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张广达一、前言2000年5月至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西安市北郊大明宫乡的北周安伽（卒于北周静帝大象元年，即579年）墓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出土了令世人瞩目的珍贵文物——浅浮雕贴金彩绘围屏石榻。《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刊登了该墓的发掘简报《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介绍了该墓的墓葬结构、发掘情况和部分 ...

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

张广达

一、前言

2000年5月至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西安市北郊大明宫乡的北周安伽（卒于北周静帝大象元年，即579年）墓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出土了令世人瞩目的珍贵文物——浅浮雕贴金彩绘围屏石榻。《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刊登了该墓的发掘简报《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介绍了该墓的墓葬结构、发掘情况和部分出土文物。差不多同一时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另一份发掘简报《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以及韩伟的论文《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一道发表于《文物》2001年第1期，向中外学术界着重介绍了之该墓出土文物，并对石榻围屏的12幅浅浮雕贴金彩绘做了深入的研究。在这批宝贵的彩绘中，石榻左、右侧屏上的狩猎图[1]，提供了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形象资料。

在同一期《文物》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表了《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虞弘下葬于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其中椁壁浮雕有多幅射猎图，描绘人兽之间或兽兽之间激烈格斗的场面，有些反映西亚或中亚的某些传说或神话故事。浮雕写实而且传神，其中的助猎动物的头型特别值得注意，有三只不带颈圈的犬和六只带颈圈的犬，有可能是西亚的灰狗或灰灵狗（阿拉伯语salūqī，源于也门方言古城名saluq，今英语中的Greyhound）类。在椁壁浮雕之四的下方有一只奔跑中的动物[2]，长着不分叉的长角，可能是鹿，也可能是西亚的巨角野山羊（wa ‘l）之类动物。

安伽墓和虞弘墓中的狩猎图以及其它浮雕中的动物形象有着丰富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内涵，不禁令人联想到盛唐留下的许多可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见证的宝贵文物。对比两个时期形象资料之异同，也使我们更加了解盛唐文化交流的情況。

1997年12月7日，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举行的中亚丝绸之路研究近况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在古都西安从事考古文物工作三十多年的韩保全作了题为《西域文明对唐代贵族生活的影响》的精彩学术报告，提供了见证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丰富实例。韩先生的另一著作《唐金乡县主墓彩绘陶俑》[3]一书惠赠，內有论文《从金乡县主墓出土陶俑看西域文明对唐代贵族生活之影响》，文后有154幅彩色图片，展示了金乡县主墓葬中出土的大部分陶俑。金乡县主（652—722）是唐高祖李渊的孙女，是以骄纵不法著称的滕王李元婴的女儿。唐朝的制度规定，“王之女封县主，视正二品”[4]，金乡县主的封号正符合她的身分。这些陶俑图片包括文官俑、武官俑、各种姿态的男女侍从俑、演奏各种乐器的歌舞俑、敲击鼓吹的仪仗俑、表演各种绝技的杂技俑等，从多方面展现了唐代贵族生活的场景。皇帝的孙女死后葬仪具有如此规模，唐代贵族群体生活的豪华可以想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金乡县主墓出土的一系列狩猎陶俑，其中有两件彩绘骑马“抱犬”狩猎男胡俑，两件彩绘骑马“架鹰”狩猎男胡俑，一件彩绘骑马“带豹”狩猎男胡俑[5]（见图1），一件彩绘骑马“带猞猁”狩猎女俑[6]（见图2）。这些狩猎陶俑显示，猎师所携带的“犬”、“鹰”、“豹”、“猞猁”等动物，都是经过训练用来辅助狩猎的动物。本文将着重探讨上述彩绘陶俑中的骑马“带豹”狩猎男胡俑和彩绘骑马“带猞猁”狩猎女俑。与安伽墓和虞弘墓的彩绘狩猎图相比，它们反映出唐代贵族狩猎有了“豹猎”和“猞猁猎”的方式。而且，两者并非孤证，还有其它类例可以对此做出证明，其中关于豹的有：

图1　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带豹”狩猎男胡俑	图2　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带猞猁”狩猎女俑

