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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杨方:重返帕米尔,追寻玄奘与丝绸之路
摘要: 2011年,当复旦大学教授侯杨方第一次来到东帕米尔时,就被“冰川之父”慕士塔格和喀拉库勒湖壮丽的景色所震撼,“当时我心里就想,帕米尔古称葱岭,是丝绸之路途经的重要之地。我想知道丝路究竟经过哪一座山口、哪一条河谷,很想重走一次,目睹玄奘当年见过的同样景象,体验同样的感受。”这样的“重走”历时八年,通过二十几次实地考察和大量的文献研究, ...
2011年,当复旦大学教授侯杨方第一次来到东帕米尔时,就被“冰川之父”慕士塔格和喀拉库勒湖壮丽的景色所震撼,“当时我心里就想,帕米尔古称葱岭,是丝绸之路途经的重要之地。我想知道丝路究竟经过哪一座山口、哪一条河谷,很想重走一次,目睹玄奘当年见过的同样景象,体验同样的感受。”
这样的“重走”历时八年,通过二十几次实地考察和大量的文献研究,侯杨方足迹遍布帕米尔、南疆、罗布泊、中亚、南亚,对丝绸之路做了世界首次的“精准复原”,用文字、地图与图像著成新书《重返帕米尔》,呈现给读者一幅帕米尔丝路的生动画卷。
为何要精准复原丝绸之路?为何选择具有较高难度的帕米尔地段进行考察?怎样在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实现路线复原?7月16日下午,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外滩12号私行空间举办了“对话千年行者,重返历史现场——《重返帕米尔》新书首发式”。现场,侯杨方与上海文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祝君波展开对谈。在活动现场,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侯杨方,请他分享了写作《重返帕米尔》的体会。
澎湃新闻: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在《重返帕米尔》中不仅写到了你对丝绸之路的考察,也提到了玄奘以及他所不为人知的真实一面,为什么会花费那么多笔墨去介绍玄奘这个人物?
侯杨方:因为我在帕米尔精准复原的这段路线就是玄奘回国经过的路线,而单纯的自然地理是没有人文气息的。我们说“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帕米尔虽然很漂亮,但是在自然地理的维度上看,我们看到的不过是雪山鲜花这些东西。所以一定要带入自己的想象,想想看有什么样的主人公行进在这个路上。我们需要一种千年间对话式的情景,需要一个明确真实的人物来承载这种想象。
真实的玄奘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其实我觉得日常生活中你未必会喜欢他。他个性太强烈,处于鄙视链特别高端的位置,对很多人都很瞧不上。
我走这条路,主要是根据他在《大唐西域记》中提供的线索,当然这本书以及所有的纸面资料都并不是我们复原所依赖的证据,只是一个线索,所以当然要提到这个人。而且《大唐西域记》是写给唐太宗的内部报告,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个性,处处体现对所经各国的鄙视。我们首先了解玄奘这个人,然后真正到帕米尔的时候,在同一个山口、同一棵树底下,你会想象1000多年前他就这样过来的,进行跨时空的对话交流,就非常有意思。
澎湃新闻:走完了玄奘所走过的丝绸之路,你现在对他怀有怎样的感情?
