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科学大家庭中一员的考古学，其持续进步的动力是什么，不同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如果总结考古学发展史则可以认为，其主要动力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发现”。考古学进步的最大动力首先在于“发现”，无论是考古学基础资料的获取，还是新的理论突破，都与田野“发现”直接相关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柴尔德的“文化论”作为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基石，都离不开一系列的田野发现及对发现的总结。中国考古学能够从传统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转化，同样立足于发现之上，如殷墟和甲骨文，敦煌藏经洞，仰韶、龙山、二里头、河姆渡、良渚、红山等史前遗址。可以说，没有这些田野发现，中国考古学的知识系统是无从建立起来的。即使当代，考古学最激动人心之处仍然在于“发现”，不管是宏观的遗址遗迹的发现，还是微观的如在实验室中对肉眼无法观察到的重要现象的发现，都会给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带来新材料、新知识、新观点、新体验的冲击。为此，每一位考古学家都会以“发现”为第一使命，毕生都希望能够为社会提供哪怕是一项有意义的独特新发现。

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

二是对其他学科或对整个科学的了解与合适方法论的借用，如地质地层学、生物类型学、文献历史学、体质和文化人类学、物理学、化学、基因学、计算机科学、航空科学等，考古学从它们那里拿来了诸多方法、技术与理论，而且每一次新的借用，都会给考古学打开一片新天地，也不断拓展和深化着考古学既有资料的学术价值，还开辟了考古学若干新方向新功能。

第三，来自人类自身的发展需求和面临的现实挑战。如环境考古、海洋考古、丝绸之路考古、城市考古、工业考古、文化遗产、基因考古等研究方向，是考古学家为适应人类现代化发展要求而做出的创新性成就。

我们知道，在全球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推动下，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面临危机，文化多样性受到破坏，同时，人类更加需要深刻地了解自己和理解不同文化及对多样性文明经验的分享，需要更加平衡的发展观，需要文化自信，需要生态文明，于是考古学视野从主要关注过去而扩展到也要关注现代和未来。如考古遗产事业的诞生——无论是保存在田野的遗址性展示还是把考古遗产转移到博物馆中去，都给考古学家提出了新任务，于是考古学天然地成为文化遗产事业及现代公共文化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环境问题从 20 世纪中叶以来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要着眼于当下，还要关心人类诞生以来的人地关系研究和长时段、全球性的人地关系及历史环境变迁，于是“环境考古”——从没有任何文献记录的史前遗址直到历史时期的遗址环境资料发现与研究，构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环境考古学科；“一带一路”战略也需要“丝绸之路考古”的参与 ；人类走向海洋开发时代，迫切需要“海洋考古”的学术投入；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及文明的交流需要跨文化考古，考古学可以用大量实证性材料告诉我们，人类不同族群的文化文明多样性起源、发展、兴亡的过程甚至机理、原因，还有保存到今天的各种见证，让人们客观公正地对待自我的文化创造和对他者的尊重、欣赏 ；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使城市问题，包括城市的历史和发展规律、环境与变迁、文化特色与品牌建设、文化消费与历史资源活化等变成必须面对的问题，加之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导致大量郊区和乡村区域各类遗存的出土，于是许多城市建立了自己的考古机构，大大促进了“城市考古”的发展 ；“基因考古”是以考古发现的古人类、古动物的基因研究为特色的新兴科研方向，它对人类的起源和进化谱系、现代人类的起源及人种的形成、人类的全球迁徙过程、人类的疾病史研究、家养动物、农作物起源发展等都有特殊的学术意义。

白城城四家子城址

考古学发展的三大动力，第一项来自考古学家的职业使命和文化自觉 ；第二项来自于考古学家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互动及考古学的开放性 ；第三项来自于考古学家对人类自身发展进程的高度关怀和考古学家作为科学家群体的认知敏感性及强烈的创新意识。我们是否可以说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考古学的持续发展和科学贡献都离不开这三大主要动力。

本文为《大众考古》2015年04月刊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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