其一，1960年于陕西乾县乾陵乡发掘的迁窆于唐中宗神龙二年（706）的永泰公主李仙蕙（684—701）墓中的一件彩色骑马胡俑（见图3），一头猎豹正向胡俑坐骑的臀部跳窜，以回到它的坐鞯。

图3　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带豹”狩猎胡俑

其二，1971年于乾县乾陵乡发掘的迁窆于中宗神龙二年的唐代懿德太子李重润（682—701）墓壁画中，驯豹师旁有猎豹并行的场面（见图4）。

图4　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中的驯豹图

至于猞猁，同是1971年于乾县乾陵乡发掘的迁窆于中宗神龙二年、因景云二年（711）追赠为章怀太子而重葬的李贤（654—684）墓壁画中，一位骑士坐骑后蹲踞着猞猁（见图5）。

图5　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中的骑马“带猞猁”狩猎图

中宗复辟后，追赠武后时期因逆旨拂意而诛不缘罪的皇族成员，陪陵重葬。李重润被追赠为太子，按唐初以来几度修礼规格，壁画上有豹僮为他驯养猎豹的场面易于理解；永泰公主本为郡主，中宗复位后追赠这位爱女为公主，特恩号其墓为陵[7]，葬仪比照陵寝规格也有猎豹胡俑，同样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而金乡县主只不过是皇帝的孙女，以视正二品而也有胡人为她伺候猎豹，似乎表明驯豹在当时的贵族中已相当普及。

看来，就像唐朝贵族热中于打马球一样，在狩猎中，除了使用传统的鹰猎、犬猎之外，豹猎和猞猁猎亦为宫廷贵族所酷爱。种种迹象表明，若不是豹猎和猞猁猎成为风尚，贵族男女醉心于此，相应的表现不会在追赠的太子和追赠的公主的随葬陶俑和墓室壁画中占如此重要的位置。

细加追索，这种风尚由来有自。在古代的西亚北非，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在宫廷和王公贵族豪华铺张的生活中，主要的消遣是狩猎、跑马和掷骰，其后又有马球、斗鸡等等。使用驯兽（阿拉伯文dārī，复数dawārī；sayūd，复数suyud）骑马追猎（tard，mutārada，tirād）正是诸多狩猎（sayd）方式中广泛流行的方式，而豹猎和猞猁猎又是追猎中最富于刺激性、使贵族男女陷于狂热的两种。唐代作为当时一个国际性的帝国，豹猎和猞猁猎的传来，与马球、胡旋舞等一样，是风靡一时的外来胡风的组成部分。安伽墓和虞弘墓的狩猎图更让我们认识到，主要由于粟特人的引介，西亚狩猎的诸多方式，从北周以来不断传入中原。

二、唐代出土猎豹图像与域外的关系

以下根据文物和文献对中原与西亚交往的这一侧面略做考察。囿于文献，有关豹猎的叙述略为充分，对猞猁猎只能间或涉及。

金乡公主墓的彩绘骑马“带豹”男胡俑座后的圆形褥垫上戴颈圈的猎豹，唐代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的壁画中的驯豹图，永泰公主墓中的猎豹俑，不禁使人们联想到域外的同类形象。

（1）埃及底比斯（Thebes）约公元前15世纪的Rekhmere墓出土的外族进贡图，法老托特美斯三世（Thothmes III，约公元前1501—公元前1477）和古埃及第十八王朝Meryra墓中绘画都有相似的猎豹形象（图1：1，2，3）。

图1：1 埃及底比士出土Rekhmere墓中外族进贡图(局部)

图1：2　贡献给法老托特美斯三世的奇塔豹	图1：3　Teil-el-Amama 出土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Meryn墓

　　

