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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与世界遗产——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践行可持续发展观

摘要: 一、引言北京时间7月17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召开了此次大会的第一场全体会议。会议讨论的内容之一依然是热门的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共涉及会议的两项议程,分别是“非洲优先”战略专题报告(议程5C)和可持续发展观点纳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报告(议程5D)。“非洲优先”战略专题报告(议程5C)根据第43届遗产大会决 ...


一、引言

北京时间7月17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召开了此次大会的第一场全体会议。会议讨论的内容之一依然是热门的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共涉及会议的两项议程,分别是“非洲优先”战略专题报告(议程5C)和可持续发展观点纳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报告(议程5D)。

“非洲优先”战略专题报告(议程5C)根据第43届遗产大会决议要求(巴库,2019 年),总结了上次大会以来非洲实施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政策取得的进展。报告从地区和国家政策、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实以及遗产地的多样实践等方面,总结了非洲实施可持续发展政策取得的进展。报告还详细列举了在增强环境修复力、增加当地社区参与、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促进和平与安全、提升知识与技能、增强管理能力、指导预备名单和提名文件编写、濒危世界遗产、监测等方面的具体案例。非洲大陆拥有89处文化遗产,面临着从武装冲突到发展压力、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快速城市化和人口增长以及气候变化等各种威胁。通过此次报告不难发现,虽然非洲面临的困境仍在继续,但非洲在应对这些困难的过程中,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得到保护、当地社区的福祉得到了提升。未来,相信非洲在利用其丰富的资源(包括自然和文化资源)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包容性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仍大有可为。

世界遗产中心副主任介绍非洲优先、可持续发展与世界遗产进展报告的情况

《公约》与可持续发展报告(议程5D)总结了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巴库,2019 年)以来,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根据《将可持续发展观纳入‹世界遗产公约>的政策文件》,将可持续发展观纳入《公约》取得的进展。报告列举了世界遗产在增强环境修复力,减缓气候变化,减少当地社区经济困难和提供可持续生计,提升城市遗产保护,提升知识与技能,促进社会包容和赋权当地社区(包括青年、妇女和土著人民),促进和平与安全等方面的具体实践案例,证明了《公约》的实施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可持续发展与世界遗产

可持续发展并非21世纪的新命题。从全球进程来看,其实践诉求可上溯至上世纪50年代伦敦光化学烟雾等环境污染事件,学术研究和政策响应则以上世纪60年代蕾切尔·卡森发表《寂静的春天》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合理利用和保护生物圈资源政府间会议”为标志。

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是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1],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发布《21世纪议程》[2],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此后又补充了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式在全球推广。

联合国首次将文化的作用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是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通过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3],明确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其中,目标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同年11月19日,可持续发展观正式纳入《公约》。世界遗产缔约国大会第20届会议通过了《将可持续发展观纳入‹世界遗产公约>的政策文件》[4],明确提出将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

这意味着,遗产已从传统意义的保护、管理,进一步扩展到关注遗产所在的环境、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遗产与所处的整个社会的关联进一步加深,与提升社会的利益挂钩。通过今年世界遗产大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报告可以看出,经过一系列的探索实践,可持续发展在世界遗产领域已然形成一定的体系。

我国作为遗产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好的处理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在践行可持续发展上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与实践,下文将以大运河为例进行说明。

三、大运河创新实践可持续发展观

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正式成为中国的第46项世界遗产。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与经济、环境、社会方面联系更密切、问题更典型,开展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融合的探索也更为必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大运河作为宝贵文化遗产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活化”之河的时代已然开启。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陆续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和《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建设方案》”)两项重要文件,大运河迎来新的保护发展契机。

《纲要》《建设方案》结合中国实际和中国特色,将我国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度融合。

首先,就遗产保护而言。《纲要》《建设方案》作为国家层面的重大发展战略,都将“保护优先、突出保护”作为首要基本原则,确保遗产的价值不受破坏。

第二,就对象和范围而言。除了将大运河遗产全部纳入保护对象,还增加了与大运河同时期或保护相关的其他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运河文化主题相关的博物馆和展示馆,以及沿线的代表性生态资源和更广阔的背景环境,将范围扩展到了大运河沿线的八个省域范围。真正实现了从超出遗产本身区域范围的角度考虑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实现了从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到遗产地、遗产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就内容和涉及领域而言。《纲要》提出,着力强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着力推进河道水系治理管护,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着力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着力促进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建设方案》提出,以长城、大运河、长征沿线一系列主题明确、内涵清晰、影响突出的文物和文化资源为主干,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促进科学保护、世代传承、合理利用,积极拓展思路、创新方法、完善机制,做大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将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与环境可持续性、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包容性经济发展紧密结合,遗产保护与带动社会发展、提升社会利益挂钩。

第四,就利益相关者而言。“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包括了国务院17个部门和大运河沿线的八个省、直辖市,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统一了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真正做到了在广泛的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域范围内联动,并且是从国家最高管理部门层面进行的有效联动。

第五,就能力建设层面而言。《纲要》《建设方案》发布前,调动了各相关部门、地区、机构、专家等力量开展前期研究工作,以确保内容的科学性、专业性、创新性。发布实施后,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共同分享工作进度和各地特色案例,总结问题、共享经验,为下一步的实施建立起必要的能力基础。

第六,就实践创新而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提出的建设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四个主体功能区,不仅落实了可持续发展理念,还结合我国主体功能区理论基础,对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了补充,是将文化置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核心地位的重要实践和探索。

四、结语

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融合,越来越强调遗产作为与特定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资源属性,越来越强调得到科学保护的遗产应当作用于社区发展及民众生活品质的提高,越来越重视遗产地在改善经济、创造就业、提供教育和社会整体福利的重要性,从较为单纯的专业和技术性的体系拓展为一种通过保护文化多样性而促进人类和平安全并与人类生存、生活、发展权益相适应的国际治理方法。[5]从传统意义的保护、管理,已进一步扩展到关注遗产所在的环境、社会、经济等各方面,与所处的整个社会的关联进一步加深。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实践,对于进一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路径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from one earth to one world: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Z].1987.

[2] United Nations.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Z].1992

[3]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Z].2015.

[4] UNESCO.Polic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into the processes of the world heritage onvention[Z].2015.

[5] 杨爱英.世界遗产融入可持续发展:进程、困境与未来路径[J].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0,5(02):9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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