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何可人 | 云南大学【导读】阿富汗的主要城市临边临界，地理景观丰富多样，战略意义重要，孕育了宝贵的文明。早在上古时期，阿富汗所处的地域已经开始参与青金石的跨区域贸易，而在“丝绸之路”兴盛时期，阿富汗位于“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全面参与了亚欧地区的贸易，呈现繁荣景象。生活在城市及周边区域的人们的生计和对国家的认同都受到了城 ...

✪ 何可人 | 云南大学

【导读】阿富汗的主要城市临边临界，地理景观丰富多样，战略意义重要，孕育了宝贵的文明。早在上古时期，阿富汗所处的地域已经开始参与青金石的跨区域贸易，而在“丝绸之路”兴盛时期，阿富汗位于“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全面参与了亚欧地区的贸易，呈现繁荣景象。生活在城市及周边区域的人们的生计和对国家的认同都受到了城市贸易体系的影响，形成了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固化了人们对城市的认同。阿富汗民族国家是在陆上丝绸之路衰落，城市贸易功能相对下降而战略意义有所上升的时期形成的。进入重建阶段，为重建提供所需的物质基础既是阿富汗现代化进程的主要任务，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内容，出现在阿富汗的铁路、公路、航运、天然气管道、藏红花产业等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古老的丝绸之路已经演进为“铁—气新丝路”。一个紧密连接周边区域的运输和贸易网络初步形成，城市化不断加深，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与功能逐渐体现，阿富汗人的生计随着国家经济参与到全球一体化供应链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阿富汗人对于国家的认同有所加强，但是塔利班割据与毒品经济的存在又对阿富汗城市地理景观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给国家治理和“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城市地理景观变迁也给战后阿富汗的治理带来了全新的内容。

本文原题《“丝绸之路”上的阿富汗城市地理景观变迁与国家治理》。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丝绸之路”上的阿富汗城市地理景观变迁与国家治理

何可人

（本文选自《南亚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5期）

摊开阿富汗的地图，我们会发现，阿富汗的著名城市几乎都是沿阿富汗的边境线而分布的。作为一个内陆国家，阿富汗被誉为亚洲的十字路口。阿富汗的城市与阿富汗所处的地缘位置超出了城市与国家战略的常规意义。古已有之的青金石之路与丝绸之路都需要穿越阿富汗所在的地域，这里的城市地理景观也随着文明和贸易的交往而变迁，居于其上的民族对于城市有着强烈的认同。进入和平重建后阿富汗的主要城市不断发展，旧有的南亚大干道与新的公路、铁路、航空网络重叠，资源、人口不断地向着中心城市汇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治理出现了新的变化，既充满希望，也饱含挑战。

一、“前丝绸之路”上的青金石贸易

青金石（Lapis lazuli，来源于拉丁语）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之一，因其特有的蓝色而在西亚早期文明中倍受统治者和神职人员的钟爱，人类在自然界很少能捕捉到天蓝色的植物染料，只能转而从昂贵的矿物原料中获得，因此天青色的青金石得以沟通中西方文明。青金石贸易源自公元前3500甚至更早，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从帕米尔的西麓巴达赫尚向西至地中海，这就是“青金石之路”，从帕米尔东麓的于阗往东就是“玉石之路”，这些被看作是“丝绸之路”的雏形或者可以称之为“前丝绸之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第一卷首次提到“丝绸之路”，他把这条在古代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国际通道定义为“丝绸之路”。

从目前大量的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到，在丝绸之路文明发生以前，阿富汗出产的青金石已经流转到了新月文明地带，因为阿富汗所产之青金石色泽纯正深邃，蕴含金光。人们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乌尔城邦遗址中发现了镶嵌有青金石的乌尔军旗、镶嵌有青金石石片的神像、青金石材质的滚印。经过考证，这些青金石产自阿富汗阿姆河上游流经的巴达克珊（Badakhshan）的溪谷之中①。在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中曾提到这样的诗句：“恩利尔，万国王，他将自动放光芒。根据规定的义务，阿拉塔（Aratta）居民，将用金、银和青金石做交易”，“（让他们）从方石中（加工出）温润的天青石，（让）温润的天青石的光泽……”②这部史诗说的是乌鲁克国王恩美卡派使者到今之阿富汗境内的一个叫做阿拉塔（Aratta）的王国，要求对方为乌鲁克提供建筑和装饰材料，从而引起两个国王之间“智斗”的故事。在神祗的出现和崇拜过程中，青金石参与了宗教、王权的建构。我们清楚地知道青金石与西亚地区已经有了贸易交换的联系，阿富汗成为了青金石之路的起点之一，贸易之路通过青金石的传递让城邦纳入了贸易的体系。