（2）10世纪末11世纪初埃及法蒂玛朝(Fāṭimid, 909-1171) 一具瓷杯上有豹师和他的奇塔豹像（图2）。

图2　埃及法蒂玛朝瓷杯

（3）你沙不儿（Nīshāpūr）出土的撒曼王朝（Sāmānids，819—999）的一件素底多彩碗上，有猎豹窜上马座鞯图像（图3）。

图3　你沙不兒出土出土的撒曼王朝素底多彩碗

（4）1232年摩苏尔（Mosul）匠人Shuja’ibn Man‘ah手制黄铜水壶上的多幅镶嵌图之一为骑士图，骑士的马的后座蹲踞着一头猎豹（图4）。

图4 Shuja’ibn Man‘ah手制黄铜水壶镶嵌图

（5）此外，人们也联想到，在花拉子模出土的11或12世纪铜镜上的带狗架鹰骑士座后也有蹲坐着的猎兽，不过，由于后者形象模糊，它可能是猎豹，也可能是猞猁（图5：1，2）。

图5：1　花剌子模出土11-12世纪架鹰携猎豹、猎犬骑士铜镜	马里（Merv）出土12世纪粗陶纹饰上的携猎豹或猞猁骑士纹

（6）这种骑士座后蹲坐着猎豹或牵有猎豹伴行、猎豹袭击野物的图像还大量见于16世纪印度莫卧儿王朝（Moghul／Mughal，1526—1857）的阿克巴大帝（Akbar，1542—1605）的《阿克巴事纪》（Akbar Nāma）一书多种版本中的插图（图6）。

图6　16世纪晚期《阿克巴事纪》写本中的插图

以上拣选的若干实物图像表明，人们使用猎豹的时间悠久，长达三千年以上，地域辽阔，遍及东北非洲、西亚、中亚、印度。

据《新唐书》卷211下《西域传》下“东安国”条记载：“开元十四年（726），其王笃萨波提（*twγ’sp’δ’k）遣其弟阿悉烂达拂耽发黎来朝，纳马豹。”[8] 又，同书同卷“史国”条：“开元十五年（727），君阿忽必多（^’’γwrpt）献舞女、文豹。”[9]以上两条史文，又见于《册府元龟》卷971。根据《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以及《唐会要》卷99等所记资料，唐代九姓胡、天竺、大食等在玄宗开元、天宝时期进贡猎豹的情况如下[10]：

开元八年（720）　　南天竺献豹等。

开元十四年（726）二月　　安国献雌雄豹各一。

开元十四年（726）五月　　安国献马豹。

开元十四年（726）十一月　　康国献豹。

开元十五年（727）五月　　康国献胡旋女子及豹。

开元十五年（727）五月　　史国献胡旋女子及豹。

开元十五年（727）七月　　史国王阿忽必多遣使献胡旋女子及豹。

开元十七年（729）正月　　米国献胡旋女子三人及豹、狮子各一。

天宝六载（747）五月　　大食国王遣使献豹六，波斯国王遣使献豹四。

天宝十载（751）二月　　宁远国（Farghāna）奉化王献马二十二匹及豹、天狗各一。‍

比较《新唐书》卷211下和《册府元龟》卷971的“开元十五年史国”同条史文，一作“文豹”，一径作“豹”，可见《册府元龟》诸条所记之豹，可以理解其所指为文豹。至于上文开元十四年安国所献“马豹”一名可有异读，既可以理解为驮在马上的文豹，也可以读作马、豹，分指两物。文豹之得名，或因其皮毛的花纹，或因其性格的温良，详见下文。

三、猎豹的传入

长期以来，学者们更多地注意西域诸国向唐朝进贡狮子、马、骆驼等动物的记载，对豹只是间或涉及。1963年，谢弗（Edward H. Schafer/薛爱华）的《撒马尔干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一书问世，书中提到猎豹，明确标出这是亚洲产奇塔豹（cheetah）[11]。1993年，日本山阳学园短期大学的藤井纯夫先生在《论〈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篇〉所见西域诸国贡献的动物——豹》一文中，详细地论证了这种列入贡品的豹就是西亚各国狩猎所使用的一种驯兽，即名叫奇塔（cita/cheetah）的一种豹子[12]。我们现在把中亚献纳物品中的豹定名为文豹，而文豹应当就是使用于狩猎的奇塔豹，当无大谬。这也就可以解释名为奇塔的文豹为甚么总是与胡旋女放到一起作为贡品的原因。

开元天宝之际是唐与大食两大强国的国力东西辉映的时代。天宝六载（747）前后，正当大食国王第14代哈里发玛尔旺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