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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多元一体格局 拓展边疆考古纵深——“十三五”时期新疆重要考古收获
在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国家文物局、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文博院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下，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指示批示精神，聚焦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着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考古工作，集中力量推进“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保障国家、自治区基本建设项目顺利实施，配合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十三五”时期取得诸多收获，现将重要考古收获概述如下。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丝绸之路要冲，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并存的地区。新疆大地遗存的众多珍贵文物古迹，对于阐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十三五”时期，国家文物局将新疆考古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支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携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实施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60余项，开展基建考古74项，发掘面积5万余平方米，清理墓葬2700余座，出土文物近２万件。考古工作区域遍及天山南北，发掘遗址时代上迄旧石器时代下至宋元时期，学术目标明确，学科研究多样，成果丰硕深厚，其中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奇台县石城子遗址分获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殊荣，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遗址获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丝绸之路重大成果。
（一）史前时期考古
新疆的史前时期，考古学上主要划分为石器时代（距今45000～5000年）、青铜时代（距今5000年至夏商时期）、早期铁器时代（西周至西汉时期）三个阶段。
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是新疆考古的薄弱环节，过去曾发现几十处石器点，但年代不明。2016～2020年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的发掘，发现了距今4.5万年的旧石器和具有明确地层关系的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堆积、清晰的多重火塘遗迹，出土了3000余件石质和骨质标本，以及距今约5000年的黍、小麦等农作物遗存。其中发现了大量具有欧洲莫斯特文化风格的石器，说明那时东西方文化已有接触。通天洞遗址的发掘对建立新疆旧石器时代考古时空标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东亚现代人起源、人群迁徙以及人类行为复杂化等多项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2018年对塔什库尔干县库孜滚遗址的调查和试掘，共获得石器标本661件。从釆集的石器看，遗址是一处加工场所，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早阶段，该遗址的发现暗示着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帕米尔高原存在早期人群，或可揭示出人类征服高海拔地区的艰难历程；2020年对哈密市伊州区七角井细石器遗址的调查和试掘，在灰烬堆积处釆集到样品，经测年在距今约１万年，获取了东部天山区第一个测年数据，揭示了细石器时代人群的交流和迁徙及天山廊道的开拓。
