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敦煌张氏归义军与曹氏归义军交替的方式和原因一直以来在学界众说纷纭，由于关键性史料的缺失，事实真相一直隐而未彰。苏莹辉先生发现的两首《望江南·曹公德》曲子词，有助于揭橥这一重大事件之内幕，曲子词言曹议金曾经“为主立功勋”指的应是曹议金结束金山国（敦煌国）统治而重建归义军政权，而且重新归奉中华之功，“奉天靖难”则指曹议金奉大梁王 ...

　　敦煌张氏归义军与曹氏归义军交替的方式和原因一直以来在学界众说纷纭，由于关键性史料的缺失，事实真相一直隐而未彰。苏莹辉先生发现的两首《望江南·曹公德》曲子词，有助于揭橥这一重大事件之内幕，曲子词言曹议金曾经“为主立功勋”指的应是曹议金结束金山国（敦煌国）统治而重建归义军政权，而且重新归奉中华之功，“奉天靖难”则指曹议金奉大梁王朝之命讨伐逆贼张承奉：张承奉自立金山国，与甘州回鹘成为仇雠，中原王朝亦视其为叛乱，加上与回鹘连年的战争与失败，导致敦煌民众对张承奉怨声载道，从《金山国诸杂斋文范》中可知，张承奉统治后期敦煌出现了大灾异，曹议金很可能利用上天示警之机，顺应民意篡夺了张承奉之位，建立了曹氏归义军政权。

　　后梁末帝乾化四年，公元914年，七月间远在西陲大漠的敦煌似乎发生了一场政变，晚唐五代执政河西达64年的张氏家族悄然下台，敦煌首任节度使张议潮的外孙女婿曹议金走上了前台，开启了长达120年的曹氏归义军时代。

　　张曹两姓之间的易代方式长期来一直困扰敦煌学界，因为如从现存敦煌文献看，张曹两姓的易代似乎是极和平的，甚至比起索勋与张承奉之更替，乃至张承奉清剿李氏势力都要和平得多。张十四娘和李氏诸子推翻索勋，尚用了“辜恩剿毙，重光嗣子”[1] 一语，索勋不止被推翻，更被诛杀。而张承奉从张氏子李弘愿等手中夺权，虽未有文字叙其经过，但从S.1177张太夫人《金光明最胜王经》尾题可知，至少至光化三年即900年，亦即张承奉亲政后四年，李氏兄弟（使君、端公、衙推）已经全部去世[2] 。李弘愿四兄弟正值盛年，权力达到巅峰，李家大有取张氏而代之的倾向，但重要人物却突然相继死亡，这不能不让人疑心900年之前发生了什么。张忠贤在S.2263v《葬录卷上并序》中曾对张承奉亲政之前的时代做出极端负面评价：

　　夫论阴阳之道，由(犹)如江海,非圣不裁.时遇乱世，根浅性微。俗化所易，王教风移。其君欲与贪狼为政，其臣欲与枵胷求尊。人心变改，邪魅得便。政法不从，非道为美。行事者不[任]师轨，寻求同类；擅作异谋，货赂求名。破灭真宗，离害能德；能德既无，恣行非法。非法既盛，邪道日兴。但忠贤生居所陋，长在危时，学业微浅，不遇明师。年至从心，命如悬丝。忽遇我归义军节度使，蓝(览)观前事，意有慨焉……于时大唐乾宁三年（896年）五月日下记。

　　而序后又谀张氏云：

　　今遇我归义军节度使南阳张公讳承奉，有大威慧，真俗雙行，道俗虔虔，出言无非，三边晏净，万姓仰覆。实邦（郡？）家之宝，栋梁之才。[3]

　　图1/IDP图版：“大英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 British Library: Or.8210/S2263V

