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的一个黄昏，一位清瘦的长者站在草原上，眺望远方的雪山，眼中流露出凝重的神色。西风下，残阳如血，晚霞将他的背影染成金色，闪现出一道耀眼的光。再过几日，他就要离开新疆，返回北京。而这一走，便是永别。

时至今日，这道光芒依旧指引着中国考古人不断前行，那位长者的背影，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从未走远。他就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被誉为“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的黄文弼先生。

黄文弼，1893年出生于湖北汉川，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学习期间，适逢蔡元培校长整顿学风，提倡学术，反对谋官发财。这对黄文弼的影响极为深远，使他终身以从事学术研究为志向。毕业后，黄文弼留校任教，主要研究宋明理学，后转入古籍整理和目录学方向。

自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和日本纷纷派遣考察队前往中国西北地区，搜集各类情报资料和历史遗物，致使文物大量流失海外。瑞典人斯文·赫定，德国人格伦威德尔(AlbertGrünwedel)、勒柯克(AlbertvonLeCoq)，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橘瑞超等一批探险家和学者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丝绸之路考古的学术著作和报告，成为当时轰动世界考古学界的大事。同时期中国学者的西北史地学研究却仍停留在“依籍考据”的状态，并未走出故纸堆，走入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国学者很少意识到：“‘行万里路’的意义绝不在‘读万卷书’之下。”这种与西方学术界的反差强烈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深重的危机感让黄文弼开始关注西北史地研究，并参加了中国最早的考古研究机构之——北大考古学会。

1926年冬，在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支持下，斯文·赫定来到北京，准备经内蒙古到新疆进行探险。经过一系列的活动，斯文·赫定收到了北洋政府外交部同意他们去新疆探险的批文。然而，到1927年春，突然有传言说斯文·赫定将去西北考察，不让中国人参加，且所得物品运至国外。此消息一出，就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1927年3月5日，北京各学术团体在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后成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双方最终在1927年4月26日签订合作协议，共同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经费由斯文·赫定提供，考察所得物品全部留在中国。此协议开创了中外平等合作考察的范例，在中国学术史上意义重大。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一员，黄文弼自此踏上大漠孤烟直的漫漫古道。

1927年5月9日，考察团从北京出发，向西北前进。出师不久，我国年轻地质学家丁道衡就在白云鄂博发现了大铁矿。今天我国大型钢铁企业、稀土生产科研基地——包头钢铁公司，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10月，黄文弼在额济纳土堡发现5枚汉简，开启居延汉简出土的大幕。1930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重返额济纳河地区，共发掘出汉简一万余枚。

1928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一行抵达当时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在迪化期间，黄文弼对杨增新(当时的新疆主政)收藏的麴斌造寺碑做了原碑抄录和拓本。1944年，当黄文弼第三次赴新疆考察时，原碑已下落不明。麴斌造寺碑全名《高昌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1911年出土于吐鲁番，后移至迪化杨增新将军署。该碑立于麴氏高昌延昌十五年(575年)，正面铭文叙述麴斌生前施舍田宅建造佛寺之“功德”，背面刻有麴斌在建昌二年(556年)施产造寺时所订立的契约。黄文弼参照旧拓本和《新疆图志·金石志》的内容，将新得的碑文进行了仔细的校补，并予以影印，现已成为研究高昌历史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1930年初，黄文弼等又对吐鲁番的交河和高昌故城进行了重点调查和发掘，出土大量陶器和高昌麴氏王朝纪年的墓砖，对于补充高昌国历史纪年有很大价值。根据这些墓志和墓表，黄文弼考订了高昌的年号和官制问题，纠正了罗振玉等人对麴氏高昌世系年号认识的错误。

黄文弼根据对吐鲁番盆地出土陶器的研究，否定安特生“中国彩陶西来说”，提出“两期推进说”，肯定新疆彩陶受到中原影响的事实。

离开吐鲁番后，黄文弼进入罗布泊地区考察，成为第一个进入此地考察的中国学者。在此地，他发现写有“交河壁”的汉代简牍。根据史籍记载，汉通西域之后，汉朝曾在吐鲁番实行屯田制度，尽管《通志》中有“诸壁”的记载，但只有关于高昌屯田及高昌壁的确切记录。“交河壁”简的出土证明，汉时屯田并不仅仅只限于一地，屯田高昌即为高昌壁，屯田交河即为交河壁，只是因为校尉设在高昌，史书只记高昌壁而已。黄文弼的发现解除了人们的疑惑，正好证明《通志》记载无误。

1930年4月25日，黄文弼在土垠遗址发现新疆当时年代最早的一批汉文简牍。过去外国探险者在该地区所得汉文简牍，均为魏晋时期遗物，而黄文弼所得汉简上起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下迄汉元延年间(公元前12年~公元前9年)，距汉朝设置西域都护的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仅仅11年。另外，黄文弼还从汉简的内容中解读出汉朝在西域的职官、屯戍和仓储制度，并对此作了全面细致的考释，对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是重要补充。