新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发掘项目多，材料丰富，研究深入，一直为国内外考古学界所关注。2015～2018年发掘的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是目前西天山伊犁河谷规模最大的一处青铜时代聚落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燃煤遗存，年代距今约3600年。遗址主要由居址区和高台大墓组成。居址区发掘房址37座，窑址６座，灶（火塘）、灰坑、冶炼遗迹等300余处，出土遗物2000余件。高台大墓封堆四周用加工整齐的方形石板错缝垒砌成高１～２米的石墙，墓室位于高台中心，平面略呈甲字形，由半地穴墓室、外侧红土墙和石围墙构成。该墓葬为目前新疆乃至欧亚草原发现的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面积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构墓葬。居址区和高台大墓共同构成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大型聚落遗址，初步研究认为这是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最高等级的中心聚落之一。
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
温泉县呼斯塔遗址位于阿拉套山脚下，由居址、墓葬、岩画等遗迹组成。2016～2020年，通过对部分居址和墓地的发掘，遗址年代初定为公元前17世纪～前14世纪。大型居址位于冲积扇上，由长方形主体建筑、前室、西侧室、院落等组成，是西天山地区目前所见规模最为宏大的建筑组合，在其中部主体建筑的西南角发现了埋藏有人骨、陶器、铜器等遗物的祭祀坑。呼斯塔遗址的发掘，揭示了青铜时代以来西天山地区新出现的游牧族群及其经济形态的存在方式。
温泉呼斯塔遗址出土轮状器
2017年在中部天山地区石河子十户窑墓群发掘墓葬120座，其中31座为青铜时代墓葬。墓葬地表以土石结合的外圆内方的石围石圈最为典型，有竖穴土坑墓及竖穴石室墓，葬式有单人、双人、多人葬等，随葬缸形类陶器等。该墓群的发现，揭示了欧亚草原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在天山中部地区的交流融合。
石河子市十户窑墓群 Ｍ72—Ｍ75地表封土剖面
2018年在阜康白杨河４号墓地清理了291座石棺墓和112座竖穴土坑墓，该墓地是新疆青铜时代最大的一处石棺墓地。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看，既有来自天山东部哈密史前文化的因素、又有来自北方草原卡拉苏克文化的因素，一如既往地显示出东西文化交流荟萃于中部天山之基调。
2017～2019年对巴里坤县海子沿遗址进行了发掘，确认其为东部天山区域公元前1300～前800年的一处大型石土混筑房址，房址至少经历３次连续的修建—使用—废弃过程。该房址是目前东天山地区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单体建筑遗迹。
黑山岭遗址位于哈密、罗布泊、敦煌之间的噶顺戈壁内，是一处古代开釆绿松石的大型矿业遗址，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古代绿松石矿业遗址群。2019～2020年发现了古人釆矿形成的矿硐、矿渣堆积和生活遗留下的灰堆、房址、道路踩踏面等遗迹。出土遗物种类丰富，包括绿松石珠、绿松石料、玉料等。研究显示黑山岭遗址的年代为商周时期，开釆人群、技术可能和河西走廊有关。
历史时期考古是近年新疆考古的重心，集中在天山南北麓，以西域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等军政建置相关核心城址为重点，基本遵循勘探、发掘、关键性解剖与文献对勘相结合的工作路径，考古工作的开展推进了对遗址布局功能以及价值内涵的认识，更为促进遗址的有效保护、传承发展、探索文旅融合提供了学术支撑。
天山南麓、塔里木北缘的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和卓尔护特古城，是西域都护府遗址群考古首选实施发掘的遗址。历经三年考古工作，初步认为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中部高台的形成经历了４次延续修筑、反复使用的过程，年代自公元前775年延续到西汉初期，不同时期的建筑使用材料、方式、结构、功能均不相同。这一发现表明，早在春秋时期，塔里木盆地北缘就已经出现了具有较高程度的文明，反映出西域文明与中华文明历史发展脉络的一致性，还揭示了该区域由聚落走向城邦的文明化进程。卓尔库特古城的发掘区集中在内城东高台，清理出房址、棚架遗迹、城墙等，明确了高台平面呈长方形，有墩台、角楼建筑，还明确了古城为三重结构的布局。从建筑特征和出土遗物看，古城的主体年代在两汉时期。通过近三年的发掘，基本确认卓尔库特古城是塔里木盆地北缘汉—魏晋时期一处高等级的大型中心城址，进一步推进了西汉西域都护府遗址的探索研究工作。
天山北麓山前坡地上的奇台石城子遗址，历经六年考古，基本清晰了城址年代、城墙结构和地层堆积，清理出房址、城门、护城壕、窑址、墓葬等遗迹。城址内出土了大量汉式瓦当。从地势和建筑布局看，这处古城严格遵循汉代边郡的军事建筑规制，结构和功能较多地体现出北方军镇的防御特征，应是汉代在天山以北设立的一处军事要塞，当为《后汉书》中记载的“疏勒城”旧址。
