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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百年 | 追忆导师吴耀利先生

摘要:    去年开始到学校教书,总会不由更多想起读书时的诸多往事,在一次念及吴耀利先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竟然是吴老师指导的唯一的一个学生!‍吴耀利先生介绍考古研究所的田野工作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也是我着手准备招录第二个研究生之际,意外听到尊师吴耀利先生于一年前去世的消息。原想着有一天回京的时候,一定要去看看他。万万想 ...


  


去年开始到学校教书,总会不由更多想起读书时的诸多往事,在一次念及吴耀利先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竟然是吴老师指导的唯一的一个学生!‍

吴耀利先生介绍考古研究所的田野工作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也是我着手准备招录第二个研究生之际,意外听到尊师吴耀利先生于一年前去世的消息。原想着有一天回京的时候,一定要去看看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不仅感慨万千,潸然泪下……

  2001年第一次拜见吴老师,距今已经是近二十年了。大概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时,新学期开学一、两周的时候,我去社科院考古所拜访导师。因为另一位导师陈星灿老师在美访学,就单独与吴老师会面。记得当时天气还比较热,吴老师穿着短袖、休闲裤,印象比较深的是在短袖中贴身穿着汗衫,这是当时典型的老年人,尤其是南方上了年纪的人的穿法。后来,吴老师也一直保持着这种不修边幅、简素、保守的穿衣风格。就像穿衣服一样,吴老师与我说话的风格也一直没变,每次谈话都十分简短,在客套问询几句后,基本上就结束了。最后一次见面,大约是在2007、2008年的样子,是在考古所附近的一个银行,在取钱的时候,我意外地碰到了吴老师,很高兴地表示要去他家里坐坐,他仍然保持着以往的矜持和淡然,问了我工作的事情后,就坚决表示不用去,只要我干好工作就可以了。

  研究生二年级上半期和三年级下半期是与吴老师交集最多的时候。二年级吴老师给我上的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课,具体的内容十分简单,就是要我每星期临绘几幅不同地域新石器时期的典型器物图,去考古所交给他。那时候他还是考古所史前研究室的主任,授课在他的办公室,交完作业后,交流几句后,经常会有电话或客人来找,课总是很快就结束了。也不像其他授课老师,他的课期末也没有撰写论文的任务,就是平时的作业。其实,我一直是最害怕绘图之类的课的。因为之前两次学习,都以灰暗告终。从小在乡村读书,没有美术课,后来到了城里读五年级,美术课没有一点基础,彼时茶杯、苹果之类静物画的授课,因为弄不明白,常常是到了快下课时,我才刚刚开始起笔。在大学考古绘图那一学期,我因为参与学校社团繁杂的事务,隔三差五就翘一次课,最后勉强才过关。在吴老师这种轻松的授课中,我反倒不那么觉得绘图的枯燥和无味了,甚至还有了几分兴致。

  三年级下学期,主要是写论文。那时候,因为我三年级上学期十分强烈地想考博士、出国,吴老师和陈老师担心我的论文耽误了,十分关注我论文的进展情况。陈老师仍在美国,他每周打过来一次越洋电话问询论文,还委托李新伟老师面授、指导我论文。吴老师则是要求我大约一两周打印出写完的部分,及时交给他审读。吴老师经常是修改一些基本的字句和修辞手法,比如,他对我的论文中多次出现的“笔者”提出了批评,认为不是研究论文的说辞,更专业的说法是“本文”。即便是在最为紧要的指导论文的时刻,也是每次交完打印稿,交流或者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后,我就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论文研究的是贾湖遗址的墓葬,为了让我深入探讨、研究有关论文的具体问题,他经常让我去请教他的好友,在裴李岗文化墓地方面有过精深研究的朱延平老师,由朱老师与我详细讲述对论文的意见和建议。我的毕业论文能够获得社科院研究生院优秀论文,后来在《华夏考古》发表,应该感谢吴老师、陈老师的严格监督,精心安排,还有他们和朱老师、李老师的悉心指导。现在想起来,有这么超级豪华的导师团队,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在这个写作、学习的过程,也让我对问学之路产生了兴趣和信心,为以后从事专业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快毕业的时候,我去过一次吴老师家里。记不清楚缘起了,可能是当时我提出后,王志华师母热情邀请的结果。有一段时间,我在所里科研处帮忙整理科研档案资料,才得以认识了也在所里人事处帮忙负责文件、资料、档案管理等业务工作的师母。吴老师家住的房子不大,与穿衣服一样,装修也十分简朴。那次,我还品尝了师母亲自下厨做的饭菜,着实很不错,忍不住夸了几句。那时候,我经济上遇到了困难,不知道吴老师和师母怎么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很关心而郑重地问我,需不需要他们的经济资助。可能是平时除了学业之外的交往少,我推辞说已经解决了,内心深处仍然十分感动。吃饭的时候,还谈到他唯一的儿子,据说当时已大学毕业几年了,但他不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想让父亲找关系帮忙,但吴老师却不愿给别人增加麻烦及精神负担而求助朋友圈。可是别人有求于吴老师时,他却尽力而为。毕业后,我离开了考古所,也离开了考古领域。可能是当时吴老师没有手机或没有给我手机号,毕业后的几年中,与吴老师和师母的联系,主要就是与师母春节互相拜年的短信。后来,我换了手机,弄丢了师母的号码,连起码的联络也没有了,直到我最后一次见到吴老师。