　　该篇文章的作者张忠贤是归义军节度押衙兼参谋，押衙是唐五代藩镇使府中的重要军将，其“位列辕门，官分宪署，出入旄旌之侧”，为节度使的亲信，其位高权重，每每能舞弄权术、作奸犯科、劫杀使主、左右藩镇之政局。故其文对张承奉亲政之前即李氏掌权时代的意见大约可代表归义军高层对李氏家族的政治评价，他们将其定义为“贪狼”与“邪魅”之人，将其时代定义为“非法”与“邪道”横行的乱世，而称扬张承奉亲政后敦煌“三边晏静，万姓仰覆”，一派太平盛世景象，李氏显然被树作负面典型，成为张承奉的对立面。故知李弘愿、张承奉之间必曾势若水火，张承奉或曾发动过针对李氏家族势力的政治清洗。观前而知后，张曹两姓间之易代，也决非和平过渡。综观唐朝诸镇藩帅更迭，正所谓“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争夺权力，毫不留情，甚至父子兄弟亦复如此：魏博田绪为节度使田悦之从弟而弑杀其兄[4]，幽州刘守光为节度使、燕王刘仁恭之子而囚父[5]，宣武刘玄佐被其义子刘士朝鸩死[6]，皆为其例。非自然更替的节度使一般有两种结局，一者当时被杀，一者被逐入朝。以魏博田氏家族之历代节度为例：田承嗣，善终；田悦，为田绪所杀；田绪，暴卒；田季安，正常死亡；田怀谏，被田弘正逐入朝[7] ；田弘正，被牙兵并后任成德节度使王庭凑杀害；田布，被牙兵及后任节度使史宪诚逼迫自杀[8]。七任节度中只有三位为正常亡故于军镇，一位被逐入朝，一位为兄弟所杀，两位为后任异姓节度使逼杀。足见“河朔旧事”的背景下，节度使常常会遭遇有野心的牙将甚或亲人篡位。

　　归义军为唐朝之偏远藩镇，素奉唐为正朔，然由于其一直处于“四面六蕃围”的环境之中，胡化程度并不逊于河朔三镇，故沾惹上河朔遗风亦可谓情理中事。归义军中节度使张淮深、索勋与一度担任归义军节度副使的李弘愿皆遭遇杀戮，而张承奉虽不知所终，然其叛逆朝廷，自不会入朝避祸，则张氏或亦被杀害。事实上，张承奉被废这件大事并未被曹议金处理得毫无痕迹，从敦煌写卷中的四首《望江南》的含糊其辞中似乎可寻其蛛丝马迹。

　　《望江南》属敦煌曲子词，在晚唐五代格外流行，凡见诸P.2809、P.3128、P.3911、S.5556四个写卷中，其中以P.3128最为完整清晰。四首《望江南》先后为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9]、任二北《敦煌曲校录》[10] 所录，乃为歌颂敦煌当地节度使而作。其前二首以称赞曹议金功德的方式记录了这一大事，今录如下：

　　曹公德，为国托西关。六戎尽来做百姓，压坛河陇定羌浑，雄名远近闻。尽忠孝，向主立殊勋。静（靖）难论兵扶社稷，恒将筹略定妖氛，愿万载作人君。

　　敦煌悬，四面六蕃围，生灵苦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目断望龙墀。新恩降，草木总光辉。若不远仗天威力，河隍（湟）必恐陷戎夷，早晚圣人知。

　　这几首词历来有学者以为是歌颂曹议金的[11]，有以为是歌颂曹元忠[12] 的，因曹氏归义军只有曹议金和曹元忠有托西（西即西关，当指阳关）大王之称。亦有以为第一首《望江南》为歌颂曹议金，第二首为歌颂张淮深之作。按：第二首云“数年路隔失朝仪”，意谓几年没能入贡中原王朝，这当是张承奉称白衣帝，建立金山国至曹议金执政早期的事。张承奉遣张保山于908年入梁，随后建国，与中原断绝来往，直至曹议金重建归义军四年后的贞明四年（918）方才迎来梁使（按证据见下文），获知梁朝年号，若减去其路上所花时间，则敦煌与中原中断联系也长达八年之久，这是整个归义军时期与中原王朝失联时间最长的，也是中原与归义军政权政局最不稳的时期。第二首“生灵苦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若不远仗天威力，河湟必恐陷戎夷”都表露出一种绝望的心境，应该与张承奉金山国时期立足不稳，又得不到中原王朝的支持有关，而曹元忠之前的元德、元深时期中原不时来人，凭借曹议金“父大王”的余威，数年间与甘州回鹘的战事亦胜负相当，并未有时刻陷为戎夷的危机，则此词当与曹元忠当无关，应是作于曹议金时代早期，第一首所述事更是吻合曹议金而与曹元忠无涉。

