需要特别指明的一点是，上述史料讲的都是回鹘，由于时间不一，其地点亦应有所不同，即塔米姆所言应为漠北回鹘汗国，后二者所应应为高昌回鹘汗国，但都称其都城有十二扇巨型铁门，似有相互传抄之嫌，而此类传抄现象在阿拉伯地理书中的确是很常见的，故我们有必要在引述这种著作时应有所保留。不管是何种情况，从中可看出回鹘人中有拜火教徒存在则是不容置疑的。

与汉、波斯、阿拉伯史料的记载相对应，回鹘文文献对火祆教在回鹘的影响也有所反映。著名的回鹘文景教文献《巫师的崇拜》的发现即为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该残卷是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在葡萄沟(Bulayik/Bularik)北的一所废寺遗址中发现的，原件现存柏林，编号为T.Ⅱ.B.29，内容为三个巫师(Magi)到伯利恒(Bethlehem)朝拜孩提基督的故事。苏联学者马洛夫(С. Е. Малов)认为，该文献可能译自叙利亚文或粟特文，时代大约在11～12世纪间。[16] 译自《圣经》，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章的一个片段，[17] 但在被译成回鹘文时，译者却增加了经中原本没有的如下一段关于巫师崇拜火的内容：

　　作为对礼物的回报，基督暂时离开了马槽，像拽面团一样拽下一块圆石头赐给巫师们。巫师们接过石头，怎么搬也搬不动；让牲畜驮，也驮不动。他们于是商量了一下，随后便将其推进途经的井中。稍倾，当其回首顾盼之时却发现，从该井中升起一团可怖的火轮。惊魂甫定，他们意识到自己所抛弃的实是宝物。有鉴于此，巫师至今仍惧火。[18]

　　

无独有偶，在回鹘文佛教经典《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情景。日本学者小田寿典经过对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该经之百余件写、刻本的研究，发现回鹘文译本与其所依据的汉文本并不完全一致，而是融摄了波斯的信仰成分。他经过仔细地对比、整理、归类，得出了如下结论：在诸多写、刻本中，依时代的先后可分为三个种类，亦即分属三个不同的阶段。最初阶段的文献（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写本Or. 8212-104），波斯拜火教的思想非常浓厚。后来的写本则对前面的有所修改，越靠后，修改的地方就越多，而波斯信仰的成分也就被排除得越彻底。[19]

在上引文献中，《世界境域志》时代最为明确，写成于981～982年间；S. 6551讲经文和《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均出自莫高窟藏经洞，无疑都是9世纪中叶至11世纪中叶之间的文献；惟《巫师的崇拜》时代较迟，写成于11～12世纪间。阿拉伯地理书虽记载的时间比较明确，但相互传抄痕迹明显，不足以作为断代依据。推而论之，祆教在回鹘中产生影响的时代也大致就在9～12世纪间，而且越靠前影响越大，越靠后影响越小，以致于13世纪以后完全消失。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祆教在回鹘中当有一定程度的传播，其传播时代，依汉、波斯、阿拉伯及回鹘文文献的记载来看，始自9世纪中叶回鹘之迁入西域，下限无可考究，笔者推测，其最终销声匿迹的时间大致应在13世纪以后。

注释：

[1] 印度的拜火教徒是在公元8世纪为了躲避阿拉伯军队的屠杀从伊朗逃亡到印度的。他们首先到了印度西部海岸古吉拉特，这里的印度土邦王贾迪拉纳，提出了两个接纳他们的条件：一是必须放弃波斯语；二是妇女必须穿印度纱丽。拜火教徒答应了这两个要求，于是就在当地定居下来。他们被称为“帕西人”。这是波斯人的译音。1640年，帕西人迁徙到了孟买，现有人口8万余。

[2] [唐]惠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页。

[3]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4，中华书局，1981年，第45页。

[4] 如高永久《西域古代宗教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尚衍斌《西域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

[5] 周菁葆、邱陵《丝绸之路宗教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4页。

[6] 刘义棠《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4年，第446页。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77页采纳其说。

[7]《宋会要辑稿·蕃夷》4，中华书局影印本，第7720页。

[8]《宋史》卷490《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14112页。

[9]《宋史》卷490《回鹘传》，第14114页。

[10] 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 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第24～25页；李正宇《S. 6551讲经文作于西州回鹘国辨证》，《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第89页。

[11]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辞典》(维吾尔文版)第3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5页。

[12] 王治来、周锡娟译《世界境域志》，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编印，1986年，第65页。

[13] V. Minorsky, Türk, Iran, and the Caucasus in the MiddleAges, Vol. 1, London,1978, p. 295.

[14] 转引自龚方震《古代阿拉伯人记中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17～218页。

[15] В. В. Григорьев, ЗемлеведениеК. Риттера. География стран Азии,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в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х сношениях сРоссией. Восточный или Китайский Туркестан. Пер., прим. И доп. В. В. Григорьев.выр. II, СПб, 1873, стр. 207-210。

[16] С.Е. Малов,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Текст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Л.,1951, стр. 131-138；李经纬《回鹘文景教文献残卷〈巫师的祟拜〉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2期，第143～152页。

[17] 耿世民等编《古代突厥文献选读》第2分册(下)，中央民族学院(油印本)，1978年，第43页；阿里木·朱玛什《高昌回鹘王国时代景教残卷研究》，《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8期，第14页。

[18] A. von Gabain, Die alttürkische Literatur, PhilologiaeTurcicae Fundamenta 2, Wiesbaden, 1964, p. 237.

[19] 小田寿典，“トルコ语本八阳经写本の系谱と宗教思想的问题”，《东方学》第55辑，1978年，第118～104页。

　　编按：本文原刊《吐鲁番研究》2003年第1期，第130—133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