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1年5月18日下午2:00-4:00，应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的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先生在仙林校区敬文图书馆二楼西报告厅，为我校师生带来了题为《从三星堆埋藏坑看古蜀文明》的讲座。此次讲座是我校考古学系列讲座总第46讲（考古名家讲坛第23讲）。讲座由我院王志高教授主 ...

　　2021年5月18日下午2:00-4:00，应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的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先生在仙林校区敬文图书馆二楼西报告厅，为我校师生带来了题为《从三星堆埋藏坑看古蜀文明》的讲座。此次讲座是我校考古学系列讲座总第46讲（考古名家讲坛第23讲）。讲座由我院王志高教授主持，校内外师生共计一百五十余人到场聆听了本次讲座。

　　近期，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六个埋藏坑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瞩目，也引发了社会上的极高热度。孙华老师的此次讲座，即是在回顾与总结三星堆埋藏坑既有发现与认识的基础之上，结合考古新进展提出一些新认识，以深化对古蜀文明早期阶段的探讨。

　　讲座伊始，孙老师首先回顾了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历史。

　　三星堆文化是分布在中国西南四川盆地内、年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1600至前1200年间的青铜文明，三星堆遗址即是三星堆文化的中心遗址。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该遗址就出土过一批精美的玉石器。1934年，当时华西大学博物馆的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 Graham）等根据该线索，在出土玉石器的地点进行了发掘，这是三星堆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在1986年发现两个埋藏坑之前，三星堆遗址已经历过1963、1980至1986年的若干次考古调查和发掘。考古学界也早就开始重视三星堆遗址，认为它是古蜀文化的源头。1986年三星堆两个埋藏坑的发现，使得国内外学术界对三星堆的认识上了一个新台阶，也掀起了一个探索三星堆的热潮。这两个埋藏坑出土的文物曾在国内外多地博物馆进行过专题展览。上世纪90年代，当地政府又在三星堆遗址新建了三星堆博物馆。最近，三星堆博物馆的扩建和遗址公园建设也在逐步推进。

　　与此同时，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也在持续进行。1987至199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先后确认了三星堆东、西、南三道外城墙，并解剖了遗址西北部纵横的两道内城墙遗迹，从而认识到夏商时期的三星堆遗址是一座被宽大土城墙围绕、西北部还有一个内部小城（月亮湾小城）的规模宏大的城邑。2000年迄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不仅对遗址做了全面钻探，还通过考古发掘新确认了三星堆东北小城，新揭露了西北小城北部的青关山大型建筑群，使得学界对三星堆遗址的布局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2018年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三星堆遗址几个重要地点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在三星堆原先两个埋藏坑之间发现了六个先前不知道的埋藏坑。三星堆研究即将迎来一个新的高潮。

1986年三星堆1、2号坑发掘场景

三星堆古城范围和功能分区示意图（20世纪的发现和认识）

　　接着，孙老师总结了关于三星堆遗址和埋藏坑的既有认识。

　　三星堆遗址是我国长江上游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先秦遗址。根据孙老师的研究，三星堆遗址可分为三期：在第一期（宝墩村文化）时，三星堆聚落的规模虽然很大，但可能还没有营建城墙。第二期（三星堆文化）是三星堆遗址的主体，三星堆文化就是以该期遗存为代表。这一时期内，三星堆的先民修筑了城墙，营建了大型建筑，制造了大量的玉石器和青铜器。这是三星堆遗址一个大的转变，也是该遗址的繁荣时期，同时是四川青铜时代的开始时期。至第三期（十二桥文化）时，原先的宫殿、神庙、城墙都已毁弃，统治阶级和主要居民迁往他处，遗址范围内只有少数地点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存。三星堆遗址从都城跌落至普通聚落，这是三星堆遗址又一个大的转变。

　　关于第二期所营建三星堆古城的平面布局，从已有的考古发现看，城市被穿城而过的马牧河划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宫殿区与神庙区隔河相望；同时贯穿全城的南北向内城墙再将城市划分为东、西两部分。这种划分其实很容易理解。马牧河的南部是神职人员进行宗教祭祀活动的区域，这一区域相对单纯，需要有单独的城墙分隔开。而居住在城市北部的人们不全部是王公贵族，不同社会等级的社群需要有城墙分隔成不同的区域。因此，三星堆古城形成了北部并列双城、南部单城或并列双城的近似“田”字形的城市布局。