  在考古所学习时,其他任课老师大多十分热情,愿意让学生去家里上课、做客,也十分喜欢请学生吃饭。与其他老师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除了那次在吴老师家,吴老师和我竟然没有在一起吃过饭。在为数不多的面谈中,吴老师对我的学业要求严格,不苟言笑,很少看到他脸上出现笑容。在我看到吴老师出现的场合中,他总是那样沉默寡言,不善言辞,淡漠超然,似乎让人感觉有几分“不近人情”。

  听到说吴老师在考古所例行的田野工地检查时,十分严厉。他一旦发现问题,就在考古现场当面对涉及的同事提出直接的批评,得罪了不少人。在我临近毕业时,他经常与所里一些老师争吵,大约多是因为当时所里要重新盖楼、安排办公室、添置办公家具等一些细碎的事情。就我自己当时的了解,除了所里要求出席、参加的会议、研讨会及出差任务外,他很少参加公开的学术研讨会,更很少在外进行讲座。在史前研究室主任的位置上,除了专业学术研究工作外,他踏踏实实地干了大量具体而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那么谦逊、谨慎,甚至我这个唯一指导过的学生,在指导学习的过程中,也甘愿属于副导师,非主要指导老师的位置。在我跟他学习的过程中,虽然他话语不多,平静清淡,我却感受到了他内心深处的热情、真诚、质朴、善良、厚道,他总是愿意默默地关注我,把他认为最好的条件都提供给我,从来没有让我帮助他干任何一件小事,一丝一毫也没要求我对他的付出予以回报。他对我放弃他深爱的考古事业,从事其他工作也毫无责怪之意。他与我最后一次见面,跟我说的那句话:“把工作干好就可以了”,是发自肺腑的。

2000年考古研究所与德国合作发掘期间,吴耀利先生接受采访

  在中国社会科学网上,仅公开的吴老师的学术成果,就多达52项,他参与主编、撰写的考古报告和书籍,获奖3次,可谓是业绩卓越,硕果累累。在中国考古学高水平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吴老师在学术上的执著、纯粹、勤奋,一点也不逊色于任何其他同仁。在考古所里年龄和资历相近的老师中,吴老师的学术和工作无愧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他的社会知名度与成就、贡献似乎并不匹配。在这个五光十色的时代,很多人对名利趋之若鹜,他却并没有受到不良习气的干扰。他固执地守护着那片心灵的净土,除了考古业务和研究外,他并不在乎许多身外之物,包括住房、荣誉等等,这可能也是他快退休时常与别人起争执的原因之一吧。与大量常年奋斗在考古战线上的老兵一样,他敬业维正,辛勤耕耘,埋头苦干,甘守清贫,乐于奉献,不求闻达。中国的考古正是因为有了像吴老师这样的一批中坚力量,他们稳若磐石,巍然而立,迎难而上,艰辛跋涉,才迎来了中国考古百年未有之大发展机遇。

  与他平时为人处事的低调、静默作风一样,他的离开也是那样平静、寂清。因为疫情等原因,现在考古所的不少老师还不知道他已经溘然长逝的消息。2020年3月15日,在世界为抗疫安静下来的时候,在举国上下开始重视考古,考古学的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刻,尊敬的吴耀利师,突然而静悄悄地离开了。

他的那种为事业、学术刚毅坚守的精神,为人处事的纯正、醇厚,像寒夜中的烛光,永远温暖在我的心间,照亮我的精神家园,激励着我“把工作干好”,更加坚定地在寂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之路上不断探索、勇于进取,并以更大的热情和诚恳去教导学生,让闪烁着光芒的学术之薪火,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史研究所)





编辑 | 张 怡
复审 | 郭晓蓉
终审| 李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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