侯杨方:我个人理解的玄奘,可能和很多人理解的不太一样。比如说玄奘有很多的粉丝,不仅有大众的粉丝,而且像斯坦因、斯文•赫定、寇松也是他的粉丝,他们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斯坦因、寇松、斯文•赫定都是和玄奘差不多的人,他们都是意志特别顽强的人,并且对自己的智力体力都特别自信。虽然他们不在同一时代,也不是同一国家、同一民族的人,但是他们都在玄奘身上看到了自己。他们行走在帕米尔高原的时候,有充分的代入感。像斯坦因每次走过“不忍岭”,虽然他误认为是玄奘经过的地方,但是他都要缅怀自己的“中国保护神”玄奘,这是一种千年的对话。否则一个人走了几个月,没有一个精神支柱的话,是非常孤单无聊的。
我对玄奘也有这样的感觉。我在帕米尔做精准复原,也就是说过了1000多年,我终于知道他究竟是精准地经过哪个地方。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已经很逼近真相,但是他们两个人分别犯了一个大错误。但他俩特别自信满满,认为自己绝对没错。我在纠正他们错误的过程中,就是和玄奘、赫定、斯坦因在对话。
人们往往对玄奘有误解,《西游记》中刻画的“唐僧”根本不是真实的玄奘,他并非温文尔雅、固执懦弱、是非不分的人。现实中的他爱憎分明、言辞犀利,还是一位率性的美男子,除此之外,他还非常擅长交际、爱听爱传播八卦、对传奇故事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很欣赏玄奘这个人,在当今社会他就是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具有创业者的所有优点:精力充沛、智商很高,而且敢于打破常规。他当时完全破坏唐朝法律偷渡西行。
澎湃新闻:听到你提到,玄奘东归的道路选择几乎是完全正确的,基本没怎么绕路。当时没有导航、GPS这样的科技手段,这是怎么做到的?
侯杨方: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走当地人经常走的寻常路。他选择的路线非常合理。1000多年以后,我们大家会有一个想象,以为玄奘是在探险。丝绸之路是常识之路,绝对不是探险之路,丝路是商贸和政治、军事之路,相当于现在的国道,他走的都是最好走的路。一路上都有最好走的地形和最好的给养,再加上翻译和向导,甚至途中有驿站匹配。帕米尔高原上的驿站遗址,一直保留到现在。玄奘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是个人探险。他唯一一段个人的旅程,就是偷渡瓜州玉门关以后去哈密,这段是一个人前往的,没人陪他,后来都是随着一大群人走的。
我们考察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帕米尔,这一段基本上是无人区、少人区、高海拔地区。现在,当地人夏天会赶牛羊上去放牧,还是走这些路,跟当年玄奘走过的路是没有任何差别的:雪山河谷依旧。帕米尔特别有意思,它有“山口”这个刚性的约束,且可以翻越的山口是有限的。现在,当地人为什么不走国道公路呢?国道公路需要绕道一两百公里,直接徒步或骑马骑摩托车翻山口过去两三个小时就到了。所以历史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已经消失,但地理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一直存在。所以玄奘走的路,就是千百年来当地人一直走的寻常路,丝绸之路利用的是自然地理上当时既有的道路,并不是新开辟的探险之路。
玄奘回来的时候,印度戒日王给他配备了大象,还有向导。他跟着商团一起回来,不是一个人,那些人都经常走这些寻常路。他不一定是跟着同一批人从头走到尾,但是每一段都有相似的同伴。从这个城到那个城,大家都知道寻常的路怎么走。而且这个路线也很多,不是唯一一条,假定比如说这个路塌方了,发洪水了,我就另外选一条路,比如从石头城东下葱岭的常规路线就有三条。
在路途中,他唯一的“冤枉路“实际也不是冤枉路:他曾经绕道碎叶。为什么要绕道呢?他要见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寻求西突厥的保护,从地理上来看是“冤枉路”,但实际上对他行走的便利程度提高了很多。
