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华书局编审、著名中外关系史学者、古籍整理专家谢方先生于2021年5月31日下午在上海逝世，享年89岁。谢方先生，广东省德庆县人，1932年12月出生，1953年9月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华书局工作，长期从事古代中外关系史方面典籍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谢方先生担任编辑工作期间，主持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

中华书局编审、著名中外关系史学者、古籍整理专家谢方先生于2021年5月31日下午在上海逝世，享年89岁。

谢方先生，广东省德庆县人，1932年12月出生，1953年9月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华书局工作，长期从事古代中外关系史方面典籍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谢方先生担任编辑工作期间，主持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等学术特色鲜明的丛书，尤其是“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大唐西域记》的整理工作，谢方先生从借调各方面专家组成整理班子，到拟订整理方案，统一体例，都付出了极大努力，此书最后由季羡林先生定稿出版。

谢方先生回忆二十六年间整理出版《大唐西域记校注》的文章刊登于《书品》1986年第1期，今日转载该文表达我们对谢方先生的沉痛悼念。

慈恩顶骨已三分，西竺遥闻造塔坟。

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

——陈寅恪《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

这是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于1964年春赠向达先生的一首诗。所谓“缀遗文”，指的就是从1962年起向先生致力于整理研究《大唐西域记》一事。当时向先生久仰陈先生在佛学和梵文方面的造诣，特地从北京专程到广州中山大学陈先生寓所请教《西域记》中有关佛学和梵文的问题，故诗中有“吾有丰干饶舌悔”之句。二位学者不远千里相会，共同切磋学术问题，一时传为佳话。现在，陈、向二先生早已作古，而由季羡林等同志新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最近已由中华书局出版。我是此书的责任编辑，也是二十六年前向先生等着手整理此书的联系人，抚今追昔，感慨良多！最近有一些同志常向我问及新校注本和过去向达先生、章巽先生等整理此书的关系，因追忆其事，写成此文，并作为对已经辞世的前辈向达先生的怀念！

《大唐西域记》是唐代高僧玄奘游学印度归国后写的关于中亚和南亚历史地理的名著。但此书长期以来，在国内却很少有人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更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点校本和注释本。而在国外，特别是西欧和日本，早已有好几种不同的译注本和大量的研究论著发表。因此，解放以来，整理出一个完善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本，是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

最早提出整理《大唐西域记》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向达先生。1958年，向先生拟定了一个《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计划，共收录古籍42种，准备陆续整理出来交中华书局出版。所列的第二种书，就是《大唐西域记》。当时我是向先生《蛮书校注》一稿的责任编辑，经常拜访向先生，并向他请教；我局的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就让我担任这套《丛刊》的责任编辑，与向先生联系。当时向先生正在整理《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和《两种海道针经》三书。《西域记》工作量较大，他要留待以后再进行。

向达先生

不久，1959年4月，金灿然同志收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主任金兆梓的一封信，信中说到：

日前章丹枫（即章巽）、范祥雍两同志交来整理《大唐西域记》计划一份，我已略读一遍，似与尊意尚为相符。章、范两同志并面称志在超过国际水平，不仅赶上国际水平也。……（摘自中华书局业务档案卷，下文所引未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摘自业务档案卷。）

金兆梓的信中并附有章、范两先生整理《西域记》的计划一份。灿然同志即征求陈乃乾先生和我的意见。陈先生完全同意接受此稿，我也觉得向先生当时尚无力顾及此书，即使将来愿意搞，也可采取共同协作的形式进行。于是灿然同志便决定接受章、范二人约稿，并把他们拟的《西域记》整理计划打印出来，分别向各大专院校及研究单位、专家征求意见，很快便得到了各方面的热烈支持。1959年底，我们又将章、范两先生的《西域记》校注本列入组稿计划，并预定于1962年发稿。

与此同时，1959年7月范祥雍先生又就《西域记》的整理问题到北京来拜访向达先生，向先生当时也表示愿意支持章、范两先生的工作。他在给中华书局编辑部的信中说：“我所藏关于《西域记》的材料不多，已同范祥雍先生谈过。他们如果认为有用，我都可以奉借。”由于向先生当时已被错划为“右派”，像整理《西域记》这样复杂繁重的工作，没有校方领导的布置和支持，不能贸然进行。当时他整理《西洋番国志》等书，也是经过系领导同意的。灿然同志曾对我说：“向先生的稿子来了，可以加工付排，付型后先放着，待他帽子一摘，我们就马上付印出书。”果然，向先生在1961年“摘帽子”后，他的《蛮书校注》和《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等四种书很快就出版了。