　　笔者以为，第一首《望江南》词正是赞颂曹议金“奉天靖难”之义举的。考靖难一词出自《后汉书·孔融传》：“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旷，迄无成功。”[13] 为平息叛乱，安定国势之意。此考语乃就其北海抗袁绍、黄巾，希望匡复汉室，为帝分忧而论。亦称定难：唐德宗于奉天遭朱泚、李怀光之乱，幸山南，于兴元元年册封了一批“元从奉天定难功臣”，乃“应赴奉天并进收京城（众）将士”[14] 也。此奉天，为京兆之奉天（今陕西乾县），亦为奉天承运之奉天也。当然，最著名的靖难就是朱棣对建文帝发动的靖难之役了。所以“靖难论兵扶社稷”一句当即指曹议金对社稷（可以视为中原王朝之社稷，亦可视为归义军节度管内之社稷）有扶其将倾之功。而这是怎样一件大功呢？苏莹辉以为是铲除金山国，除掉背叛唐朝的张承奉[15] ；孙其芳认为是平定羌浑[16] ；杜海以为是助张承奉平定李氏兄弟[17]。

　　此词上片应该记述了曹议金在张承奉时期所参与的对回鹘、吐浑等势力的征战与即位以后东征回鹘，弹压河陇之事，自无疑问。那么这种行为称得上是“奉天靖难”吗？事实上无论在唐朝还是后梁，回鹘都自认与之为舅甥之国，年年称臣纳贡。征讨回鹘，在中原王朝立场上无疑不是“奉天”之命，甚至可能被视为政治不正确、以至悖逆的举动。而若词人站在金山国或张承奉的立场，则回击回鹘侵略的确可以算是一种“奉天靖难”的勤王之举。但是此词歌颂的主角是曹议金，词尾并赞其“万载作人君”，故而断不可能从张承奉的角度赞颂曹氏“向主立殊勋”——赞誉现任节度为前任节度立下大功：一词二主，混乱不堪，不但起不到谄媚曹氏之功效，反而会致其反感。助张氏平定李氏兄弟观点错误同此。故而此“向主立殊勋”之主，无疑是指中原王朝统治者而言，即大梁帝主。曹议金能为梁朝皇帝立下什么功勋呢？考议金事迹，有金山国时期辅佐朝政之功，结束金山国（敦煌国）统治、重建归义军之功，东征甘州回鹘之功，重新归奉中华之功。可以与“靖难”联系起来的当即结束金山国统治，重建归义军并归附大梁事。“曹公德”词下片应该主要讲了这样一件事。宋理学家邵雍著有《皇极经世书》一书，在记述后梁徙都、五代十国相继建立时，留下了对张承奉金山国政权的记载：“张奉以沙州乱。”[18]

　　这一记载颇耐人寻味，说明梁朝至迟在开平三年已经知道了张承奉称帝建国的消息，并定其性质为“乱”。是见，在中原王朝眼中，张承奉金山国的建立，是一种乱国叛逆之举。但史书和敦煌文献没有记载朱温是否对金山国政权采取什么相应措施。后梁和敦煌政权已晚至贞明四年（918）方有正面来往。但是通过朔方节度或一些往来于丝路的商人，抑或甘州回鹘之口，金山国上下应当了知中原王朝对其所持的否定态度，这样就使得张承奉的地位变得很微妙。张承奉即位以后与甘州回鹘先后进行了三次以上的战争，并希望“打破甘州坐五凉”“万里横行河湟清”，似乎想通过武力收复被回鹘、嗢末占领多年的甘凉、陇右之地，得到梁廷的认可。但是张氏以区区两州万人之力，妄想收复失土无疑是徒劳的，结果反而被逼到了敦煌城下，缔结了屈辱的城下之盟，被迫与回鹘约为父子之国，并降封号为王。这是公元九一一年七月发生的事情，之后张承奉虽然继续当了三年的节度使、敦煌国天王，但存在感变得很低，这三年间盖有“天王”印章的写卷只发现了一份（Or.8210/S.1563）[19]。

　　图2/IDP图版：“大英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 British Library: Or.8210/S.1563

曹议金成为斯时敦煌实际掌权者。观曹议金于914年刚取代张氏，即有了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这样高的检校官，则这三年内其地位或一直处于上升阶段。

