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来源：《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高昌回鹘新样文殊图像研究——以柏孜克里克第34、39窟为例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柏孜克里克第34、39窟的新样文殊图像，指出它们在绘画风格和内容方面的异同，考证了高昌回鹘文殊信仰和五台山崇拜流行的史实，并以较晚被纳入文殊使者行列的难陀童子为例证，证明高昌回鹘时期吐鲁番与五台山存在着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　 ...

来源：《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

高昌回鹘新样文殊图像研究——以柏孜克里克第34、39窟为例[1]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柏孜克里克第34、39窟的新样文殊图像，指出它们在绘画风格和内容方面的异同，考证了高昌回鹘文殊信仰和五台山崇拜流行的史实，并以较晚被纳入文殊使者行列的难陀童子为例证，证明高昌回鹘时期吐鲁番与五台山存在着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第34、39窟绘有新样文殊图像，内容大体相同，时代为10～12世纪，[2]即高昌回鹘前期。第34窟的新样文殊在20世纪初被俄国探险家盗割，现存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近期由张惠明先生对其进行了研究。[3]第39窟的新样文殊现留存于窟内，模糊几不可辨，幸有吐鲁番学研究院的徐东良先生进行了临摹，得以恢复其原貌。下面，我们对这两幅新样文殊图像进行释读，进而探讨高昌回鹘的文殊信仰及其与五台山的文化交流。

一、柏孜克里克石窟新样文殊图像考析

　　柏孜克里克第34窟的新样文殊（图1）被绘制在一个云纹组成的巨大圆环内，圆环的外围群山耸立，树木葱郁，并有芳草、小花点缀其间。群山之中有几座庙宇，朝山的香客或肩挑行囊前行、或虔诚跪拜，僧人于山间静谧处禅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庙宇均集中在画面的四隅山内，朝山的香客行进方向也均朝着四隅，由此可见，东西南北四方的山，表现的是五台山中的四台，而中央的新样文殊诸尊，表现的是文殊化现于中台的场景。此外，文殊上方有圆光、圣钟、佛首、佛手、佛足等化现情节。因此，整幅图像应该叫五台山化现图，新样文殊则是突出的主体。

圆环内的文殊菩萨，具圆形头光与背光，戴花冠，面左，上身戎装，下身着裙，一手托花瓶，一手持如意，半跏趺坐于一威猛的狮子背上。狮子四蹄踏莲花，作回首状，被一武士（于阗王）牵引着向左行进。武士怒目圆睁，身着戎装，两袖挽起，两手奋力执缰绳，足踏莲花，亦向左行进。狮子的下方有二童子（其中一位为善财童子），盘腿而坐，裸身披帛环绕，左侧童子一手执香炉。文殊的右侧自上而下有持斧头的天王、持杖的老人（文殊所化现）、双手合十的菩萨与比丘（佛陀波利）；文殊左侧自上而下为比丘、持剑天王、双手合十的菩萨、持幡的引路菩萨。

无独有偶，与第34窟出自同一粉本的还有第39窟的新样文殊图（图2），亦为五台山化现图的一部分，构图布局、内容两者大致相同，略有不同之处为：（1）第34窟文殊一手托花瓶，一手持如意；第39窟文殊双手托如意。（2）第39窟文殊左侧上方比第34窟多一菩萨与一比丘。（3）第39窟文殊右侧的比丘（佛陀波利）较第34窟的比丘显得更年轻些。

所谓新样文殊，是相对于旧样文殊而言。就敦煌石窟来说，隋末至初唐开始出现骑狮文殊图像，[6]文殊的眷属为驭狮的昆仑奴、善财童子和胁侍菩萨、天王等，此为旧样文殊。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北壁有一幅文殊图（图3），发愿文中出现“敬画新样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字样，由此可以判断，这幅壁画是为新样文殊。文殊的眷属有四身，二持花供养菩萨、一驭狮者、一童子（善财童子），其中驭狮者右上方榜题有“于阗国王”字样，可见此驭狮者为于阗王无疑，其形象与旧样文殊中的昆仑奴判然有别。学界对于新旧样文殊，提出不同的区别标准，一般来讲，驭狮者是否为于阗王，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发愿文中提到此幅新样文殊的绘制年代为“大唐同光三年”，即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既然为新样，则此题材必出现不久。

