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学语义中，“文明”即国家，文明的诞生就是国家的诞生。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名著中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即国家出现是文明形成的标志。在考古学上，一般把金属工具、文字和城市的出现视为国家或文明出现的典型标志。人类迄今走过长达数百万年的历程，文明的出现所占不过5000多年，可以说文明或国家是人类文化发展到很高阶段的产物。

根据经典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国家的诞生需要超越“石器“阶段的新型生产力作为基础，那就是“青铜时代”或使用青铜工具时代到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字的出现也代表着一种知识性生产力的诞生；而城市作为新型生产力的集聚中心和文明治理中心，往往会作为国家的都城而出现。确实，5000多年前诞生于尼罗河地区的埃及文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4500年前诞生于印度河谷的哈拉帕文明以及4000年前出现于爱琴海克里特岛上代表着古老的“希腊文明”诞生的米诺斯文明等，几乎都有青铜冶铸业及青铜工具、文字和堪称发达的城市中心。就是说，世界上环地中海地区的几个古老的原生文明之诞生，青铜、文字等新生产力都发挥了为文明奠基的作用。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东亚。4500年—5000年左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出现了最早的文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之为“古国时代”，严文明先生称之为“龙山时代”，吴汝祚、牟永抗先生称之为“玉器时代”，还有学者采用西汉大史家司马迁《史记》中的观点，称之为“五帝时代”、“万邦时代”等等。考古学揭示出的中国早期“文明”的突出标志包括不同规模或等级的城的出现，以及祭坛、贵族墓地和贵族阶层占有的表示“礼”制的精美玉器、精致陶器等；文字或已经诞生，在山东、浙江、江苏、山西等“龙山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极少量刻、写在陶器上的文字，当然它们还远远不是一种普遍的书写工具；青铜生产工具则几乎无一发现，而且，即使到了历史文献中明确记录的夏、商王朝时期——有学者认为是“方国时代”，青铜铸造的对象也不是生产工具，而是多用于构建国家权力符号系统的青铜礼器，其主要生产工具还是石器。这是一种让人深思的“文明模式”，我们或可称之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文明模式，即先行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以国家为标志的文明形态----通过国家制度进行社会力量的动员和组织，以推动新生产力的发生和发展。这样的一种文明模式，在此后的中国文明进程中一再展现出其鲜明的特色。如西周“王国时代”，新的以“铁器”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尚未诞生，但更先进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已经建立，通过这种制度，在广大地域内实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统一，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西周周王统治下的各诸侯国几乎都实现了经济上的飞跃，最终创造出了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的文化奇观，实现了中国“原典时代”的非凡创造，同时也孕育出了新的生产力阶段—战国开始的“铁器时代”。也可以说，考古实证材料告诉我们，以先进的生产关系构建起“文明”共同体，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甚至是东亚古代文明的重要模式。从全球视野下观察，考古学揭示的不同的文明模式、不同文明的动力系统和要素构成，为我们探讨人类文明多样性提供了独特的认知资料。

当然，更为深层的问题就是：上述两种不同的文明模式为什么会出现？又各自有着什么样的文明理念？它们在发展进程中面对的挑战存在什么差异性？它们各自又存在什么样的运动规律和运动结果？这些都是给考古学者及相关学术人士提出的更加有意思的话题。如果从总体特征上而言，环地中海周边诸古代文明更重工具、物质、战争和“神”；而地处东亚的中国古代文明更重制度、精神、协和与“人”。譬如，美国学者霍华德·斯波德告诉我们：两河流域最早的苏美尔城邦国家成就非凡，但是它们的成绩往往是以战争为代价，而且，“战争特别具有毁灭性，因为国王和战士都相信，自己在为神而战”。而在东亚，不是说没有古国之间的争战，否则考古学者就不会发现龙山时代出现的那么多的防御城市，但是比之环地中海区域，中国早期古国文明更重不同文明间的“协和”共处，以德服人。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记述，“五帝时代”文明初起时，“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黄帝能“修德振兵”，促使“诸侯咸来宾从”与万国和同局面的出现；尧帝时，继承黄帝之策，使“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至帝舜，修五礼五玉，使“百姓亲和”，“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大禹执政时，于涂山会天下诸侯，“执玉帛者万国”，九州之内“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其职”。至夏、商及西周的“王国”时期，虽然征战乃存，但和合、协同的理念始终占主流，最终乃至形成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

水洞沟遗址

当然，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文明，不同的文明模式各有优点和不足，它们的关系应该是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彼此尊重，和平发展。可以说，通过考古学揭示的人类原生文明的不同模式，能够让我们更多地去思考人类不同文明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好地面对今天与走向未来。

本文为《大众考古》2015年第12期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