　　苏莹辉先生以为，词人对张承奉时代是很不以为然的，词中的“妖氛”一语盖指金山国为“白衣天子”张承奉制造的祥瑞[20] ，当是。张承奉金山国对于中原王朝而言是一个叛逆的存在，它不用后梁的年号，不与之通贡，屡次攻打已臣服后梁的甘州回鹘：按甘州至少于乾化元年（911）即已通贡中原，史书记云：“梁乾化元年十一月，遣都督周易言等入朝进贡，太祖御朝元殿引对，以易言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同正，以石寿儿、石论思并为右千牛卫将军同正，仍以左监门卫将军杨沼充押领回鹘还蕃使。通事舍人仇元通为判官，厚赐缯帛，放令归国，又赐其入朝僧凝卢、宜李思、宜延篯等紫衣。”[21] 已成为后梁的羁縻国，其筹划臣服入贡更当在其先。张承奉“另立中央”之举在朱温眼中无疑是严重的挑衅，加之金山国既不奉前唐年号，亦与十国政权毫无通生气之举[22] ，完全孤立存在于西北。如是倒行逆施的政权自然是失道寡助，其被取而代之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惟不能确知曹议金发动所谓的政变具体是在哪一年，其经过又是如何。但其既然以“奉天靖难”为口号，恐是打着后梁，即《望江南》其三、其四中的“大朝”、“大国”、“圣上”的旗号。但是当时金山国孤悬西塞，恐不易与中原沟通，获得“清君侧”的诏书，故其为曹议金矫诏的可能性极大，甚至不排除有回鹘势力的参与，而这一行动当得到梁朝的默许——按：甘州回鹘于强迫金山国签订城下之盟之当年即获遣使入贡，或为赏其是功，而其入贡之成功则将张承奉政权彻底推到了中原王朝的对立面上。苏莹辉以为在911年战后，曹议金与金山国诸宰相、大德、耆宿一起赴甘州议和，曹氏正为顺应民情，排除金山国余孽的幕后主使者，此或即“向主立殊勋”。苏先生以为，张承奉向宿敌吐蕃借兵，是其不容于中原亦不容于民众。[23] 第二首词中“四面六蕃围”的“六蕃”当与第一首之“六戎”同义，概指敦煌及其周围诸民族。然“天子所勾南蕃”者乃指吐蕃。吐蕃乃回鹘死敌，故而成为甘州回鹘为张承奉定下的罪名之一。张承奉之穷兵黩武，加之欲引狼入室，是上下对其不满的主要原因。故而议和之后张氏地位愈发岌岌可危。然而苏先生并未有推出“奉天靖难”具体是在哪一年，并将“向主立殊勋”与“奉天靖难”分开为相隔十年的两件事，认为敦煌民众仍忍受了十多年的妖氛，曹公方戡乱靖难，恢复了归义军的权威，使上下能够重沐大朝的皇恩[24] 。这显然是不合于当时之情势的。

　　笔者以为戡乱靖难，当即在911年。曹议金既然在两地议和活动中收获了一定的声望（未有史料证实其在议和中的作用，但以曹氏当时贵为长史的地位，理应参与其中，甚至一定程度上起了主导），而朝野对张承奉的怨愤亦是自然而然的。曹氏此时以“清君侧”为名入宫控制了张承奉，情理推断亦是极有可能的。

　　另据P.3405《金山国诸杂斋文范》，在金山国时期敦煌一度连发霜灾、蝗灾、兵灾、瘟疫等，白衣天子张承奉亲自主持祈福禳灾之法会，作为首厅宰相的张文彻[25] 亦亲自出马撰写祈愿文，而这几起灾异事件或即成为曹议金发动靖难之役的导火索：

　　国有灾疠合城转经

　　天有灾沴，则水旱相仍：疾疫流行，皆众生之共业。昨以城隍厉疾，百姓不安，不逢流水之医，何以济兹彫瘵？是以 我皇軫虑，大阐法门。绕宝刹而香气氛氲，列胜幡而宝幢辉曜。想龙天而骤会，柳塞虚空；天皇梵王，震威光而必至。二部大众，经声洞晓于阖城；五部真言，去邪魔之疫疠。使灾风永卷，不害于生民；瘴气漂除，息千门之氛浸。然后人安乐业，帝祚维祯。以二矅而齐辉，竝三光而洁朗。