向达先生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但是，在1961年1月间，北大历史系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整理《大唐西域记》的计划。现将当时系主任周一良同志给金灿然同志的信摘录如下：

关于《大唐西域记》，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包括向达、邵循正、季羡林、邓广铭和我），由向达提出了几点初步意见，并就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汇报如下：

一、 关于校注的要求，我们认为应当超过所有外国的译本，表现出我国学术水平，体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和古为今用。

二、 关于注释工作，我们认为应当在吸收中外学者已有成果之外，还有新的成就。苏联和印度学者关于中亚和印度的考古发现，足以与本书相印证的，都应当吸取。

……

五、范、章两先生原订计划是六二年完成，我们考虑仍旧以此期限为目标，争取提前，……希望和范、章两先生联系，了解一下他们的校勘工作进展情况，有些已作的工作不便重复。请中华召集一个会，北大同志之外，请周叔迦（佛教会）、石峻（人大哲学系）、夏鼐（考古所）、贺昌群（科学院）等参加。

对于北大历史系提出的这个计划，我们很快就赞同了。这主要是不但校注阵容强大，而且完成时间也能提前。我们同时有了南北两个约稿对象，既可以出两种本子，必要时也可合起来出一种。我们当时完全过高估计了北大组织的集体力量。其实，除向先生外，其他诸人都各有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社会工作，很难抽出来搞《西域记》的校注；而南北合作，事实上也存在很大的困难。不久之后，我们就收到章巽先生的覆信：“今承告贵局决定委托北京大学历史系主持其事，甚表赞同，以后如有需要协助之处，凡力所能及，自乐于从命。”于是，原来是向先生支持章、范两先生搞的，现在变成了章，范两先生支持北大搞。而北大历史系除提出计划外，却久久无行动，会也没有召开，只有向先生一个人常向我发点牢骚，说工作开展困难，没有资料，无法单干下去。实际上当时高等学校正在“拔白旗”，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谁还敢闭门搞古籍整理呢？上海章、范二先生因不了解北大的情况，工作也停顿下来。因此，原来希望南北两家共同整理《西域记》的可喜局面，到了1962年，实际上已宣告流产了。

以上是整理《大唐西域记》的第一个阶段。

1962年，随着《蛮书校注》等书的陆续出版，向先生的精神也振奋起来；这时他又向我们提出他酝酿已久的整理《西域记》的三步计划，并决心以余生的精力独自来完成它。他在1962年5月给中华书局写了一个报告，就提出了这一设想：

一、关于影印本问题（即将现存的敦煌残卷本、福州藏残卷本和赵城藏残卷本三个古本《西域记》辑在一起，加上序言，予以影印出版。略）

二、关于底本和简注本问题。简注本除本文详细校正，分段落加标点外，并于费解的辞句、典故、古代地名、宗教派别等等，与以简单的注释，附带地图以表明玄奘的行程，并将道宣的《高僧传》中的玄奘传作为附录，以供一般读者参考之用。《西域记》本文约十万字，简注本大概有二十万字。

三、关于详细的校注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些。既有批判继承问题，也有推陈出新的问题；既要总结过去的成绩，也要反映出今天的研究水平。

向先生提出了要搞影印本、简注本、详注本三种本子，我们当时是完全予以支持的。在1965年以前，他差不多主要就是搞影印本和校勘标点本的工作。1963年，他在北大历史系与中文系合办的讲座中主讲《玄奘和大唐西域记》一课，并将他收集的有关玄奘和《西域记》的资料，在教室内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会，共展出文物图片四十余件，很受学生欢迎。其后，为了查阅资料方便，向先生独自移居西四广济寺中国佛教协会内，专心致志地从事《西域记》版本校勘工作。1964年春，他又自费专程去广州拜访陈寅恪先生。1964年夏，三种古本残卷的影印辑编工作首告完成，向先生撰写了《前言》，由佛教协会王德鹏先生送到中华书局。