同年，黄文弼取道西伯利亚返回北平，西北炽热的阳光、路途的艰辛让他变得又黑又瘦。时任北大教育长的刘半农对黄文弼十分敬佩，特题诗一首：“此公傻，不看江南之绿杨，而探绝漠之红柳，天炎饮绝沙如焚，人驼平等匍匐走，幸而当晚得水头，不然傻公今何有，傻公归来我当敬汝一杯酒。”

1933年，黄文弼作为绥新公路勘查队人员第二次进入新疆考察。1934年5月，他再次来到土垠遗址。此次选择的路线与上次不同，他在罗布泊北岸发现大片古渠遗址和屯垦遗址。遗憾的是，由于河流改道，黄文弼未能进入他十分向往的楼兰古城。直到1979年，中国考古工作者才首次进入楼兰古城，完成了先生的夙愿。

与此同时，幸运之神眷顾了中国西北科学考査团和绥新公路察勘队的另一位成员——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他在罗布泊地区发现了著名的“小河墓地”和“微笑公主”干尸。1934年以后，再也没人找到过这个神秘墓地，小河遗址成为20世纪新疆考古的谜中谜。直到200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炳华借助贝格曼的《新疆考古记》，重新找回了“失踪”66年之久的小河墓地。2002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掀起了再探“小河墓地”的热潮。随着一大批珍贵文物的面世，小河墓地成为世界考古学界瞩目的焦点，小河墓地也因此被评为“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此次考察归来，黄文弼敏锐地意识到罗布泊迁移、河水改道等地理因素，对楼兰历史、丝绸之路交通路线以及绿洲诸国命运的影响，因此研究并撰写《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迀》《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等，对史籍所记载的相关内容作了详实的考证。

1935年，黄文弼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委托，前往西安碑林整理碑刻。西安碑林最早可追溯到唐末五代时期，已有900多年的历史。由于民国时期军阀混战，西安碑林已略显破败。面对荒草丛生、满目疮痍，黄文弼承担起了修葺规划碑林的重任。他邀请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设计布局，用了3年的时间使得碑林面貌一新，一大批珍贵碑刻得到更好的保护。1938年，西安碑林重新向游人开放，今人仍然受益于此。

抗战爆发后，黄文弼先后任教于西北联大、四川大学和西北大学。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他坚持整理在西北所得的考察资料。1943年，他受西北联大委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虽然此次考察重在教育和文化方面，但黄文弼仍然十分关注新疆的考古事业。由于有汽车代步，这次考察较为顺利。考察路线经河西走廊至星星峡，6月16日即到达哈密，后向北行至镇西(今巴里坤县)。到达镇西后，黄文弼患上痢疾，但他不顾旅途劳顿，仍然拖着病弱的身躯拓印汉碑，随行考察人员都被他的执着所感动。

离开镇西后，考察队沿天山北麓，经木垒、迪化、乌苏到达伊宁和博乐，随后转行至塔城、布尔津和承化(今阿勒泰)。这些地方是斯坦因在新疆五十万分之一地图上所没有测绘的，此次考察弥补了这一空白。

1949年后，黄文弼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他的《高昌砖集》(增订本)、《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相继出版后，意识到中国西北史地研究任重道远，实物资料还很不完善，决心第四次赴新疆考察。那年，他已是64岁的老人。

1957年9月，黄文弼不顾家人的劝说，以病弱之身躯毅然率领考古队第四次前往新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深入调查了26个县市的127处古迹和遗址，行程达14000余公里。在伊犁地区，他调查了古代游牧民族所遗留的土墩墓、石人、岩画等过去学者极少关注的遗址和遗迹。在库车，他试掘了苏巴什遗址，并对雀离大寺的位置做了推断。此外，他还探访了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和哈密焉布拉克墓地，也有重要的发现。1958年9月底，黄文弼先生返回北京。他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他再进行野外考古了。

回到北京后，黄文弼一直致力于第四次调查报告的整理。到他逝世前，已完成哈密、伊犁、焉耆、库车等地区的初稿。然而随后而来的政治风暴，打乱了他的计划。“文革”中，黄文弼遭到批斗，从此一病不起，而他第四次新疆行的考古报告尚未整理完毕。1966年12月18日，黄文弼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享年73岁。十年浩劫结束后，孟凡人先生整理了黄文弼先生的遗稿《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该书于1983年出版，完成了他的遗愿。

黄文弼先生一生四次赴疆考察，披荆斩棘，呕心沥血，担负起国家之重托、民族之重任。从千年帝都到戈壁大漠，从崇山峻岭到瀚海雪原，风餐露宿，艰险备历，用双脚丈量山河，用心血完成著作，把一生献给了自己钟爱的事业。时至今日，新疆考古工作者依旧沿着他的足迹前行，他的“二集”(《高昌专集》《高昌陶集》)、“三记”(《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仍是学者案头的必备之书。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精神必将永存。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将永垂青史。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13年0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