在青金石的开采、交换过程中，文明开始交流而紧密相连，公元前4000年青金石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得到使用，一方面是城邦和城邦间的多层交换，另一方面也是直接贸易和文化交往的结果。考古发现，阿富汗有一系列陶器从形式到装饰图画与印度哈拉巴文化十分相似。“可能与位于印度河谷的哈拉巴中心地，到阿富汗的巴达赫尚省取得青金石这件事有关”。①20世纪70年代，阿姆河岸考古发现的肖尔图加居民点遗址，在其下层发现了典型的哈拉巴陶器。可见，阿富汗与印度河谷的文明也有着联系，而青金石同样在其中参与了文明的交流。

阿富汗青金石贸易进入中国要大大晚于进入西亚和印度的时间，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蓝色的宝石有“方钠石”“瑟瑟”的叫法，于阗地区考古遗址显示唐代青金石随丝绸之路的兴盛出现。“瑟瑟是石国（即塔什干）的特有的宝石，是在石国东南的一座大矿中开采出来的，这座矿肯定就是现在塔什干东南巴达克山的天青石矿。自古以来，这里的天青石不仅供给东方，甚至还向迦勒底和亚述人输出……唐朝的瑟瑟可能是在于阗购买的，因为在宋代时，天青石就是从于阗的宝石市场上输入的……而且正如在中世纪波斯一样，在于阗的考古遗址中就发现蓝色宝石就是天青石”。②此处的巴达克山即为巴达赫尚。唐代的青金石来源同样指向了阿富汗巴达赫尚省的青金石矿脉。但是青金石进入西域与中国，它的另一个重要的使用功能是作为壁画的颜料，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高昌、敦煌壁画色彩夺目艳丽，壁画中的蓝色历经千年而不减退，全得益于这种天然的蓝色宝石。

青金石在文明间流转，它被携带至西亚后，在亚述的作坊里进行加工，表现形式是象征王权的印章，神像和祭祀有关的器具，它在东方转变为壁画上的蓝色，虽然东西方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是使用的意义都与神祗崇拜和宗教有着直接的联系。阿富汗在“青金石之路”初起时已经参与了那个时代的贸易体系的确立，并在这个结构中承担了出产青金石和中转青金石的双重职责，阿富汗城邦被贸易赋予了为贸易提供中转服务的功能，位于帕米尔高原与西亚节点上的城邦在青金石之路上已经开始连通西亚、南亚、东亚。

二、阿富汗城市的地理景观变迁与国家认同

景观是指某个地区或某种类型人文与自然的景色。①19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将“景观”一词引入地理学中，将其解释为一个地区的总体特征，学界在此基础上探讨原始景观成为人文景观的变迁过程，地理景观成为一个专业用语正式用于学术研究。在李希霍芬的时代，A·洪堡重视对自然实体的观察，C·李特尔注重对研究对象的解释，李希霍芬把这两位地理学家的研究路径统一起来。②发展到现代，英国的英格兰乡村署（Countryside Agency）很好地抓住了景观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出景观由自然、人文社会、视觉美学等元素组成，景观的视觉特点和特征是自然和人为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③这个提法对于研究丝绸之路景观的变迁具有一定的指导与参考作用。

因为贸易的需要，在贸易繁盛的时期，阿富汗的城市形成了邻边、邻界的特点。处在“亚洲水塔”上的阿富汗，水是城市地理景观的灵魂与核心，雪水孕育的关于水的文化与定居文明产生了生态适应，并到达了动态的平衡。阿富汗城市地理景观的变迁体现在城市功能的多元上，早期巴达赫尚山区出产青金石意味着单一的生产，而拥有水源和绿洲的城市能够为商队的人、畜提供水和食物，依托于绿洲文明的城邦功能从生产开始转向了服务，随后才演化出了集散、军事和文化的功能。随着城市定居文明的不断演进，阿富汗各民族、部族对于城市、区域和国家的认同也相应地互相影响和固化。阿富汗各个城市位于丝绸之路分支上的商品和货物的流转按地域来进行划分。因此，丝绸之路的贸易在这一层结构上反过来固化了阿富汗人对于城市和地域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则相对滞后。