　　水旱霜蝗（之事）

　　德能禳灾，功用必遂；福可去邪，其应必至。所以霜蝗起陆，因人心而感之；知过必改，天有酬祚。今者 我皇理国，子育黎元。既霜风早降，致伤西作之苗；螟蝗夏飞，必殒东成之实。哀投上帝，恳诉天曹，置坛场于野次，列金像于田畴。延僧开般若之真诠，慕法师声扬大教。钟声之音遍野，经声梵赞连天。四王必垂愍于生人，五帝宁伤于怯（法）界？ 我皇稽颡，诚谓至切于人民；手执金炉，愿息霜蝗之难。

　　瘟疫、蝗灾之后又是兵灾，无疑即是与甘州回鹘的连年战争。

　　兵贼侵扰

　　大雄流教，正在周文；白马驮经，法兰亲至。安士之场于洛阳阙下，以道论功；契发神踪，六通无比。所以周兴八百，兵戈不违；盗贼不起于邻封，狂寇泯踪于塞北。今者苍生福浅，致有伤残；飞累岁之狼烟，频遭寇我皇理化，意在安人；望乐业于畿中，静鸢鸱于碛表。万法之本，莫善于伽篮，去贼殄戈……龙沙无晏开之忧，西汉泯除于爟火。

　　文中仍称张承奉为“我皇”可见其尚未降格为“敦煌国天王”，当是国号为西汉金山国（908或909-911）时期的文书，《[禳]水旱霜蝗[之事]》文书的背景从文意推断当为夏末秋初，时在910年或911年；《兵贼侵扰》一文从“累岁”推测，或即在911年农历七月金山国战败纳歀之前不久，金山与回鹘战争趋于白热化之际。

　　连遭三四灾，敦煌已是民不聊生，即便是天子亲自出面禳灾，跪请，首厅宰相亲自撰文为国祈愿，也难以挽回失落的人心。金山国统治集团特别是金山天子张承奉想必已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更何况还有不久后的称臣乞和。当此天怒人怨之际，曹议金的“靖难”之举无疑是为国为民的正义之举，必会得到全国上下一致的拥护。

　　然而张氏似未立诛，仍称金山王或敦煌国天王，但大权渐归曹氏当无疑问：张氏三代节度敦煌六十余年，民望仍在，遽化张氏政权为曹氏，恐会落得索勋、李弘愿同样的下场，而刚刚结束战乱的敦煌也需要休养生息，在此前后，曹议金积累民望，广结大族，与之联姻，他先娶张议潮外孙女索氏为妻，继而复娶张议潮夫人宋氏同族女子为妻，然后于乾化四年（914）至贞明二年（916）间又娶甘州回鹘天公主为妻。[26] 虽然天公主排行第三，但在归义军政权中，其地位明显高于前二房夫人，在敦煌莫高窟第22、55、61、98、100、108、401、408窟和榆林窟第16窟都可见到此天公主的供养像。[27] 尤有进者，曹议金之姊妹、女儿分别出嫁敦煌世家大族翟氏、阴氏、张氏、氾氏、阎氏等23个本地大姓与蕃族豪姓中的十个[28]，故至三年后，其取代张承奉已不存在任何阻碍。

　　从部分敦煌发现的邈真赞可以看出，很多金山国时期担任要员的人物在曹议金时代继续仍为股肱重臣，如金山国文武第一人罗通达在曹氏政变后仍旧担任节度衙前都押衙这样的显职[29]，曾为金王出使后梁的张保山在“谯王秉节”后继续为曹议金效劳，屡立军功，并为曹氏“再收张掖”，亦因兹荣膺左马步都押衙之贵职[30]。因而可推知曹氏对张承奉一党当亦多半是诛其首恶，赦其从者，金王的铁杆骨干，金山国大宰相张文彻恐即在不赦之列：其在曹议金夺权四年之后悄然去世[31]。其死因是否与曹氏有关？虽未必然，亦何必不然。此人卒于梁使西来授职议金的同年，能说仅仅是巧合吗？然金王任用的其他人，特别是军事将领，则大多仍能得到重用，如张保山等。是故苏莹辉先生以为曹氏乃以金山国余孽为仇寇[32]，显然是一个略为扩大化的结论。

