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1年5月13日晚，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冯汉骥学术讲座系列第84讲在文科楼704举行。此次讲座以“秦汉考古学家苏秉琦与历史时期考古的文献自觉”为主题，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瑞研究员进行讲演。　　讲座开始前，王煜教授对刘瑞研究员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刘瑞研究员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王煜教授介绍刘瑞研究员 ...

　　2021年5月13日晚，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冯汉骥学术讲座系列第84讲在文科楼704举行。此次讲座以“秦汉考古学家苏秉琦与历史时期考古的文献自觉”为主题，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瑞研究员进行讲演。

　　讲座开始前，王煜教授对刘瑞研究员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并简要介绍了刘瑞研究员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

王煜教授介绍刘瑞研究员

　　刘瑞研究员讲座的第一部分内容为秦汉考古的发展状况。首先，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引用和具体的数据分析，刘瑞老师详细地向大家介绍了秦汉考古发展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即：1949年以前默默无闻，1949年以后异军突起，199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变缓。刘瑞老师特别指出1983年到1990年为“战国、秦汉分手”阶段，在此之前，战国考古与秦汉考古作为“战国秦汉考古”被相提并论，此后则“战国考古”与“秦汉考古”分道扬镳。

　　随后，刘瑞老师介绍了秦汉考古学科的建立。考古学科建立的标志历来众说纷纭，刘瑞老师强调了1958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讲义的重要性，认为其作为此后北大考古学专业讲义的基础，对考古学科建立有重要意义，因而认为秦汉考古学科建立时间应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

　　接下来刘瑞老师重点介绍了苏秉琦先生的学术成就，纠正了大家以往形成的“苏秉琦先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或“理论考古学家”的错误认知，指出苏秉琦先生首先是秦汉考古学家，强调了苏秉琦先生对秦汉考古做出的巨大的开创性的贡献。

　　紧接着，刘老师谈到了秦汉考古学科体系的构建。回顾了秦汉考古学的“三座大山”，即苏秉琦、夏鼐、俞伟超三位先生对秦汉考古学科体系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体系构建之下，从1958年编写的《秦汉考古学》提出的秦汉考古学发展的宏大设想，到1960年、1974年北大考古学专业的讲义《战国秦汉考古》的编写与改版，考古学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也日益完善，其中苏秉琦先生在1960年版的《战国秦汉考古》中即提出采用遗物类型学研究的方法，重视文献和传世文物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价值。

　　下面刘瑞老师将1958年提出的秦汉考古研究任务蓝图与迄今为止秦汉考古研究进展状况进行对比，对秦汉考古研究现状进行思考，认为目前秦汉考古虽然在一些方面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对比1958年提出的目标，许多专题、专史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研究开展存在一些问题，未达到理想效果。秦汉考古学应继续向着“初心”不断迈进。

刘瑞研究员正在讲解

　　在秦汉考古学发展这一部分内容的最后，刘瑞老师介绍了苏秉琦先生对考古报告编写的观点和关于考古“中国学派”的思考。刘瑞老师参与了苏秉琦先生生前书信的整理工作，他从苏秉琦先生的书信中找到了苏先生对考古报告编写的观点和思考。在与麦英豪先生的书信中，苏秉琦先生对《广州汉墓》考古报告提出的再整理建议体现出苏秉琦先生“大家庭与小家庭”的理念：既要对典型墓例绘制器物全图，还要有墓群整体的情况进行描绘，点面结合。从《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的“一墓一报告”到《长沙发掘报告》的“典型墓例”再到今天，墓葬报告的编写方法经历了变革，更好地为考古研究和成果总结与传播服务。最后，刘瑞老师认为苏秉琦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走向马克思主义背景下所谈到的考古学“中国学派”这一提法在今天依旧影响深远。基于这一提法，苏秉琦先生为考古学做了定位：考古学为人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社会现实，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研究要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服务。

　　接下来刘瑞老师带来了两个专题的报告，第一个专题是“汉长安城骨签”。刘瑞老师首先对长安骨签的发掘地未央宫遗址和骨签出土时的状况进行了介绍，进而开始介绍骨签的内容和形制。在形状上，根据凹口方向不同，骨签可分为左方凹口和右方凹口两种，凹口方向不同，其上所刻文字也基本不同，刻字有两类，一类为“某某工官”，另一类为编号。刻字的书法水平也参差不齐。关于骨签的性质，目前尚在讨论中，刘瑞老师列举了目前的6种意见，为大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提出自己对不同意见的看法，重点分析了档案学界的看法，即认为骨签是档案，刘老师对这种看法持肯定态度，认为将骨签性质归为档案当可成立，同时也保留观点，认为随着对资料的进一步整理对骨签性质的认识会更加完善。

刘瑞研究员正在讲解骨签

　　第二个专题是“昆明池”。刘瑞老师借此专题的讲述，警示大家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不可轻易否定历史文献，要对文献有一定自觉，所有的否定必须扎实，在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不相符合时要留一定的余地。昆明池曾是汉武帝时代最大的城郊水库，此前关于昆明池的出水口、进水口、池岸线以及岛屿数量，历史地理学者和考古学家的意见颇相左，然而进一步细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却证实了历史地理学者所据文献记载的可靠性。故而刘瑞老师重提文献与考古发掘乃“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观点，强调文献自觉的重要性。

　　讲座最后，王煜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首先对刘瑞老师所讲的内容进行了简单精要的反馈，启发大家对考古与文献的关系进行进一步思考，同时鼓励学习历史时期考古的同学走进中原地区，走进古代华夏文明的中心对历史文化进行深层挖掘。

王煜教授做总结

　　随后现场的老师和同学就讲座相关问题同刘瑞老师进行了交流。有同学就东汉时期各个区域的地域特征由多样性走向统合这一现象请教刘瑞老师的看法。刘瑞老师引用苏秉琦先生的观点，认为东汉地域文化走向统合这一历史趋势开始于西汉晚期王莽对文献进行整理，通过整理文献，遍及全境、从上至下的文化认同得以形成，王莽借此实现了对礼仪制度的重构，促使东汉时期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消失于统合的文化共性中。有同学对长安骨签的相关细节提出了疑问，问到两两成组的骨签是否两个都有刻字。刘瑞老师给出肯定回答，成组的两个骨签上都刻有字，且一边刻编号，一边刻“某某工官”。也有同学提出自己对骨签用法的猜想与刘瑞老师进行了交流。

同学们积极提问

　　刘瑞研究员带来的讲座内容丰富，令大家获益匪浅，开拓了思路和眼界。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图文转自：“明远考古文物社”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