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方兴未艾的中国大运河考古贺云翱 考古学的新发现一是通过田野发掘获取，二是通过对当代社会提出的新问题、新理念做出的回应所获取。中国大运河考古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特点。在中国古代的工程创造中，有两项作品闻名世界，一是东西走向崛起于地上的长城，一是南北走向深凿于地下的大运河。它们一刚一柔，几乎都起源于 2500 年前左右的东周时代，作为文化遗 ...

方兴未艾的中国大运河考古

贺云翱

考古学的新发现一是通过田野发掘获取，二是通过对当代社会提出的新问题、新理念做出的回应所获取。中国大运河考古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特点。在中国古代的工程创造中，有两项作品闻名世界，一是东西走向崛起于地上的长城，一是南北走向深凿于地下的大运河。它们一刚一柔，几乎都起源于 2500 年前左右的东周时代，作为文化遗产形态，则一直保存到当代乃至未来。不过，大运河与长城不同的是，直到今天，它的大部分河段还是活态的，持续滋养着运河两岸的千家万户。

▲大运河

东周至南北朝时期，大运河更多呈现的是局域性运河的形态，隋唐时期开始形成真正全国性的南北大运河，当时它西抵长安，北通涿郡，南达杭州，全长27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了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形成了长安—洛阳为轴心的全国性水运物流网。到北宋，这个水运中心东移首都东京（今开封）；南宋又以杭州为大运河中心，杭州至宁波的浙东运河同时得以繁荣。元明清三代，大运河直接从河北入山东，南接江苏，形成了以北京中心、全长 17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体系。可以认为，2000 多年来，大运河使得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海上丝路和陆上丝路、人工河道与天然河道、北方区域与南方区域、经济基础和文化创造相互沟通、融合，为保障国家治理系统的安全和国土统一作出过难以想象的贡献。不过，在传统理念中，大运河是一项伟大的水运事业，人们看中的是它的运输和水利价值。近 30 年来，它博大而深厚的文化价值才得到初步认知，被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形态而呈现于世人眼中。

▲南北大运河

导致这种理念产生的重要原因，是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文化线路”遗产实践。1993 年，“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次年，“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在马德里召开，“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型文化遗产的学术概念、定义、判断标准等形成了学术共识。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 15届大会在西安召开，通过了《文化线路宪章》（草案）。此后，大运河申遗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国家文物局的主导下，配合申遗的大运河考古进入了大面积开展的新时期。2014 年 6 月，中国大运河顺利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是大运河考古却并未终结，2017 年 6 月，总书记批示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此后，由 8 省市共同参与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拉开帷幕，大运河考古又承担了新的历史使命。

大运河考古作为一项专题性考古，涉及面宽广，包括大运河河床本体、河防工程、船闸、堤坝、分水枢纽工程，大运河涉及的城镇、乡村、码头、桥梁、沉船或船舶、仓储设施、关防设施、宗教设施、管理设施，大运河上丰富多彩的运输物资如粮食、陶瓷、木材、盐茶、砖石、文化用品等，以及大运河涉及到的人物遗存、中外文化交流遗迹遗物等。

▲大运河

考古研究的目标至少应包括大运河的历史、文化、交通、工商业、水利、科技、生态环境、宗教、外交等以及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等诸多方向。从学术史角度而言，大运河考古其实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已经开始，如 1969 年与大运河直接相关的国家仓储遗存——洛阳隋唐含嘉仓遗址的发掘，1999 年在濉溪柳孜村发现隋唐大运河河道、沉船、陶瓷器等遗物 ；2004 年，我们也主持了唐宋大运河重镇泗州城址的考古勘探等。但是，主动的、系统的大运河考古还是在国家文物局主导的大运河申遗后才逐步深化的。近年来，各地考古单位对宿州西关步行街汴河遗址、宿州老环城路内宋代码头遗址、泗州城遗址、汶上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及分水龙王庙遗址、隋唐洛口仓遗址、中牟官渡镇汴河河段天然“水柜”遗存、灵壁隋唐运河遗址、高邮大运河故道平津堰遗址等进行了发掘。

这些大运河考古项目不仅揭示了大运河的形态演变和复杂内涵，而且以许多前所未知的内容展现了大运河所长期孕育的有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成就，为全面真实地向世人展现大运河文化的源远流长、深厚博大提供了独特的材料和视角，一批建立在考古发现基础上的博物馆、遗址公园也应运而生。

▲洛口仓遗址展示的仓窖

当然，千年流淌的大运河积淀了太多的历史内涵和文化篇章，迄今为止的大运河考古在数千公里长的运河线路上还仅仅是九牛一毛，随着对作为文化线路类世界遗产保护及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不断深入，大运河还会给考古人提出无数的问题，呼唤有志者去发掘去探讨去展现。或者说，大运河考古作为大运河历史与文化认知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基础性、细节性、深厚性、实证性的科学事业，理应得到政府、社会、专业等各方面的更多支持和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运河考古真可谓方兴未艾！

本文为《大众考古》2019年1月刊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