莫高窟第220窟的文殊、善财童子与驭狮的于阗王被称之为新样文殊三尊。与三尊相对，又有新样文殊五尊，所谓五尊，是指三尊加上文殊化现的老人与僧人佛陀波利。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一幅出自敦煌藏经洞的白描画稿（P.4049），为新样文殊五尊的典型。关于此幅白描画，根据画风判断时代应该在五代，荣新江先生认为是莫高窟第220窟新样文殊的底稿，[8]沙武田先生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法藏白描画不应视为第220窟新样文殊的底稿，[9]但未给出年代的判断。我们认为一个事物的发展和一个故事的丰富，一般情况下应该是逐步累加的过程，新样文殊三尊到五尊的变化也应符合这个规律，所以，新样文殊三尊的出现不迟于925年，而五尊的出现则在925年之后。

新样文殊三尊和五尊在敦煌大量出现，也出现在全国其他地方，甚至远播到日本。那么，此种图像源自哪里呢？学界普遍认为来自五台山。五台山是文殊化现故事的始源地，是佛教徒特别是文殊信仰者的圣地，赴五台山朝圣者不绝如缕，周边诸民族更是心向往之。史载唐太宗贞观十年（636），新罗僧慈藏赴五台山朝圣；[10]唐穆宗长庆四年（824）九月，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11]太和二年（828），渤海国僧贞素至五台山灵境寺；[12]开成五年（840），日本慈觉大师圆仁巡礼五台山，获《五台山化现图》一铺；[13]后唐庄宗同光年间（923~926），于阗僧人游历五台山。[14]那么，作为敦煌以西的高昌回鹘，他们的文殊信仰和五台山崇拜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二、高昌回鹘的文殊信仰与五台山崇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外探险家在吐鲁番获取大量的各语种文书，其中与文殊菩萨相关的回鹘文佛经有《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与《文殊师利成就法》。《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在元代由释智重译，题曰《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回鹘高僧迦鲁纳答思于1302年在大都的白塔寺，即大圣寿万安寺（现在的妙应寺）翻译为回鹘文。[15]吐鲁番出土该经残片约有40余件，均为木刻本，推测有三四个系统的版本，现存德国柏林。[16]此外，回鹘文本的《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还有汉语注音本在吐鲁番出土，其中8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1件藏于德国柏林。这些回鹘文汉语注音本的发现：“一方面说明当时回鹘佛教界存在着用汉语诵经的情况，同时也体现了回鹘人对该经的偏爱，因为在为数众多的回鹘文佛经写、刻本中，汉语注音本毕竟是相当罕见的。”[17]《文殊师利成就法》是由回鹘人括鲁迪·桑伽失里从藏文译成回鹘文的。该文献现存残片1叶，正面存文字22行，背面存15行，是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盗掘的，现存龙谷大学图书馆。[18]除了回鹘文佛经的翻译外，回鹘人还投入了极大热情创作诗歌来赞颂文殊菩萨，现藏德国柏林的1件(编号为Ch/U7118)用草体书写的回鹘文头韵诗，就是专门赞美文殊菩萨的，时代为蒙元时期。[19]

回鹘人对文殊的信仰不但体现在佛经翻译和创作赞美诗上，还体现在敬造图像方面，柏孜克里克石窟的两幅新样文殊就是很好的例证。此外，现藏吐鲁番博物馆的一件回鹘文文书，记载了一位回鹘佛教信徒阿三·托合弥失请人制作七尊佛像之事，这七尊佛像中即有文殊金绣像一幅。[20]笔者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调查时，发现不少出自吐鲁番的纺织品绘画，其中有4件是描绘文殊菩萨的，时代为9～11世纪，呈现出明显的中原绘画风格，可惜的是残损太甚。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吐鲁番出土的佛经插画中，也有文殊菩萨的图像，绘画风格是藏式的（图4）。

图4 吐鲁番出土佛经插画中藏式文殊菩萨[21]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和文殊菩萨化现的圣地，也是整个东亚佛教文化圈崇敬的圣地，高昌回鹘对文殊的信仰亦会体现在对五台山的崇拜上。近来，德国著名回鹘文专家茨默先生释读了出自吐鲁番的三件回鹘文写本《五台山赞》。其中第一件为敦煌汉文本《五台山赞》前部第一、第二、第六赞之译文；第二件为《五台山赞》后部第十五至十八赞内容之译本；第三件为用回鹘文拼写的汉语《五台山赞》起首部分。回鹘文译本与敦煌汉文本《五台山赞》契合度极高，只是偶有因理解错误而导致的误译。回鹘文本《五台山赞》的底本当来自敦煌的汉文本。[22]回鹘人对五台山的崇拜不单单停留在文本的赞叹上，更有亲赴五台山朝谒者。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一月癸酉：