宋刻本 《大唐西域记》

可是，时机又一次不利。1964年，已经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已经占领了各个领域。下半年，学术界的气氛也顿时严峻起来。作为敏感部门的出版界，在“政治第一”的口号下，更警觉起来。我向金灿然同志汇报了《西域记》影印稿完成的情况，他马上把影印稿和前言要了去，亲自审阅。过不了几天，他就做了如下批语：

从向的序文看，赵城藏本和福州藏本似乎都没有太大的价值，要不要印，需要研究。向的序文有些说话可以研究。又如称伯希和、羽田亨为“教授”，称玄奘为“法师”，等等。此外向的序文还谈到苏联科学院拍摄敦煌卷子的事，批评了苏联，这段话，涉及国家关系，是否要写上，怎么写，也须郑重。

这个意见使我很为难，因为以此为拒绝出版的理由，是不够充分的。同时如果影印本被否定，势必影响到向先生整个《西域记》整理计划。我和古代史编辑组组长赵守俨同志商量后，又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内部出版少量印行的办法。但领导上几经研究之后，仍是觉得以暂时不出版为好，要我找向先生委婉地说明原因，另写了一个书面意见退稿给佛教协会。大约1964年10月间，我到北大燕南园向先生寓所向他陈述了中华书局的意见，希望他的校注工作仍旧继续进行下去。但他那无可奈何的表情使我至今记忆犹新。在平常我去看他时，他总是娓娓不绝地向我谈中外交通史研究上的一些问题和他的看法，使我从中得到不少教益。但这次谈话却引起了他的满腹牢骚：没有助手帮助抄写、找资料；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困难重重，很多外文书不出借；国外的研究状况很不了解，等等，研究工作真是寸步难行。他又说目前搞版本校勘，尚可应付，以后要开展注释，真是无从下手。我只能安慰他将来情况总会好转的。可万万没有想到，更严重的打击还在后面。到了1965年，已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大批判”步步开展。向达先生在北大也不可避免受到冲击折磨，终于在1966年11月因病去世。整理《大唐西域记》的第二阶段，自然也就“寿终正寝”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十年动乱之后，学术界和出版界又逐步恢复了工作。1976年下半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整理《大唐西域记》又重新被摆到日程上来。从1976年到1985年，这是整理《西域记》的第三阶段。

我是1976年初回到北京后才恢复工作的。在重新拟定《中外交通史籍丛刊》选题计划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想到《西域记》的整理出版。但哪里去找整理者呢？“物换星移几度秋”，我的信心不足，只有从调查研究入手。

我首先到上海拜访章巽先生。章先生告诉我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家中仍坚持做《西域记》的点校整理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还说出版社认为他的校勘太繁琐，大部分要删去。对此他非常不满。他愿全力支持中华搞一本详细的校注本，并愿将他的全部校勘记交给我们参考。他还介绍了范祥雍先生的情况。于是我又去找到范先生，范先生曾校注过《洛阳伽蓝记》，对版本校勘素有研究，在“文革”中被抄家后，一家人住在一小间屋子，仍受着街道居委会的“看管”，生活非常艰苦。他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摆脱困境，以便为校勘《西域记》尽力。后来我又到广州拜访了朱杰勤先生、周连宽先生和金应熙同志，他们都非常支持校注《西域记》工作，并愿意为此出力。这增强了我的信心。回京后，我又走访了孙毓棠先生和历史研究所的一些同志，使我逐步形成了一个想法，即借调外地一些同志，加上北京的一些同志，组成一个《西域记》的校注工作班子，用集体的力量，花两三年时间，整理出一个《大唐西域记》的详细校注本。这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我的设想得到领导的支持，便于1977年开始筹备这一工作。

筹备工作包括三个内容，即确定人选、拟定计划和准备资料。首先是确定人选，这时我在北京又物色了张广达、耿世民、蒋忠新三位同志。他们都是专攻中亚和南亚历史、语言的中年学者，而且都愿意为整理《西域记》而贡献自己的力量。王利器同志则向我推荐在成都农机学院教英语的张毅同志，谢天佑同志则向我介绍上海教育学院的杨廷福同志。于是我又专程到成都和上海拜访了张、杨二同志，准备借调他们来京工作；并准备聘请范祥雍先生来京任中华书局特约编辑。这时，有关中亚、南亚历史、地理、语言和宗教、辞语、校勘等各方面的专家都齐备了，但还缺乏一位能负起全书定稿责任的，具有多方面学识的专家。最后我们决定邀请北大东语系主任季羡林同志。我带着出版局的公函，经北大校方领导同意后，就去找季先生。在“文革”前我和季先生就有过接触，这次承他一见如故，慨然允诺。我大喜过望，决心也下定了。