澎湃新闻:从2013年4月起,你策划主持了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对整体帕米尔高原的系列考察,为什么选择帕米尔高原地段?除了你个人的爱好之外,你觉得帕米尔高原地段在整个丝绸之路上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侯杨方:帕米尔高原地段处于丝绸之路中间,也是国家边防的重中之重。如果你夏天去喀什,向西边和南边望,从直线距离100多公里以外,可以看到巨大的雪墙闪闪发亮,那就是帕米尔高原,它就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可以提供非常好的保护。
但是与此同时,它也会带来一些交通上的不便利,但是随着314国道(喀喇昆仑公路)的扩建和整修,这个问题正在慢慢得到解决。对于纯粹的游客来说,如果想了解丝绸之路,结合自然地理和人文两个方面,景色最壮观、最动人、最值得去的就是帕米尔高原。
澎湃新闻:读者普遍反馈说这本新书的可读性很强,作为一本对丝绸之路的研究类书籍,你觉得这本书有哪些学术上的突破,是否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
侯杨方:从精准复原的角度上讲,这本书中所完成的精准复原应该是第一次,全世界没人做过。
我个人认为,在我之前,对丝路复原贡献最大的就是斯文•赫定、斯坦因和寇松,寇松就是唐顿庄园的原型之一,是英国外相,还做过印度总督。但是他们都读不了《大唐西域记》的原文,只能读英文和法文的版本。英文和法文里面很多翻译错误,尤其是比较细致的地方。
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池西派一大流,池东派一大流。”“派”就是发源的意思。但是他们不知道,只是说附近有条河,这个就很容易导致读者误判了。书的译者是儒莲这一批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东方学家,其实他们是懂中文的,但是不精通,只能似是而非的翻译,就误导了这些探险家。所以在纸面资料的线索方面,他们因为语言障碍,没能完全准确掌握《大唐西域记》的真实线索,这是他们的很大的一个局限。另一个是现代的技术优势,现今的科技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比如有越野车、GPS等等,所以我的效率和准确度会比他高很多,纸面资料也更加精准,比如我有大量的美苏军事地图。补充一点,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本书无法配备精准的地形图,但读者可以配合我制作的网站《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阅读。
即使单纯在纸面到纸面的研究方面,也有一个贡献:即学术史的梳理。我把欧洲最早的关于玄奘的论文全部看了一遍,包括德语版和法语版的。你能想象吗?1836年欧洲人就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了,但当时他们也就是在纸面上猜想,没到过实地去考察,但是正因为有19世纪早期开始的这些研究,才有了之后斯文•赫定等人的实地探险。
为什么欧洲人执着于探索异域?因为当时整个中亚,尤其是帕米尔地区,在地图上是一片空白,没人来过,也没有测绘。所以他们是从探险的角度,还有从军事和政治的角度(英国俄国当时在争霸中亚)不断开始探险。我将有关丝路的重要学术史都梳理了一遍,从1836年法国人、德国人首次着手研究以后的全部观点,在研究过程中都有引用。在此之前,我觉得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确实是有所欠缺,包括季羡林等人校注的《大唐西域记》,对很多19世纪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没有用到。
澎湃新闻:为什么之前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上比较薄弱,是因为之前条件还不够吗?
侯杨方:我觉得是因为条件的关系。比如说1836年欧洲学者的论文,现在我们在国外的线上国家图书馆里面都能找到,已经没有版权限制了。以及儒莲、比尔的那些英译本、法译本都能在网络上看得到。当时的我们的图书馆是不可能有这些文献的。
现在的网络发展确实很快,把这些全部变成共享的了。所以这些文献我们都可以阅读。那个时候也没有条件去实地探险。英国人、俄国人、德国人都是19世纪下半期以后才逐渐派探险队来到帕米尔高原,那时候已经是1860年代了。
澎湃新闻:这两年迎来了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热潮,关于丝绸之路的书也出得特别多,很好奇在你看来这样的热潮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普遍的问题?
