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0年12月，王子今教授《芝车龙马：秦汉交通文化考察》一书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由24篇文章组成，是作者近几年关于秦汉交通问题的最新思考、最新成果。王子今教授在秦汉交通领域深耕数十载，成果颇丰，此书是继《秦汉交通史稿》《秦汉交通史新识》《秦汉交通考古》《战国秦汉交通格局与区域行政》《秦始皇直道考察与研究》等书之后的又一力作 ...

　　2020年12月，王子今教授《芝车龙马：秦汉交通文化考察》一书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由24篇文章组成，是作者近几年关于秦汉交通问题的最新思考、最新成果。王子今教授在秦汉交通领域深耕数十载，成果颇丰，此书是继《秦汉交通史稿》《秦汉交通史新识》《秦汉交通考古》《战国秦汉交通格局与区域行政》《秦始皇直道考察与研究》等书之后的又一力作。“主要内容仍以具体的交通史问题考察为主，偏重于微观的考论”。但交通问题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作者开阔的视野下，“交通对于秦汉政治建设、秦汉军事格局、秦汉经济运行、秦汉文化发育的作用”得以充分论述，交通文化的意涵因此呈现得淋漓尽致。与之前的著作相比，作者的学术兴趣出现了交通文化的转向，但重视实证，重视考古资料运用的学术风格仍一以贯之。

《芝车龙马：秦汉交通文化考察》

作者：王子今

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2月

　　秦汉时期的史书关于道路交通的记载非常有限，进行相关的研究常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但王子今教授却非常善于发掘材料，这也是他在这一领域卓有建树的重要法宝之一。

　　其一，从考古的视角观察思考，充分利用地理书、地方志、诗文笔记等后世史料。古代交通道路不会凭空出现，更不会无端消失，常常会延续使用较长时段，后世史书关于道路的记载因此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如作者通过明代诗歌《汉中歌二首》《宝鸡县怀古》指明“‘暗度陈仓事’，道路方向正当‘陈仓’‘宝鸡’”，“应当是《石门颂》所谓‘四道’以外的另一条古道”。通过《太平广记》、《宋史》、民国《南江县志》等史料说明，从秦汉至明清米仓道的虎患都十分严重。当然，对于这些史料的使用建立在仔细考辨的基础上。如讨论李翕黾池五瑞画像及“修崤嵚之道”题刻时，指出了乾隆《甘肃通志》、乾隆《直隶秦州新志》“灵帝时仕武都太守，屡致嘉瑞”，五瑞分为两说等记载的讹误。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对待史料既大胆又小心的态度。

　　其二，不但进行实地考察，而且广泛运用道路遗迹、画像碑刻、竹木简牍、墓葬、烽燧、佛教石窟等大量考古资料。武关道是战国秦汉时期联系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的重要道路，但学界以往对其空间位置有不同的判断。作者1984年、2001年两次考察武关道，发现了蓝桥河栈道等遗迹，又以武关城出土的“武候”瓦当证实了丹凤武关镇就是汉代武关的所在，引用地湾汉简“武关候杨□”（86EDT8：44）的简文丰富了对武关候的认知。作者讨论秦西—雍之间的多条道路时，虽然缺少沿渭水河谷古道路遗迹的证据，但通过陕西宝鸡凤阁岭秦墓和方塘堡等地的佛教石窟遗存等旁证材料敏锐地指出秦人已经开发利用这一交通路径。又如《秦汉长城与丝绸之路交通》一文，据出土文献居延汉简、甘谷汉简指出“北边”道路有专门的“除道卒”筑路、养路，当地居民还要缴纳“道桥钱”，长城烽燧障塞及军屯据点也靠近交通要道。又指出汉代烽燧与河西边塞遗址有大量的丝织品遗存。这些丝织品颜色多样，有些制作精良，“达到很高的等级”，很可能是长城边防军人“以家乡出产的织品，辗转出卖，间接参与了丝绸对外贸易”。经此阐释，长城、北边交通体系、丝绸贸易等各方面勾连在一起，交通对于社会经济、军事交通的意义也因此凸显。这样的学术成果很难仅仅依靠传世文献的研读取得。

