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来自于人类对真善美爱的永恒追求。许多年前，在读书中了解到，如果要知道“真”，应当去了解科学和逻辑学；要道“善”，应当去了解伦理学；要知道“美”，应当去了解美学；要知道“爱”，应当去了解宗教学。待到做了多年考古研究后，才感觉到通过对人类过去创造的物质文化世界的研究，同样可以去探索人类的真、善、美、爱的世界。

考古学的起点是人与文化的起源。从300万年前的旧石器到工业文明的产生，考古学家揭示出来的缤纷文化世界，从生产工具到城市建筑，从吃穿行用的器具到生老病死礼俗的物质表现，包括反映人类喜怒哀乐情感的宗教、艺术作品，无不饱含着美的法则。那些由考古学家发掘出土的历代先民制作的石、玉、陶、铜、瓷、铁、金银、玻璃等质地的器物，还有织绣、宗教艺术器、书法、绘画、宫室住宅等等，它们那合理尺度的造型、对称的线条、和谐的结构、优美的纹饰、精细的工艺、有序的韵律、恰当的色彩，真实诠释了“美是生活”的哲理。可以说，没有离开对美的追求而能创造出不朽的文化业绩和文明辉煌。尽管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也出现过违背人性美的法则的“丑陋”作品，但是它们或是昙花一现，或成为历史的笑料，或成为更加彰显出美的珍贵和崇高的参照物，从而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美。

对人类而言，创造美的活动始终处在流变之中。首先是存在着时间的演替，当我们走进任何一个由考古实物建构起来的博物馆时，会发现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近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美，这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每一代的美都是而且也应该是为那一代而存在：它毫不破坏和谐、毫不违反那一代的美的要求；当美与那一代一同消逝的时候，再下一代就将会有它自己的美、新的美……”。当然我们也会想到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他从半坡彩陶中读出“有意味的形式”美；从商周青铜器中发现了“狞厉的美”；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揭示出“理性精神”之美。

其实，考古学除了发现人类之美存在着时间的流变之外，也存在着空间的变化性，所谓“文化多样性”或“文明多样性”，“美”也是展现这种“多样性”的重要特质之一。同样是史前彩陶、汉晋佛陀、宋元瓷器，不同产地的作品就是具有不同的美的形式。至于人类对美的具体表达，更是万千气象：同样是建筑、服饰、器具、宗教，在不同的区域和人群中会有不同的美的构建。每个个体、人群或民族都能创造出既包含人类整体美的原则，同时又有自己对美的独特塑造的作品，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真的是恰如其分。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尊重、理解、欣赏和学习人类的每一种美的创造，成为人们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

对考古学家而言，通过对遗物和遗迹的发掘而发现不同时、空的文化之美或许还是相对简单的，而对美的表象背后潜藏的有关美的发生和发展的动力与运动规律的探索则显得更加重要也更加艰难。许多考古学家在实践中也会经常自己发问：仰韶和龙山时代的陶器之美为什么会不一样？同样是龙山时代，泰山区域和太湖流域的陶器之美为什么有那么鲜明的差异？为什么许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百姓，会在苦难中创造出那些十分精致的器物之美？是什么力量推动他（她）这样做，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对生命意义的一种价值实现？回答这些问题，可能要借助于更加广泛和细节的考古资料——诸如对文化的创造主体、环境、生存压力、政治结构等材料的分析。美的流变动力或许来自于其本身从量的累积到质变的发生；或许来自于人们所面临的新的需求和挑战；或许来自于异质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或许来自于人类自身的进化和心灵的成长。甚至我们可以推测，人类对美的持续追求和创造，可能还是一种内在的能力和动力，因为不同人群对某种美的创造，其实同时也反映出她对某种美的欣赏趣味和欣赏能力，为此，考古中揭示的美，首先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人性的外化，它为我们探求人性之美提供了一个门径。人们并不是一定要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才会去创造美，反而是在实现基本生活的需求过程中完成了对美的最基本的创造，人们对美的追求本来就存在于他们的心灵之中，人们是按照美的尺度和方式去创造文化的世界。如马克思所说：“人类能够依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生产并且能够到处适用内在的尺度到对象上去，所以人类也依照美的规律来造型。”人类也正是对美的不断追求，才能够从原始社会走向更加高级的文明时代。

考古学不仅仅要去揭示人类有关美的无限创造及其创造的奥秘，而且考古发现的人文之美还作为一种美的遗产让我们产生欣赏、喜悦、惊叹、震撼等种种感情，从而给予今天和未来的美的创造以源源不断的支撑、激励和启迪，这些都是考古学家与其他社会各界所要共同面对的话题。

本文为《大众考古》2016年03月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