侯杨方:普遍问题就是很多人都没有实地考察,只是在书斋里想象,从文字中推演。越是信息时代,想获取真信息的困难度越高;而且越是信息时代,想象力越贫乏,获取真相的成本就越来越高,因为人们的头脑中被塞满了垃圾信息。从传统的历史学或者是文献考证方面,做的比较好的丝路研究确实也有,但是基本上都停留在对文物与文书的解读,和真实路线没关系。
这些研究最多讲路线从阿克苏到喀什,这是很模糊的表述,还停留在正史《地理志》的水平。这一路上是什么情况?几百公里的路线怎么画、怎么走?没人知道的。或者就是一个个地点的研究,但是一个个古城和遗址之间是怎么连在一块的?它没有解释。我还是喜欢研究地理和路线,找到路线比找到一个个遗址点要困难多了,它是个连续性的变量,中间不能有缺环的,你必须要自己真正走过、走通。当然,这样的热潮也是迎合了都市人对“异域”的兴趣,把握住一个现代人的消费心理,叫异域的想象。内地人对西北的想象可能是大漠黄沙、浪漫古城。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是违背常识的,作为一条商路,丝绸之路不可能在气候恶劣的沙漠里。所以就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信息制造越来越繁荣,但是想象力越来越贫乏,因为得到真正的原创、有质量的信息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希望这本书能打开读者的想象力边界。
这样的“重走”历时八年,通过二十几次实地考察和大量的文献研究,侯杨方足迹遍布帕米尔、南疆、罗布泊、中亚、南亚,对丝绸之路做了世界首次的“精准复原”,用文字、地图与图像著成新书《重返帕米尔》,呈现给读者一幅帕米尔丝路的生动画卷。
为何要精准复原丝绸之路?为何选择具有较高难度的帕米尔地段进行考察?怎样在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实现路线复原?7月16日下午,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外滩12号私行空间举办了“对话千年行者,重返历史现场——《重返帕米尔》新书首发式”。现场,侯杨方与上海文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祝君波展开对谈。在活动现场,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侯杨方,请他分享了写作《重返帕米尔》的体会。
复旦大学教授侯杨方
真实的玄奘是“优秀的创业者”澎湃新闻: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在《重返帕米尔》中不仅写到了你对丝绸之路的考察,也提到了玄奘以及他所不为人知的真实一面,为什么会花费那么多笔墨去介绍玄奘这个人物?
侯杨方:因为我在帕米尔精准复原的这段路线就是玄奘回国经过的路线,而单纯的自然地理是没有人文气息的。我们说“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帕米尔虽然很漂亮,但是在自然地理的维度上看,我们看到的不过是雪山鲜花这些东西。所以一定要带入自己的想象,想想看有什么样的主人公行进在这个路上。我们需要一种千年间对话式的情景,需要一个明确真实的人物来承载这种想象。
真实的玄奘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其实我觉得日常生活中你未必会喜欢他。他个性太强烈,处于鄙视链特别高端的位置,对很多人都很瞧不上。
我走这条路,主要是根据他在《大唐西域记》中提供的线索,当然这本书以及所有的纸面资料都并不是我们复原所依赖的证据,只是一个线索,所以当然要提到这个人。而且《大唐西域记》是写给唐太宗的内部报告,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个性,处处体现对所经各国的鄙视。我们首先了解玄奘这个人,然后真正到帕米尔的时候,在同一个山口、同一棵树底下,你会想象1000多年前他就这样过来的,进行跨时空的对话交流,就非常有意思。
澎湃新闻:走完了玄奘所走过的丝绸之路,你现在对他怀有怎样的感情?
侯杨方:我个人理解的玄奘,可能和很多人理解的不太一样。比如说玄奘有很多的粉丝,不仅有大众的粉丝,而且像斯坦因、斯文•赫定、寇松也是他的粉丝,他们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斯坦因、寇松、斯文•赫定都是和玄奘差不多的人,他们都是意志特别顽强的人,并且对自己的智力体力都特别自信。虽然他们不在同一时代,也不是同一国家、同一民族的人,但是他们都在玄奘身上看到了自己。他们行走在帕米尔高原的时候,有充分的代入感。像斯坦因每次走过“不忍岭”,虽然他误认为是玄奘经过的地方,但是他都要缅怀自己的“中国保护神”玄奘,这是一种千年的对话。否则一个人走了几个月,没有一个精神支柱的话,是非常孤单无聊的。
我对玄奘也有这样的感觉。我在帕米尔做精准复原,也就是说过了1000多年,我终于知道他究竟是精准地经过哪个地方。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已经很逼近真相,但是他们两个人分别犯了一个大错误。但他俩特别自信满满,认为自己绝对没错。我在纠正他们错误的过程中,就是和玄奘、赫定、斯坦因在对话。
人们往往对玄奘有误解,《西游记》中刻画的“唐僧”根本不是真实的玄奘,他并非温文尔雅、固执懦弱、是非不分的人。现实中的他爱憎分明、言辞犀利,还是一位率性的美男子,除此之外,他还非常擅长交际、爱听爱传播八卦、对传奇故事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很欣赏玄奘这个人,在当今社会他就是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具有创业者的所有优点:精力充沛、智商很高,而且敢于打破常规。他当时完全破坏唐朝法律偷渡西行。
澎湃新闻:听到你提到,玄奘东归的道路选择几乎是完全正确的,基本没怎么绕路。当时没有导航、GPS这样的科技手段,这是怎么做到的?