与此同时我们就拟定整理计划，借调杨廷福、张毅二同志来中华书局，并请张广达、耿世民、杨廷福三人写出卷一、二的部分样稿，广泛征求意见。又请傅振伦、姚鉴二同志分别收集西、日文有关《西域记》资料，我收集中文有关《西域记》资料，编成一本《西域记研究资料索引》。1978年8月18日，在北大东语系，由季羡林同志主持召开了《西域记》第一次工作会议，有孙毓棠、朱杰勤、宿白、张广达、杨廷福、张毅、耿世民、蒋忠新、赵守俨和我参加。会上决定了由范祥雍先生在上海单独负责标点校勘，由季先生在北京主持注释工作，具体分工如下：耿世民负责新疆部分，张广达负责苏联中亚及阿富汗部分，朱杰勤及张毅、蒋忠新负责印度部分，杨廷福负责原书三篇序及佛教名词、辞语部分，蒋忠新查对全书梵文，宿白负责全书插图照片（后因困难较多，没有进行），章巽负责绘制详细地图（后章先生因眼睛不便，也没有进行），季羡林最后负责修订定稿和撰写前言。会上并根据卷一、二的样稿具体讨论了注释的标准和要求。还讨论了关于向达先生过去整理《西域记》的成果尽量了解和吸取的问题。会上决定由宿白、张广达、杨廷福和我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馆藏向先生的全部图书、手稿及资料。我们在那里查阅了几天，仅发现《西域记》金陵刻经处本上向先生在书的天头上写的许多校勘记，蝇头小字，笔划清楚整齐，体现了向先生多年的心血。我们商得馆领导同志同意借出参考。后来我将它送到上海范先生处，请他尽可能将向先生的校勘记吸取参考。现在新校注本中，凡是向先生的校勘可参考的地方，我们都在校勘记中一一作了说明。

大约经过了两年多时间，到了1980年底，各人分工写的初稿先后写出来了，范先生的标点校勘也完成了，借调的同志也返回原单位。在此期间，我局将向先生“文革”前未能出版的《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影印出版了，周连宽先生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也加工发稿了。接着，我又花了半年多时间，将《西域记校注》初稿整理删补，统一体例，并将分散的校勘、注释和正文剪接连贯起来。1981年下半年，我将粗具规模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初稿送季羡林同志审阅。

这时季羡林同志已在动手写他的长篇文章《西域记校注》前言。在审阅初稿中，他不但逐字逐句地阅读进行修改，而且还亲自改写了不少注释条目。如长达三千字的《四吠陀论》的注释，就是他全部改写的。他还亲自查阅了注释的引文，发现大部分的引书，都有问题，又请王邦维同志将全部中外引书的引文核对一遍。这样又花了一年半时间。到1983年7月，经他审定后的修改稿，交回编辑部。我又用了约四个月时间，将全稿作最后的加工整理，统一体例编排，选定了二十多幅装饰插图，然后才于1983年12月发稿。至此，63万字的校注本，经前后二十多年的努力，总算告一段落，我也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现在，《大唐西域记校注》已经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它的质量如何，尚有待读者的检验和评价。但它毕竟是这部重要史籍的我国第一个比较全面的校注本，而且几经曲折，有着二十六年的历程。而首创其事的向达先生已于1966年去世，后来参加校注的杨廷福先生也在1984年因病逝世，都来不及见到此书的出版了。季羡林同志曾说过：“靠个人的能力要完成这件工作，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集体力量。现在参加校注工作的同志都是很难得的一时之选，今后再也不可能集中这样一批人来搞这一工作了。”由于此书经历时间较长，参加的人也比较多，而我则始终参与此一工作的全过程，因志其事，略述如上，作为二十六年间此书整理出版过程的一个小结吧。

本文原载《书品》1986年第1期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