　　三星堆古城的规划蕴含着法象天汉的思想，对以后古蜀王国历代都城的规划影响都很大，在紧接三星堆古城之后出现的成都金沙村遗址、古蜀国最晚的开明王朝的都城成都遗址均可找到印迹。古蜀国的都城规划思想，在秦灭巴蜀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整合入秦汉文化的体系中。在秦统一后营建的大咸阳、西汉长安城乃至于隋唐洛阳城等，都还可以见到此类规划思想的孑遗。

三星堆遗址第二大期的变化

法象天汉城市模式的分析

　　三星堆埋藏坑是目前三星堆研究中着力最多之处。自1986年以来，国内外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关三星堆的论文和专著。经过多年的研究，关于1986年发现的两个埋藏坑，学界已有一些共识。在埋藏坑的年代问题上，通过埋藏坑内陶器与三星堆遗址陶器的分期编年对比可知，三星堆埋藏坑的年代在三星堆文化行将结束、十二桥文化即将开始之时，其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在埋藏坑的性质问题上，经过长期的研究，学界的基本认识已经集中在“祭祀坑”和“埋藏坑”两个方面。“祭祀坑说”认为这两个坑是三星堆人特殊祭祀活动的遗存，这是学界最普遍的主流认识；“埋藏坑说”则认为这是三星堆发生重大变故后毁坏神庙陈设的埋藏，至于是何种变故，则又有外敌入侵和内部动乱两种看法。

三星堆陶器分期图及三星堆器物坑所处年代

　　关于两个埋藏坑内数量众多、残损严重的器物，在经过归组和复原研究后可以看出，它们分属三个不同的群体：神像、人像与供奉礼仪用器。随后，孙老师对这三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一一进行了解读。

　　第一群神像以两棵青铜神树和三具凸目尖耳铜神面像为代表。三星堆二号坑出土了两棵青铜铸造的大型神树，以及大量的铜树残件和挂件。由于残损的缘故，原报告认为铜树有大小共6棵。孙老师认为二号坑大多数残损的铜件都是这些铜树上的，真正具有底座的大铜树就两棵。而这两棵神树应是东方扶桑和西方若木的象征。坑内出土的凸目尖耳青铜面像体量为三星堆铜像之最，特殊的眼睛和耳朵以及鼻梁上的一缕云气显示了其神的色彩，故这些应该就是三星堆王国神庙中人首鸟身神像的脸面装饰。原先完整的太阳神像头部和身躯都是木雕的，木质的部分已经随着神庙的焚毁而消失，只有凸目尖耳的青铜面部装饰被保留下来。

三星堆人宇宙观念模型

凸目尖耳青铜面像

　　第二群人像以铜人面像、大铜立人像和大量铜人头像为代表，它们应该是三星堆王国统治阶级的写照。大铜立人像是人像中最引人注目者，实际上除了手中所持之物外，人像身上佩戴的其他物件也需要复原。有学者通过对比埋藏坑出土的带有双柄的铜壳与金沙遗址等地出土的玉剑鞘、铜带鞘剑等，推断铜壳表现的是悬挂在人像腰间的带双剑的剑鞘。埋藏坑出土的大量铜人头像实际上应当是铜首木身人像的残余物，其颈部下端的三角形即是木制身躯衣领的夹角，这一点参照大铜立人像便可知。除此之外，埋藏坑内出土的龙首杖和鸟首杖可能是三星堆不同贵族首领所持的权杖。

铜人面像

大铜立人像和铜人头像的对比

双柄铜壳佩戴复原

　　第三群供奉和礼仪用器，以方尊形铜熏炉、铜尊、铜罍、大量玉石器和象牙等为代表。孙老师向大家重点介绍了二号坑内出土方尊形铜熏炉——“铜神坛”的复原。该铜器出土前已经被烧毁了大半，四方形的主体只有一面多一点被保存下来。孙老师提出的复原方案中“铜神坛”由四层构成：第一层是中字形的底座及其上的两头怪兽和两个牵兽人，两头怪兽头尾方向相反；第二层圆形平台的周边等距离站立四个立人像，每个人像双手握着一根树枝状的东西；第三层是被下层四个立人头顶着的“神坛”的主体——三段式方尊形器，尊的底部还悬挂着一个小铜铃；第四层是扣在方尊形器口部的有着镂空花纹的四面坡形盖子，盖顶有一个跪坐的人像。如果跪坐人像上没有其他构件的话，整座“铜神坛”高度大约在110厘米左右。这应该是陈放在神像前面的铜熏炉，并非铜神坛。