侯杨方: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走当地人经常走的寻常路。他选择的路线非常合理。1000多年以后,我们大家会有一个想象,以为玄奘是在探险。丝绸之路是常识之路,绝对不是探险之路,丝路是商贸和政治、军事之路,相当于现在的国道,他走的都是最好走的路。一路上都有最好走的地形和最好的给养,再加上翻译和向导,甚至途中有驿站匹配。帕米尔高原上的驿站遗址,一直保留到现在。玄奘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是个人探险。他唯一一段个人的旅程,就是偷渡瓜州玉门关以后去哈密,这段是一个人前往的,没人陪他,后来都是随着一大群人走的。
我们考察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帕米尔,这一段基本上是无人区、少人区、高海拔地区。现在,当地人夏天会赶牛羊上去放牧,还是走这些路,跟当年玄奘走过的路是没有任何差别的:雪山河谷依旧。帕米尔特别有意思,它有“山口”这个刚性的约束,且可以翻越的山口是有限的。现在,当地人为什么不走国道公路呢?国道公路需要绕道一两百公里,直接徒步或骑马骑摩托车翻山口过去两三个小时就到了。所以历史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已经消失,但地理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一直存在。所以玄奘走的路,就是千百年来当地人一直走的寻常路,丝绸之路利用的是自然地理上当时既有的道路,并不是新开辟的探险之路。
玄奘回来的时候,印度戒日王给他配备了大象,还有向导。他跟着商团一起回来,不是一个人,那些人都经常走这些寻常路。他不一定是跟着同一批人从头走到尾,但是每一段都有相似的同伴。从这个城到那个城,大家都知道寻常的路怎么走。而且这个路线也很多,不是唯一一条,假定比如说这个路塌方了,发洪水了,我就另外选一条路,比如从石头城东下葱岭的常规路线就有三条。
在路途中,他唯一的“冤枉路“实际也不是冤枉路:他曾经绕道碎叶。为什么要绕道呢?他要见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寻求西突厥的保护,从地理上来看是“冤枉路”,但实际上对他行走的便利程度提高了很多。
考察中的斯文·赫定
玄奘西去碎叶的路线,资料来源:侯杨方《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
玄奘的葱岭(红框)与现代帕米尔高原(绿框)的范围示意(均不包括平原)
世界首次“精准复原”丝绸之路澎湃新闻:从2013年4月起,你策划主持了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对整体帕米尔高原的系列考察,为什么选择帕米尔高原地段?除了你个人的爱好之外,你觉得帕米尔高原地段在整个丝绸之路上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侯杨方:帕米尔高原地段处于丝绸之路中间,也是国家边防的重中之重。如果你夏天去喀什,向西边和南边望,从直线距离100多公里以外,可以看到巨大的雪墙闪闪发亮,那就是帕米尔高原,它就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可以提供非常好的保护。
但是与此同时,它也会带来一些交通上的不便利,但是随着314国道(喀喇昆仑公路)的扩建和整修,这个问题正在慢慢得到解决。对于纯粹的游客来说,如果想了解丝绸之路,结合自然地理和人文两个方面,景色最壮观、最动人、最值得去的就是帕米尔高原。
澎湃新闻:读者普遍反馈说这本新书的可读性很强,作为一本对丝绸之路的研究类书籍,你觉得这本书有哪些学术上的突破,是否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
侯杨方:从精准复原的角度上讲,这本书中所完成的精准复原应该是第一次,全世界没人做过。
我个人认为,在我之前,对丝路复原贡献最大的就是斯文•赫定、斯坦因和寇松,寇松就是唐顿庄园的原型之一,是英国外相,还做过印度总督。但是他们都读不了《大唐西域记》的原文,只能读英文和法文的版本。英文和法文里面很多翻译错误,尤其是比较细致的地方。
