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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辽东高句丽遗迹,实地复查发现赤山山城等

摘要: 位于辽东沿海的营口地区由于《旧唐书》《新唐书》等文献的记载,对于高句丽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1962年至今,在六十年的工作中,营口地区高句丽遗迹的数量和分布情况一直未在学界达成共识。2020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文保单位选择了实地复查的传统方法,为过去工作中涉及到的多处城址遗存进行了复查,发现三处高句丽遗迹,分别为赤山山城、青石岭山城 ...
位于辽东沿海的营口地区由于《旧唐书》《新唐书》等文献的记载,对于高句丽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1962年至今,在六十年的工作中,营口地区高句丽遗迹的数量和分布情况一直未在学界达成共识。2020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文保单位选择了实地复查的传统方法,为过去工作中涉及到的多处城址遗存进行了复查,发现三处高句丽遗迹,分别为赤山山城、青石岭山城及椅子山墓地。
此次的高句丽遗迹复查工作,将过去笼统归入到高句丽遗迹的辽金、明清遗址甄别区分,为后续的考古和历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准确基础材料。

辽宁营口市位于辽东半岛中枢,辽河入海口左岸。地形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倾斜,东部为山地,中部为丘陵,西部为平原。战国晚期燕将秦开设五郡,营口属辽东郡。秦汉仍循旧制,辽东郡置盐铁官于平郭县、文县,在本市境内。曹魏和东晋十六国时期,仍属辽东郡。五世纪初高句丽占领辽东,在本市辖境内设有建安城等建置。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收复辽东,在今盖州市青石岭山城设建安州都护府。因此营口地区的高句丽遗迹,总体年代为5世纪初至公元668年,主要分布于中部和东部地区。
营口地区高句丽考古工作最早见于1962年的辽宁省博物馆编《辽宁史迹资料》收录了“盖平青石关堡高句丽山城(高丽建安城)遗址”1处山城。后出版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如《东北历史地理》《高句丽城址辑要》《营口文物志》《鸭绿江右岸高句丽山城研究》《辽宁高句丽山城再探》《辽宁文物地图集》《营口地区山城调查与探讨》《营口地区的高句丽山城》多收录有7-14处高句丽山城。2011年三普档案则收录了18座。从1962年至今,在六十年的工作中,营口地区高句丽遗迹的数量和分布情况一直未在学界达成共识。过去工作中营口地区高句丽山城数量变化示意图

过去工作中营口地区高句丽山城数量变化示意图

鉴于这种情况实地的考古复查势在必行。在如今田野考古工作新方法、新技术普及推广的新形势下,针对这一基础性学术问题,传统的考古调查在时间、人员和经费有限的条件下,仍然是最为高效的解决方法。因此本年度我们选择了实地复查的传统方法。同时注重新技术的应用,使用了无人机航测和手持GPS、奥维地图等技术手段采集了地理数据,建立了地理信息数据库,并应用GIS系统对城址进行了地理信息分析,同时遗迹分布图和地理位置图均使用地理信息系统制图。这一技术的应用便于将多年的考古数据整合,为下一步的综合研究和大遗址保护提供依据。
复查范围主要为过去工作中涉及到的18处城址、8处遗址,1处墓葬。现将成果分类简述如下:2020年辽宁营口地区高句丽遗迹复查成果分类示意图

2020年辽宁营口地区高句丽遗迹复查成果分类示意图

一、高句丽遗迹
共计3处,其中山城2处,为赤山山城、青石岭山城。墓葬1处为椅子山墓地(青石岭山城附属墓地)。青石岭山城和椅子山墓地均在考古发掘中,主要介绍一下赤山山城。
赤山山城位于营口盖州市万福镇东北,山城大体呈长方形,周长约3611米。北面凭借赤山五峰因山设险,东、南、西三面沿十八盘岭山脊修筑石墙,全城设东、南、西三门。东南和西南角修筑有长方形角台,东门南侧设马面一座。城内地形复杂,由东西向分布有三处高差在100左右的山丘组成,这样形成了七处大面积的坡地。其中在西北部发现了四处大面积的阶梯式台地(下文称为JT),其中JT3发现9处疑似小型石砌房址。城内发现蓄水池两处,蓄水池2规模较大,并位于城内中心位置应承担主要的蓄水功能。赤山山城具有城墙、城门、角台、蓄水池等高句丽城址要素,同时外墙体由楔形石,墙芯以梭形石连接内外墙,符合高句丽筑城特点,与本溪李家堡子山城、桓仁城墙砬子山城等典型高句丽山城具有较多共性。赤山山城高程模型