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孔雀河沿线烽燧之一，由烽燧本体、房屋等建筑构成。2019～2020年，清理出房屋、土埂、木栅栏、踏步和灰堆等遗迹，共出土各类遗物1230余件（组），其中包含有珍贵的纸文书、木牍780余件。研究发现，烽燧修筑于唐代，是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一处结构完整、功能齐备的军事设施，唐代称之为“沙堆烽”。出土的文书还详细记录了与孔雀河沿线烽燧有关的军镇、守捉、烽铺馆驿等各级军事设施名称，各机构之间通过“符帖牒状”“计会交牌”等方式互相传递军情和政令。遗址的发掘清晰了唐王朝对西域的管辖及施行的军政措施。
2019年和2020年哈密市拉甫却克墓地的发掘丰富了东部天山区域历史时期考古资料。墓地共发掘墓葬102座，另发掘窑址、水井各１座。出土铜镜、金币、银币、珠饰等文物200余件。墓地的发掘为新疆唐宋时期考古、历史、文化、丝绸之路贸易等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佐证了拉甫却克古城为唐代的纳职县城故址的观点，精美的出土文物再现了统一王朝治下的丝绸之路经济繁荣景象。
哈密市拉甫却克墓地Ｍ25出土四神十二生肖镜
此外，唐代军政建置考古涉及的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考古发掘，使其唐至蒙元时期的布局、沿革逐步显露，发掘者将其格局总结为“两套四重八块”，反映北庭故城延续时间长、文化面貌复杂的特点。库车县龟兹故城，是汉唐时期龟兹王城所在，2016年在城西清理出唐代的以手掌纹长条砖和布纹方砖铺就的砖道一条；2017年在城北穷特音墩遗址清理出房址、高台、巷道等南北朝至唐代的遗存49处。奇台县唐朝墩古城，清理出东墙门址、中心６号院落、浴场遗址、佛寺遗址等重要的遗迹单位，初步认定古城始建于唐代，沿用于高昌回鹘和蒙元时期，结合史料记载，推测其可能为唐代庭州所辖蒲类县治所；塔什库尔干县石头城遗址考古，突破了以往仅由外城与内城构成的认知，其北子城当为汉唐时期的竭盘陀王国宫城所在；喀什市汗诺依古城发掘，初步认识了古城布局结构，遗址地表多见玻璃和水银瓶，城内出土唐宋钱币，揭示了古城使用年代在唐宋时期，初步认为与唐疏勒都督府所辖的15州治所有关；吐鲁番市吐峪沟石窟发掘出土有《道行般若经》《佛说佛名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妙好宝车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汉文、回鹘文佛经写本，表明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并存地区；喀什市莫尔寺发掘出土的佛建筑基址和大量佛像残块与钱币等珍贵遗物，为探索新疆早期佛教建筑、佛教艺术和寺院生活，开展多元宗教及其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博乐市达勒特古城的考古工作清理出房址、灰坑、灶址、井穴、窑址、墓葬等遗迹，出土陶瓷器、宝玉石、玻璃等器物400余件，确认内外城布局和沿袭特征，推断内城墙始筑于喀喇汗王朝时期，外城墙始筑于西辽时期，元代察合台汗国时期是古城的极盛时期，并于14世纪晚期被废弃，进一步研究表明，其应为“孛罗城”旧址，发达的手工业与繁华的贸易，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盛，发现的具有辽代风格的器物为探寻西辽遗存提供了重要突破口。
龟兹故城穷特音墩遗址出土龟兹五铢开元通宝、建中通宝
吐鲁番市吐峪沟石窟寺东区发掘后全景
吐鲁番市吐峪沟石窟寺中心柱窟壁画
博乐市达勒特古城出土铜灯 博乐市达勒特古城出土瓷片
“十三五”时期新疆考古可谓厚积薄发，在多个方面成绩斐然，史前时期考古，东、西天山区域时空框架及文化序列已较为清晰；历史时期考古，围绕统一多民族国家及一体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实施的以城址及交通保障遗存－烽燧为代表的汉唐军政建置体系考古，无论在数量、规模还是在深度上都有明显的扩展。在科技考古方面也颇多建树，对恰甫其海水库墓地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甘青地区早期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在很早就已经进入到新疆及中亚地区；对东天山地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人群的基因组测定，为探讨该地区不同考古文化人群间的遗传关系、丧葬习俗提供了直接证据；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对尼雅“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的成功复制，再现了汉代丝织工艺和丝绸织品的绝代风华。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未来，新疆考古工作将勇担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持续实施好“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以考古学科为基础，深化新疆地区历史研究，加快推进考古成果转化、传播，为文化润疆大业做出考古人应有的贡献。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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