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池西派一大流,池东派一大流。”“派”就是发源的意思。但是他们不知道,只是说附近有条河,这个就很容易导致读者误判了。书的译者是儒莲这一批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东方学家,其实他们是懂中文的,但是不精通,只能似是而非的翻译,就误导了这些探险家。所以在纸面资料的线索方面,他们因为语言障碍,没能完全准确掌握《大唐西域记》的真实线索,这是他们的很大的一个局限。另一个是现代的技术优势,现今的科技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比如有越野车、GPS等等,所以我的效率和准确度会比他高很多,纸面资料也更加精准,比如我有大量的美苏军事地图。补充一点,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本书无法配备精准的地形图,但读者可以配合我制作的网站《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阅读。
即使单纯在纸面到纸面的研究方面,也有一个贡献:即学术史的梳理。我把欧洲最早的关于玄奘的论文全部看了一遍,包括德语版和法语版的。你能想象吗?1836年欧洲人就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了,但当时他们也就是在纸面上猜想,没到过实地去考察,但是正因为有19世纪早期开始的这些研究,才有了之后斯文•赫定等人的实地探险。
为什么欧洲人执着于探索异域?因为当时整个中亚,尤其是帕米尔地区,在地图上是一片空白,没人来过,也没有测绘。所以他们是从探险的角度,还有从军事和政治的角度(英国俄国当时在争霸中亚)不断开始探险。我将有关丝路的重要学术史都梳理了一遍,从1836年法国人、德国人首次着手研究以后的全部观点,在研究过程中都有引用。在此之前,我觉得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确实是有所欠缺,包括季羡林等人校注的《大唐西域记》,对很多19世纪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没有用到。
澎湃新闻:为什么之前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上比较薄弱,是因为之前条件还不够吗?
侯杨方:我觉得是因为条件的关系。比如说1836年欧洲学者的论文,现在我们在国外的线上国家图书馆里面都能找到,已经没有版权限制了。以及儒莲、比尔的那些英译本、法译本都能在网络上看得到。当时的我们的图书馆是不可能有这些文献的。
现在的网络发展确实很快,把这些全部变成共享的了。所以这些文献我们都可以阅读。那个时候也没有条件去实地探险。英国人、俄国人、德国人都是19世纪下半期以后才逐渐派探险队来到帕米尔高原,那时候已经是1860年代了。
澎湃新闻:这两年迎来了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热潮,关于丝绸之路的书也出得特别多,很好奇在你看来这样的热潮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普遍的问题?
侯杨方:普遍问题就是很多人都没有实地考察,只是在书斋里想象,从文字中推演。越是信息时代,想获取真信息的困难度越高;而且越是信息时代,想象力越贫乏,获取真相的成本就越来越高,因为人们的头脑中被塞满了垃圾信息。从传统的历史学或者是文献考证方面,做的比较好的丝路研究确实也有,但是基本上都停留在对文物与文书的解读,和真实路线没关系。
这些研究最多讲路线从阿克苏到喀什,这是很模糊的表述,还停留在正史《地理志》的水平。这一路上是什么情况?几百公里的路线怎么画、怎么走?没人知道的。或者就是一个个地点的研究,但是一个个古城和遗址之间是怎么连在一块的?它没有解释。我还是喜欢研究地理和路线,找到路线比找到一个个遗址点要困难多了,它是个连续性的变量,中间不能有缺环的,你必须要自己真正走过、走通。当然,这样的热潮也是迎合了都市人对“异域”的兴趣,把握住一个现代人的消费心理,叫异域的想象。内地人对西北的想象可能是大漠黄沙、浪漫古城。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是违背常识的,作为一条商路,丝绸之路不可能在气候恶劣的沙漠里。所以就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信息制造越来越繁荣,但是想象力越来越贫乏,因为得到真正的原创、有质量的信息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希望这本书能打开读者的想象力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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