　　金山王的下场如何？史无明文，或当于幽囚中去世，或当被暗害，被明正诛杀的可能性较低，否则无论正史抑或敦煌文书皆当载此，而张氏之子亦当同时去世。《宋史》云：“朱梁时，张氏之后绝，州人推长史曹义金为帅。”[33] 而张承奉曾立有太子：《金山国诸杂斋文范·二月八日》有“东宫太子，乘历运于玉阶”，卷末又有“太子、宰相，文中总有，不要烦多”一语，[34]《白雀歌》亦云“太子福延千万叶，王妃长降五香车。”足证张承奉建国时，曾立太子以承帝位。考唐五代河朔故事，节度使被弑，往往阖家遭灭，则金山国“太子”及张承奉的其他亲属或当于幽囚中去世，或同时被曹议金杀害。总而言之，金山国叛逆集团之首恶在曹氏时期已然悉数退出历史舞台。

　　张承奉不自量力，自立为帝，妄与朱梁为敌，落得个可悲下场。曹议金上台汲取其教训，积极与后梁政权接触、通贡。冯培红先生以为曹氏在即位当年即914年中秋前夕便撰写状文，希望借由朔方节度的协助以沟通后梁，然因嗢末的劫掠，此次通贡未克成功。[35] 及至梁末帝时代，曹议金终于得见大朝天使，并得到官升一级之赏：P.3781《转经设斋文》云：“梁朝圣帝……清光表瑞，照西夏，远戍阳关；龙节虎旌，崇高品，新恩降塞”[36]，P.3262《河西节度使尚书镌窟发愿文》[37] 与P.3781《河西节度使修大窟功德记》亦分别对梁帝作出赞颂：“大梁帝主，永治乾坤，愿照边陲，恩加无滞。”[38] “大梁帝主，永坐蓬莱，十道争驰，誓心献款。”[39] 曹议金的检校官由尚书升为仆射，或即对其清除张承奉等悖逆后梁者的嘉奖。这在苏莹辉先生整理的第三、四首《望江南》中亦有反映：

　　龙沙塞，路远隔烟波。每恨诸蕃生留滞，只缘当路寇雠多，抱曲争那何。

　　皇恩溥，盛泽遍天涯。大朝宜差中外使，今因绝塞暂经过，路次合通和。[40]

　　据李正宇先生考证，这是贞明四年的事情[41]。

　　由于关键史料的缺失，这次晚唐五代归义军史上最重要的节度使更迭的详情我们仍然不甚了了，而对于或涉咏此事之《望江南》词的解读，在四十年前苏莹辉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的推进仍不显著。但现在至少可以判定，张曹之间的易代绝非不流血的和平过渡，张承奉与曹议金，一个自立为帝，一个奉梁朝为正朔，其执政理念根本冲突，而从归义军创建以来敦煌上下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的传统或是导致“靖难”发生，张承奉下台的本质原因。

　　由于曹议金出自异族（疑似粟特后裔[42]），故上台以来一直对张氏与亲张氏的敦煌大族采取笼络方针，故而当其巩固统治之后很可能为张承奉平反昭雪——正如唐朝皇帝也曾洗雪王武俊、李怀光、李克用等图谋不轨的节度使一样，这大约就是很多跨张曹两代的文臣、武将对出仕金山国的那一部分履历并不忌讳的原因吧。

作者简介：盖佳择（1989- ），男，汉族，江苏淮安人，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主要从事唐宋文献与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研究，杨富学（1965- ），男，汉族，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陇东学院特聘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敦煌学、西北民族史、古代宗教研究。

　　注释：

　　[1]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一），《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1981年，第67页。

　　[2] 黄征、吴伟编：《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 年，第916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页。录文见荣新江：《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文献》1989年第3期，第96-98页；郝春文等：《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98-399页，复据刘传启《敦煌丧葬文书辑注》补正第321页，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出版。

　　[4]《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第5926-5932页。。

　　[5]《新唐书》卷212《藩镇卢龙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第5985-5987页。

　　[6]《新唐书》卷214《藩镇宣武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第5999-6001页。