赤山山城高程模型

 赤山山城东南角台

赤山山城东南角台

 赤山山城东南角台视域分析(垂直偏移5米、扫描距离10千米)

赤山山城东南角台视域分析(垂直偏移5米、扫描距离10千米)

 东墙(由北向南)

东墙(由北向南)

 墙体上的楔形石

墙体上的楔形石

墙体上的楔形石

墙体上的楔形石

二、疑似高句丽遗迹
1处。方家山遗址位于盖州市暖泉镇方屯村北方家山南坡。近年因修建庙宇扰动严重。遗址内密布红色素面瓦和红烧土,这次调查未采集到典型的高句丽遗物。但2017年营口历史学会采集到一件红色方格纹瓦件,但由于为孤例,暂不能确定为高句丽遗址。方家山遗址航拍全景

方家山遗址航拍全景

 2020年调查采集遗物

2020年调查采集遗物

 2017年营口市历史学会采集的方格纹瓦件

2017年营口市历史学会采集的方格纹瓦件

三、非高句丽遗迹
正如上文所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各著作收录营口高句丽山城数量不等,但其基础材料均来自二普档案,众多的后续研究也是建立在这些资料基础上进行的。在排除以下遗迹时,我们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主要依据有三:
第一,未采集到高句丽遗物,过去的工作中也未发现特征明显的高句丽遗物。已发表材料中提及采集到红色瓦件,但汉代和辽金时期此类瓦件也较为常见。
第二,未发现楔形石——高句丽山城墙体的主要用石,由于其形态独特成为判断是否属于高句丽城址的重要基准。由于本地山体岩性特点等原因,存在个别山城部分城墙未采用楔形石砌筑,如营口盖州青石岭山城城墙、抚顺新宾五龙山城城墙和太子城内城墙。但青石岭山城城墙上设有方形石洞,太子城山城内城墙上设有曲尺形门道的城门,均为高句丽山城较为常见的做法。而且这些城内多遍布散落的楔形石,一些城内设施采用了楔形石,如五龙山山城内护坡墙和太子城西墙。
第三,未发现蓄水池、房址、角台、瞭望台等高句丽城址典型遗迹。由于高句丽山城具有很强军事防御功能,因此城内多设有军事和生活设施。
第一组:不早于辽金时期
包括海龙川、鹤羊寺(朝阳寺)、老爷岭(东升)、奋英(奋东)和孙家山(孙家窝棚)遗址。现将这些遗址的共同特征总结如下:
1.山形地势:主峰向两侧延伸出两道山脊,形成了抱谷形山势。海龙川遗址航拍远景

海龙川遗址航拍远景

 鹤羊寺遗址航拍远

鹤羊寺遗址航拍远

2.遗址布局:人工墙多发现于谷口或山体的豁口,与天然峭壁相接,内部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部分平坦处发现有辽金始建的古庙。海龙川遗址遗迹分布图和高程模型

海龙川遗址遗迹分布图和高程模型

3.墙体特征:全部城墙均薄且低矮,宽多1-1.5米,高仅0.2-0.5米,这种墙体无法承担军事防御功能。砌筑方式简易,或两侧天然石块中间填充碎石;或为大小不一的石板、石块垒砌,这也与高句丽城墙典型做法相异。高句丽山城具有较强的军事防御特征,墙体高大,保存较好者可高5-8米,宽3-6米。墙体砌筑工艺较为复杂,分为外墙、墙芯和内墙三部分,内、外墙的石材一般都经过加工,呈长方形或方形,有的是一头大一头小的楔形石,砌筑时大头朝外,小头朝内,并逐层内收。墙芯以梭形石层层交错叠压,缝隙间用碎石填塞。鹤羊寺遗址墙体