礼宾院言：“回纥僧哈尚贡奉赴阙，乞赴五台山瞻礼。”上曰：“戎羯之人，崇尚释教，亦中国之利。可给粮，听其请。”[23]

虽然，我们不能判别此回鹘僧具体来自何地，但也不能排除来自高昌的可能。《佛祖历代通载》记述了元仁宗时（1312～1320）高昌回鹘大德舍蓝蓝施舍资财在五台山建寺的史实：

舍蓝蓝，高昌人……仁宗之世，师以桑榆晚景，自谓出入宫掖数十余年，凡历四朝事三后，宠荣兼至，志愿足矣，数请静退居于宫外，求至道以酬罔极。太后弗听，力辞弗已，诏居妙善寺，以时入见，赐予之物不可胜纪。师以其物创寺于京师，曰妙善。又建寺于台山，曰普明，各置佛经一藏，恒业有差。[24]

此处的台山，即五台山之略称。舍蓝蓝“历四朝事三后”，可谓“宠荣兼至”，但她一心向佛，甚至在远离政治中心大都的五台山出资修建普明寺。由此可见，舍蓝蓝对文殊圣地五台山的向往与崇敬之心是多么强烈。

以上事实，使我们相信宋元时期的高昌回鹘，五台山崇拜和文殊信仰是相当繁盛的。既有回鹘文《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和《文殊师利成就法》的存世，又有回鹘文《五台山赞》的流传，尤有进者，回鹘僧人还亲赴五台山瞻礼，舍蓝蓝更于五台山修建寺院。透过史料，我们可知朝拜五台山者，除了瞻仰文殊圣迹外，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获得五台山图或文殊图。在他们看来，只有亲赴文殊圣地请得的图像才是神圣的，对于周边诸民族来说，这种愿望显得更为迫切，如吐蕃之求《五台山图》和日本僧人圆仁之请人画《五台山化现图》就是明证。因此，我们推测柏孜克里克石窟新样文殊的底稿，极有可能是回鹘僧人朝拜五台山时获得的，而该新样文殊中多出来的一位童子形象，也能说明此点。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34、39窟文殊右侧上方的持杖老人是文殊自身化现的，持杖老人下面的僧人是佛陀波利，文殊下方的驭狮者为于阗王，于阗王下方二童子中一位是善财童子，而另一位童子就是前文所说的多出来的童子。之所以说是多出来的，是相对于其他新样文殊中只有一身善财童子而言。关于多出来的这位童子，据我们考证，应为难陀童子，典出日本天台宗僧承澄编撰的《阿娑缚抄》：

佛陀波利、善哉（财）童子、大圣老人、难陀童子、于阗国王，已（以）上文殊使者也。[25]

难陀童子是净饭王的儿子，释迦牟尼的弟弟，后随释迦牟尼出家，证阿罗汉果，在佛诸弟子中，被誉为调和诸根第一者。难陀童子作为释迦牟尼的弟弟，是何因缘而成为文殊菩萨的使者，不得其详。五台山胜迹故事多收集在《清凉三传》中，如新样文殊中的文殊菩萨、于阗王、善财童子、佛陀波利和文殊老人均记载于《广清凉传》。难陀童子作为文殊的使者，既不见于成书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的《广清凉传》中，也不见于成书于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的《续清凉传》中。直到《阿娑缚抄》问世才珊珊出现，而《阿娑缚抄》是承澄从建长三年（1251）起，经十数年，依经典仪轨及口传记录整理而成的。由此可见，难陀童子跻身文殊菩萨的使者行列是比较晚的，至于晚到什么时候，我们认为其上限不应早于《续清凉传》成书的年代——1088年，下限当在12世纪末。

吾人固知，无论是于阗王、善财童子，还是持杖老人、僧人佛陀波利，都与文殊化现故事有关，且均发生在五台山。依理而论，难陀童子作为文殊的使者，也应该与文殊化现故事有关，该故事的发生地也应该在五台山。新样文殊从三尊发展到五尊，最后又增加了难陀童子，或可称为六尊。而此六尊目前只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发现，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就连新样文殊集大成之地的敦煌也没有。这进一步证明前文推测之不虚，即柏孜克里克石窟发现的新样文殊底稿可能直接来源于五台山，这反映了高昌回鹘时期吐鲁番与中原内地五台山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

