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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文丨安史之乱、河北胡化与中古时代的中国
“安史之乱”与河北藩镇割据，是中古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从桑原骘藏、陈寅恪对胡人迁徙与“安史之乱”关系的探讨，到彼得森（Charles A. Peterson）、蒲立本（Edwin G.Pulleyblank）对“安史之乱”所塑造的战后格局、藩镇军事结构的观察，森安孝夫、荣新江等人利用突厥、粟特、回鹘文献对粟特人构建的商业—情报网络、安禄山祆教信仰的讨论，再到冻国栋、仇鹿鸣、李碧妍利用新出墓志对安史政权下的吏民心态、文官命运、内部权力斗争所进行的细致入微的考证，可以说针对“安史之乱”的历史渊源、叛乱历程、后世影响等研究，一直以来是中古政治史研究的显学。
既有的研究已汗牛充栋，如何在大量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书写出富有新意的著作，这对任何一个后来的中古史研究者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王炳文是新锐的中古政治史研究者，最近出版的新书《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集中体现了他的学术旨趣与研究方法。作为“安史之乱”与河北藩镇割据研究的学术专著，王炳文的作品丰富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就王炳文的中古史研究，《燕京书评》采访了他。针对中古时代的马政、胡化与政治史研究，王炳文提出了他的见解。
▌从马政到“安史之乱”：处于民族史与政治史交汇点上的马政研究
燕京书评：您早期的研究，都是针对“马政”、“监牧”等非常微观的观察，在您的新著作中，您一改早期的研究旨趣，转而讨论“安史之乱”、胡化、藩镇割据等非常宏观的中古政治史议题，您是如何来处理这种学术研究的内在转向的呢？
王炳文：其实没有变化，我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一直是唐代政治史和中古民族史，马政只不过是我最初进入中古史时选择的一个入口。马政这个问题看似冷僻，但涉及面广、弹性大。拿不同朝代的史料换不同开头的标题，详细罗列当时的马怎么养，我对此既无兴趣，更无经验。毕竟养马是技术活儿，汉朝的人养马和唐朝的人养马，配种、除虱、喂料这些事并无差别，历史学者偶尔考证一二尚可，拿来当术业专长就有点不真实了。在我看来，各朝马政之所以有其研究价值，背后不同的政治诉求才是关键。比如我看学者讲南宋马政，多会涉及西部边贸和东南开发，这就是颇具特点甚至独一无二的地方，背后实际涉及对南宋政治运作的理解。
对于唐朝而言，一方面，唐马本身为历朝最盛；另一方面，唐人的监牧制度又在中国古代国马牧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直接塑造了宋以后的马政模式。欧阳修说“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唐代马政的很多细节，今天已难窥其详，像赤岸泽迁马的传说、监牧使的划分、监牧的命名排序（唐前期的陇右诸牧监是按左右编号排序的），都像破案一样需要艰辛的证据寻找和辨析，接触久了很容易沉迷上瘾。所以，唐马政的研究，首先能锻炼一个历史学者的考证能力。但随着考证的深入，你会发现唐人监牧制度的设置，根源需要回到府兵制上，看似不经意的历次变动其实关涉到神龙革命、永贞内禅等重大政治事件，而诸多马政高官和监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