鹤羊寺遗址墙体

 孙家山遗址墙体

孙家山遗址墙体

4.发现遗物:我们只在海龙川、鹤羊寺遗址采集到了时代特征明显的遗物。
海龙川遗址内坐落着大金寺(现名宝林禅寺),始建于辽代,经康熙、同治、光绪年间多次重修。2002年5月12日,在维修寺庙时出土了大量的金代窖藏钱币,重达1吨左右。这批钱币上至汉代五铢钱、唐代开元通宝、下至辽金年号钱,以两宋钱币占绝大多数,现于营口博物馆展出。本次调查采集遗物均为灰色布纹瓦,有文章提及采集到红色布纹瓦,布纹瓦是辽金瓦件的典型特征,红瓦也较为常见,如牡丹江上游的辽金庙址均有发现。采集的压当条与沈阳“汗王宫”遗址出土者相似,为清代早期。寺庙藏石碑、柱础石均为清代风格。因此从遗物分析,海龙川遗址历经金代和清代,但未采集到高句丽时期遗物。
鹤羊寺遗址文化内涵比较丰富,山顶东侧早年发现有青铜时代遗址,其西设有明代烽火台。青铜时代标本采集于烽火台内填土中,可能为修筑时混入。遗址内鹤羊寺早年维修时出土有辽代佛像,现寺内还保存有清代晚期石碑座。因此从遗物分析,鹤羊寺遗址内包含有青铜时代、辽金、明清文化因素。营口地区分布众多青铜时代石棚多建于山顶,鹤羊寺山顶东侧遗址可能与此有关。而环山脊的墙体则围绕鹤羊寺修建,因此我们认为这些石墙作为寺庙的院墙更为合理,从目前发现的遗物分析年代最早为辽代。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认为营口地区这类遗址年代不早于辽金时期,应是庙产、私产或墓地的围墙和界墙,部分为明清时期沿用。
第二组:明清时期
以烟筒山、田屯东山、田屯西山、岳王庙、破台子遗址为代表的。只在山顶修筑小段落人工墙,有的与天然石相结合成石砌平台。砌筑方式较为简易,用石杂乱。有的遗址采集到明清时期遗物。
田家屯东山遗址位于辽宁省营口市盖州市什字街镇田家屯村东高丽城山上,海拔约400米,建于附近群山的最高峰。平面呈长方形十分方正。东、北、南三面以石块砌筑城墙,西面利用悬崖为天然墙,周长280米。现存保存好的墙体宽2.6米,高2米。东侧开一门,宽1.6米,进深3.5米,门两侧立有石板。城内未采集到遗物。但其规划的十分方正,墙体用石杂乱,以扁平的石板为主,这些特征与辽宁地区明代山顶石筑城堡相近,如本溪马平沟遗址。田屯东山遗址

田屯东山遗址

第三组:无法判断
破坏严重,遗迹现象或时代特征不明显。包括腰堡子兰姑岭、石灰山、马圈子、东双台遗址等。如兰姑岭遗址只在山顶发现有石砌水井未发现墙体。石灰山墙体已倒塌。马圈子、东双台遗址则未发现明显的遗迹形象未采集到遗物。
营口地区位于辽东沿海,由于《旧唐书》《新唐书》等文献记载较为丰富,因此对于高句丽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的高句丽遗迹复查工作,将过去笼统归入到高句丽遗迹的辽金、明清遗址甄别区分,为后续的考古和历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准确基础材料。地理信息系统在考古调查中的全面应用,为今后的整合研究和文物保护提供了准确的数据来源。
(本文作者为卢治萍 图旭刚 王柳 杨帅 缪川鹏 李一鹏,原文标题为《新形势下的传统考古调查——2020年辽宁高句丽遗迹(营口地区)调查工作收获》,全文原刊于中国文物报“文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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