　　《秦交通考古及其史学意义》更是明确指出考古对秦交通史研究的意义。作者详细介绍了秦人经营交通线路的考古发现、秦人的车辆发明、交通动力开发的文物实证等内容，又指出秦交通考古多方面的成就对秦史研究的巨大推进作用，兼具实证分析与理论高度，为中国古代交通史的研究指明了学术路径。《〈盐铁论〉“掌蹄”“革鞮”推考》阐述了两汉时期蹄铁萌芽的三个观念背景与技术条件——“数马曰若干蹄”“蹄欲得厚”蹄部病症治疗，推测蹄铁的使用可能早于唐宋，但也只能期待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作者没有注意到在吉林集安禹山临江墓出土的一枚铁马掌（03JYM43J：5）属于高句丽早期王陵（年代最晚不超过3世纪末）：“半圆形，上有等距排列的5个钉眼，其中之一掌钉还在。通长10、厚1.8厘米。”这枚蹄铁的形态已较为成熟，起源年代当更早。虽未早至两汉时期，且不出自中原地区，但相较于唐宋的旧说已大大提前，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作者的推测。关于蹄铁考古资料的补充虽是在弥补作者论述的不足，但也再次表明作者所倡导的重视考古资料的研究方法、学术路径具有重要价值。

　　偏重实证与微观考论的研究容易失之细碎，视野狭隘，但《芝车龙马》一书处处可见王子今教授开阔的学术视野。纵向来看，所论交通文化远远超出了秦汉时期，如《“米仓道”“米仓关”考》一文，从张鲁“奔南山入巴中”路径说起，还讨论了东周“汉中”的文化空间位置，《元史》“米仓关”战事及“进伐木开道七百余里”交通工程，明代“米仓关巡检司”与清人所谓“米仓关道”，民国《南江县志》记载南江“北至南郑路”等内容，“米仓道”“米仓关”历史变迁的脉络变得清晰，其对秦蜀古道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交通的意义也愈加显现。而且作者还抱有“有益于现今相关地方的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关怀。又如《生态史视野中的米仓道交通》一文论及唐宋时期的“大竹路”，《岳麓书院秦简〈数〉“马甲”与战骑装具史的新认识》一文论及南北朝以降的马甲、马铠等。横向上看，将秦汉交通的发展史置于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去阐释，对汉朝与罗马在交通建设与帝国行政上进行了详细比较。两大帝国交通发展的异同一目了然，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通也在比较中自然呈现。又敏锐地指出2000年前东西两大帝国发展交通事业的原因与今天的巨大差异：“注意交通条件首先作为行政基础，其次才促进经济运行的情形，有益于理解古罗马与汉代中国的历史真实。”从研究领域上看，此书再次贯彻了作者的“大交通”理念，以交通文化为基点，研究触角延伸至四面八方，综合论述政治文化、军事地理、经济贸易、生态环境、精神信仰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展示秦汉时人的精神面貌：“汉代，特别是西汉前期经济生活与民生条件发展之自然和自由的风格”，“‘天马’以其俊逸雄奇，成为汉代文化风格的典型代表”。

　　《芝车龙马》一书虽然也存在个别史料引用有误，某些结论推测成分过多，结论有待验证等瑕疵，但它将宏观关怀与细节考证相结合，深挖传世文献，重视考古资料的应用，不但以具体的研究成果嘉惠学林，而且学术路径的方法论意义更影响深远。1984年4月，在西北大学读书时骑自行车赴商南考察武关道，可以视为王子今教授秦汉交通考古的一个起点。此后的三十余年里，他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不断丰富的学识、阅历为学术界贡献了一部部厚重的学术精品。他虽然感慨“渐渐感觉力不从心，许多要做的事情不一定来得及做了”，但实际上比大部分年轻人都精力旺盛，我们相信《芝车龙马》一书绝不是王子今教授秦汉交通史和秦汉交通考古研究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作者单位：首都博物馆）

（图文转自：“中国文物报”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