　　[7]《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第5921-5935页。

　　[8]《新唐书》卷148《田布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第4781-4786页。

　　[9] 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0年，第13-15页。

　　[10] 任二北：《敦煌曲校录》， 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第56-58页。

　　[11] 任二北：《敦煌曲初探》，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第257页。

　　[12] 汤君：《敦煌曲子词与河西本土文化》，《中国俗文化研究》第2辑（2004年刊），第193页。

　　[13]《后汉书》卷70《孔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264页。按此语于三国两晋为常见之语。

　　[14]《旧唐书》卷12《德宗纪》引德宗改元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9、340页。

　　[15] 苏莹辉：《论敦煌本<望江南>杂曲四首之写作时代》，《新社学报》（新加坡）第5期，1973年，第6页（收入氏著：《敦煌论集续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122页）。

　　[16]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531页。

　　[17] 杜海：《敦煌曹氏归义军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19-20页。

　　[18] [宋]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六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第80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38页。

　　[19]《敦煌国天王印》，见S.1563《甲戌年五月十四日西汉敦煌国圣文神武王敕准邓传嗣女自意出家》，见“国际敦煌项目（IDP）”图版，“大英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 British Library:Or.8210/S.1563。

　　[20] 苏莹辉：《论敦煌本<望江南>杂曲四首之写作时代》，《新社学报》（新加坡）第5期，1973年，第6页（收入氏著：《敦煌论集续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122页）。

　　[21]《旧五代史》卷138《回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82页。

　　[22]《白雀歌》号称“蜀地求才赞圣明”，多半是虚话，《白雀歌》的作者“三楚渔人张永（进）”多半亦不过郡望江南而已（江南四大姓朱、张、顾、陆，江南亦本楚地）。

　　[23] 苏莹辉：《论敦煌本<望江南>杂曲四首之写作时代》，《新社学报》（新加坡）第5期，1973年，第9页（收入氏著：《敦煌论集续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124页）。

　　[24] 苏莹辉：《论敦煌本<望江南>杂曲四首之写作时代》，《新社学报》（新加坡）第5期，1973年，第8页（收入氏著：《敦煌论集续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123页）。按苏氏受材料所限，仍以920年为曹议金取代张承奉之年，云是年乃清除金山国之妖氛。

　　[25] 李正宇以为从文字造型和书法结构看，《文范》与张文彻其他作品较相一致，且文章语气与其身份皆合，故断为其作品。李正宇：《敦煌文学杂考二题》，《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98页。

　　[26] 杨富学、路虹：《甘州回鹘天公主再考》，《石河子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93~95页。

　　[27] 杨富学：《回鹘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04~205页。

　　[28] 姜伯勤：《敦煌邈真赞与敦煌名族》，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1-55页；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61页。

　　[29] S.4654《罗通达邈真赞并序》，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37页。罗通达亡故于后唐。

　　[30] P.3518《张保山邈真赞并序》，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06-507页。

　　[31] 李正宇据P.3718所载大宰相张氏之子《张喜首和尚写真赞并序》（《敦煌碑铭赞辑释》437、438页）题记“乙卯岁九月二日”得出其卒于919年，据其文中“一岁以丧二贤”而知其父张文彻当卒于前一年即918年。见李正宇：《敦煌文学杂考二题》，《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98页。

　　[32] 按《望江南》第三首云“只缘当路寇雠多”，此寇雠是否指涉金王，不能考知。

　　[33]《宋史》卷490《沙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123页。

　　[34]《金山国诸杂斋文范十一篇校录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4册，第121页。参见颜廷亮：《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5~176页。

　　[35] 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78页。

　　[36]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0页。参见郑雨：《莫高窟第九十八窟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精神》，《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1992年，第39、40页。

　　[37]《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24页。录文见黄征、吴伟编：《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 年，第430页。

　　[38]《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39] 马德：《曹氏三大窟营建的社会背景》，《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第19-20页。

　　[40] 苏莹辉：《论敦煌本<望江南>杂曲四首之写作时代》，《新社学报》（新加坡）第5期，1973年，第2页（收入氏著：《敦煌论集续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118页）。

　　[41] 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材料》，《魏晋南北朝史资料》第11期，1991年，第277-280页。按李文之曹仁贵即曹议金。

　　[42] 荣新江：《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65～72页；冯培红：《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73-86页。

　　编按：本文原刊郑长铃主编《第三届“一带一路”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12月，第20—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