自唐代初年开始，五台山就成为整个东亚佛教信徒向往的一处圣地，日本、朝鲜、吐蕃、于阗诸国家与政权的僧侣不远万里奔赴五台山朝拜，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唐末五代宋元时期的高昌回鹘，对五台山朝拜和文殊信仰达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炽热程度，他们从高昌出发，途次河西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酒泉文殊山，一路巡礼，到达五台山。在这条漫长的巡礼路线上，留下了不少佛教信徒参瞻、礼拜文殊菩萨的回鹘文题记，这其中就有来自高昌的回鹘人。[26]

柏孜克里克第34、39窟所绘新样文殊图像，内容大致相同，被绘制在以云纹勾勒的圆环内，造型典雅大气，布局疏密得当，是高昌回鹘前期难得的佛教绘画佳作。新样文殊中的难陀童子跻身文殊使者的行列，典出日本天台宗僧承澄编撰的《阿娑缚抄》，属于五台山文殊化现故事之范畴。作为一种图像范式，难陀童子只出现在柏孜克里克石窟的新样文殊中，其他地区尚未发现。结合回鹘时期五台山信仰的流行及回鹘人朝拜五台山的事例，我们认为难陀童子的突现反映了高昌回鹘时期高昌与五台山文化交流的史实。新的佛教图像式样从五台山传到高昌，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原佛教文化一直是高昌回鹘佛教长期繁荣兴盛的源泉。

[1]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吐鲁番藏传佛教遗存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18BZJ025）阶段性成果。

[2]贾应逸：《柏孜克里克石窟初探》，载氏著：《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0～432页。

[3]张惠明：《俄藏柏孜克里克石窟的一幅高昌回鹘时期的五台山文殊图壁画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五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57～179页。

[4]现藏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李静杰先生拍摄。

[5]徐东良先生临摹，王征先生据其底稿线描。

[6]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7]照片由沙武田先生提供。

[8]荣新江：《从敦煌的五台山绘画和文献看五代宋初中原与河西于阗间的交往》，《文博》1987年第4期，第69页。

[9]沙武田：《敦煌P.4049“新样文殊”画稿及相关问题研究》，《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第28页。

[10]〔高丽〕一然著；权锡焕，陈蒲清注译：《三国遗事》卷三，塔像第四“台山五万真身”条，岳麓书社，2009年，第320页。

[11]〔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66页。

[12]王重民，孙望，童养年辑：《全唐诗外编》（上），中华书局，1982年，第275页。

[13]〔日〕圆仁著；白化文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二、卷三，开成五年四月廿三日条至七月六日条，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64～322页。

[14]〔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一四《唐太祖家人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44页。

[15]Y.Kasai，Dieuigu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Berliner TurfantexteXXVI).Turnhout，2008，Nr.48；中村淳：《元代大都敕建寺院の寺产》，《驹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71号，2013年，第16～17页。

[16]G. Kara / P. Zieme, Die uigurischen übersetzungen des Guruyogas “Tiefer Weg” von Sa-skya Paṇḍita und der Mañjuśrīnāmasaṃgīti (Berliner Turfantexte VIII), Berlin, 1977, Text B; G. Kara, Weiteres über dir uigurische Nāmasaṃgīti.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8, 1981, p. 233; J. Elverskog, Uygur Buddhist Literature (Silk Road Studies I). Turnhout, 1997, pp. 114-116.

[17]杨富学，张艳：《回鹘文〈五台山赞〉及相关问题考释》，《五台山研究》2014年第4期，第54页。

[18]小田寿典《ウイグル文文殊師利成就法の断片一叶》，《东洋史研究》第33卷第1期，1974年，第86～109页。

[19]P.Zieme，Buddhistische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 (Berliner TurfantexteXIII)，Berlin，1985，Nr.32.

[20]〔日〕梅村坦著；杨富学译：《中华人民共和国藏回鹘文写本》，《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 2 期，第154页。

[21]照片由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提供，馆藏编号III7480。

[22]〔德〕茨默著；杨富学，熊一玮译：《三件古突厥语〈五台山赞〉残片》，《吐鲁番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2页。

[2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一月癸酉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 638页。

[24]〔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九册史传部一，第734页c栏。

[25]〔日〕承澄撰：《阿娑缚抄》卷九十九《文殊五字》，《大正新修大藏经》图像部九，第238页c栏。

[26]详见〔日〕松井太著；刘宏梅译：《敦煌石窟中回鹘文题记劄记（二）》，《吐鲁番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120～127页。

(作者单位：吐鲁番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