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坑是田野发掘中常见的一类遗迹，但绘制其“封口线”却时常面临一个疑问，即：该线究竟是坑的口部线，还是坑内堆积的上部线？若以坑口而论，“封口线”沿坑口作正投影绘制也并无不可，但问题在于此时我们无法通过线图获取有关堆积的信息。若以坑内堆积而论，那么废弃时堆积的几种状态：堆积在坑口之上（溢出）、与坑口齐平和在坑口之下，就对讨论十分必要了。其中，当堆积与坑口齐平或在其下时，剖视的“封口线”均可参考堆积上部线。但当堆积处于坑口之上时，由于田野发掘需要通过不断刮面来确认其边界，所以很多原初界线难以保存，此时绘就的“封口线”基本与事实相去甚远。由此可见，参考坑口，可能会影响整体分析灰坑，考虑堆积，又往往陷入实际困境。另外，我们还经常在发掘中遇到一些自然形成的小坑，或者地层中出现下凹的堆积，基本也以灰坑对待，这又属于借灰坑概念的“篮子”，人为划分堆积的结果，“封口线”也许并不存在。

以上显示了灰坑“封口线”绘制时的复杂性，但现实条件下，我们却基本一笔划过，鲜少依据灰坑的坑口起伏和堆积变化做出相应选择。当然，这与大多数灰坑的结构简单不无联系，但更大程度上还与我们轻视灰坑的意识相关。事实上，除少许专门用来祭祀等外，大多灰坑仍以倾倒生活垃圾为主，凹凸不定、复杂变化是其显著特征，因此根据堆积的曲线封口才是当时人们具体行为的真实反映。绘制时，笔者认为不妨将灰坑分为A、B两类讨论：A类，在探方四壁、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上有所体现，其“封口线”通常易于得知；B类，在探方四壁、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上没有体现的，其坑口变化、坑内堆积若不多加留意，就会被下挖地层和重复刮面蚕食殆尽。因此，针对A类，仅需观察与测量即可，而B类，则需田野发掘中时刻注意堆积在平面上的变化，及时标点测量，并做好文字记录，后期若能据此复原，实属幸事，倘若不能，也可暂取直线，通过披露相关文字，掌握灰坑的整体情况。总之，以不做说明的一条直线，或牵强附会的任意曲线封口，均不可取。

不同于灰坑，陶器一般只关注器物本身，而围绕 “封口线”的存在与否，笔者也曾与他人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有过讨论，基本观点主要有二：一是陶器的“封口线”源自假想，辅助绘图；二是线条存在，是陶器口部实况的表达。观点一认为该线是剖切面下切时与器物口部相交形成的，两点间的连线仅是绘制器物时的参照。因为在许多近于规整的陶器中，器物口沿往往是测量器高的参考线条，而在日常对照的发掘报告、简报中，器物绘图又是精挑细选，以直线居多，所以久而久之二者界限模糊，使人误以为“封口线”不过是人为建构的辅助线条。这种观点虽与正投影的原理相悖，但极具迷惑性。观点二则是对一的反向推导，认为如果该线出自假想，那么两点一线的封口形式并不符合不规整陶器中口沿的实情，线图呈现的也只是一件“残器”。

另外，关于陶器，我们还必须注意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我国很多地区制陶都采用泥条盘筑的方法，之后还要经过手捏、拍打、刮削，才得以成型，即便轮制，特别是迎来快轮技术的巅峰时期，社会也已步入龙山时代。因此，不规整才是史前陶器的常态，如果盖以直线封口，器物虽然美观，但信息的真实性势必受损。当然，日常整理内容的庞杂，偶尔会使我们忽视这类细节，也有甚者，即便知晓，仍选择有意规避，从而呈现“线条优美”的器物假象。但作为考古绘图人员，古今信息的传递者，我们应该依据器物口部状况，对关键点位进行测量，有一分材料绘一分图，材料之内，做到最大程度地、真实地呈现信息，从而摆脱直线封口的僵硬习惯。提及这点，我们也应向早期学者致以敬意，诸如夏鼐、苏秉琦等先生，其文章绘图均以写实为主，陶器多以曲线表达口部，精准而令人享受（图一）。

图一 早期学者所绘陶器

1、3.粗陶罐 2.双耳罐 4-6.陶鬲

（1-3引自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定》插图七；4-6引自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插图三九：1、2、5）

灰坑和陶器仅仅是此类现象的突出代表，在发掘与整理中，由灰坑到灰沟、墓葬，由陶器到青铜器、瓷器，直线封口的情况比比皆是，但实际恰恰需要根据遗存的基本情况做出区分。这不仅要求我们在田野发掘中对遗迹内的堆积予以重点关注，绘图时也应根据堆积状况以曲线封口，特殊情况下可以运用直线，但需要予以说明。对于遗物，绘图则应该按器物口部如实绘制，做到曲直有据可依。

附记：本文是在淮安板闸遗址整理资料期间，与同门2021级博士研究生宋瑞、2020级硕士研究生杨聪磊同学讨论形成的初步认识，并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袁广阔教授，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吴卫红教授的指导、建议下完成，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