“铜神坛”复原

　　关于坑内埋藏物的来源，孙老师认为这些器物呈现出鲜明的神庙内陈设的特点，故他在20多年前就推断，三星堆埋藏坑是三星堆人的神庙毁弃后的埋藏。

　　随后，孙老师结合三星堆的新发现，就一些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

　　此前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1986年发现的两个埋藏坑提出来的，而这两个埋藏坑并不相连。新发现的六个埋藏坑势必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如已发现的八个埋藏坑是否具有同时性，原先对埋藏坑性质、成因、器物来源的推断能否成立等。孙老师从坑群的埋藏现象入手展开了分析。他认为，埋藏坑群位于高耸于地表的名为“三星堆”土台西南一侧，三个土台原本下部相连而上部各自独立，应属人工堆筑形成。坑的方向基本上与土堆的方向垂直，二者存在呼应关系。孙老师推测这三个土堆可能是神庙建筑的高台（该高台下面相连的部分也可能是城墙的一部分），并认为三星堆的这些埋藏坑及场所是有规划地统一营建的。具体的营建过程，可能为先在三星堆土台西南一侧寻找了一块场地，再运来被火烧毁的建筑垃圾（红烧土）垫平场地，然后运来纯净的黄土铺垫场地的表面，之后再在场地上按照规划挖了六个长方形土坑。土坑挖好后，三星堆人可能还举行了一些仪式，然后才将神庙烧毁的像设、陈设和建筑残件放在坑内，最后用泥土填平了这些土坑。三星堆埋藏坑的这些埋藏现象，连同坑内出土的文物反映的年代的一致性，以及坑内神像和人像兼具的情况，都显示了这些埋藏坑更像是三星堆人处理自己毁坏的神庙像设和陈设的行为。

　　至于为何说最初规划时只有六个埋藏坑，孙老师认为面积较小、深度较浅的5、6号坑可能是其他六个坑填埋完成后才形成的。这两个坑的性质既有可能如发掘者推测的是当时或稍后祭祀活动的遗留，也可能是对之前漏埋的神庙毁弃物补充掩埋的埋藏。

三星堆埋藏坑平面图

三星堆埋藏坑挖掘之前平整的广场范围示意图

三星堆埋藏坑剖面示意图

三星堆埋藏坑与土台关系示意图

　　除此之外，现有的新发现也为其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线索。如此前1、2号埋藏坑已经发现了两棵象征着太阳升起和落下之处的大铜树，但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体系中，还有一棵耸立于天地之中的神树“建木”。目前三星堆3号坑已经显露出铜树残件，上面有坐着的人像，这或许就与“建木”有关。

　　最后，孙老师介绍了北京大学承担的三星堆8号坑考古发掘的情况，指出新发现的三星堆埋藏坑的考古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中，更多重要的发现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后期的整理、修复与研究工作尚需要很长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三星堆埋藏坑的新发现和新资料，一定会推动古蜀文明的研究走向深入。考古学家需要细心和耐心，我们的爱好者也不能太着急。

3号坑发现的铜树残件

　　讲座结束后，王志高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他说，孙老师长期关注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新发现印证了他早年的推测，相信孙老师讲座中对三星堆埋藏坑新发现的解读具有相当的前瞻性。

　　随后，文博系本科生分别就三星堆神像属性的确定、三星堆人像没有眼眸的原因、埋藏坑周围是否有神庙建筑遗迹、“绝地天通”观念的来源等问题向孙老师求教，孙老师一一予以耐心解答。研究生马健涛同学曾考察过家乡遵义周围的海龙屯土司遗址，发现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这处遗址并没有得到当地政府重视，保护管理状况堪忧。就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马健涛同学与孙老师进行了交流。孙老师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忽视“真古董”，大搞“假古董”的做法不仅违背了保护原则，同时也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地方政府应当给予文物保护以足够的重视，利用文化遗产推动地方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交流环节结束后，文博系学生代表向孙老师献花致敬。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文：王耀文 图：孙华 朱广金）

（图文转自：“南师文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