（一）赫拉特的地理景观与历史发展

赫拉特地处阿富汗西部，与伊朗相邻，历史上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被称作通往印度的“大门”，祖勒菲卡尔隘口（the Zulfikar pass）是兵家必争之地，从现存史料来看，1750～1857年间，赫拉特战乱频仍，在波斯—伊朗，杜兰尼王朝的不同统治者间不断易主。加之英俄在中亚、西亚地区展开激烈争夺，情况更为复杂。1857年伊朗被迫与英国签订《巴黎条约》，伊朗撤出赫拉特，以伊朗承认阿富汗独立告结。赫拉特冲突实际上是俄、英大博弈在中亚的一个缩影。赫拉特居民主要操波斯语，信仰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穆斯林兼而有之。赫拉特的原著民为阿富汗的少数族裔艾麦克人，艾麦克人的部族分布于阿富汗的戈尔（Ghor）和巴德吉斯（Badghis）的草原上。赫拉特的南翼是普什图人的杜兰尼部族势力范围，赫拉特在历史上一直是普什图人政治的中心，其统治者也都是历朝历代的权贵。

赫拉特的存在受益于发源兴都库什山中部的哈里河（Harirud River），该河作为阿富汗与伊朗的界河进入古里安（Ghurian）向北蜿蜒，最后消失在卡拉库姆沙漠（Karakum）。赫拉特的地理景观特点在于沿河流两岸有狭长的绿洲带，在河流侧翼有着中亚地区优质的草场。古代丝绸之路便沿着这些绿洲向北通往伊朗的梅维（Merv）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向南可到达伊朗的科尔曼，向东到达巴尔赫尚、中国，西去可到土耳其。绿洲因水源充沛，农业发达，出产小麦，大麦、水稻、玉米、棉花、干果以及各种水果。由于赫拉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绿洲农耕区，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区，常住居民多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塔吉克族，放牧的土库曼族，甚至过去还有印度教徒和犹太人。

（二）坎大哈和南部城市的地理景观

坎大哈位于阿富汗的南部，始建于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期。1221年曾遭蒙古人破坏，14世纪又遭帖木儿破坏。16～17世纪，对莫卧儿王朝而言，喀布尔和坎大哈是印度的两扇门，一扇（喀布尔）通向突厥之地，另一扇通往波斯。对于波斯萨法维王朝来说，坎大哈不仅是从西南方向进入喀布尔的大门，而且还控制着经宝兰隘口（Bolan）到印度的重要商路。由于这一地区的海拔落差为1000米，因此，气候也非常多样，既有温暖的冬季也有炎热的夏季。阿富汗南部的人口相对较少，因为除了在绿洲之外，都是沙漠，只有游牧民族季节性的使用这些荒凉之地进行放牧。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阿富汗南部地区的人口密度是7人/平方公里，而北方的人口密度是22人/平方公里，东部是36人/平方公里，西部是10人/平方公里。①

坎大哈的地理景观特点与传统商业贸易有着很大的联系，坎大哈市区土地平坦肥沃，可以利用河水和坎儿井同时灌溉，农民精耕细作，物产丰富，蔬菜，甜瓜、水果、茜草、苜蓿、烟草产量都很高。但是离城不到一天的路程后，土地开始沙漠化，不再出产农作物。因为物产丰饶，坎大哈城内有著名的大巴扎，遵循依十字路口而建的原则修建。在丝绸之路繁荣的时期，它充当着阿富汗通往伊朗和印度的贸易枢纽，历朝历代坎大哈的统治者在伊朗和印度的政权间摇摆不定。由于坎大哈的商路经过宝兰隘口，通往信德地区，普什图人的杜兰尼部族在此聚集并延绵至赫拉特。坎大哈的边界与普什图人的另一大部族吉尔扎伊集团相连，是阿富汗四个主要城市中普什图人口占主导地位的城市，也是唯一普什图语是优势语言的城市。可以说除了坎大哈的农业耕作景观外，该地区的普什图部族文化最为浓郁。占普什图人口最多的吉尔扎伊部族分支是塔利班组织的主体力量，该地大部分地区掌控在塔利班的手中，罂粟种植取代了传统农业，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这里是阿富汗国家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地区。

（三）北部巴尔赫省和马扎里·沙里夫市的地理景观

阿富汗的巴尔赫市（Balkh）在阿拉伯语中是“城市之母”的意思，早年是希腊人在中亚建立的巴克特里亚政权的都城，以巴尔赫为中心的这一地区位于阿富汗北部的平原，沃野千里，横亘在兴都库什山与印度河（阿姆河）之间，海拔380米。这里四季分明，冬冷夏热，因为从兴都库什山发源的众多河流为这一平原地带的田野和草原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在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种植水稻，棉花和甜瓜，在黄色土质的丘陵和小山，则以种植小麦、大麦为主，且产量很高。在平原周边的草原上放牧着大量的羊群，而且马匹的品种也非常优良，这一地区的马匹还出口古代印度。

1006年，巴尔赫省被哈拉汗王朝（Qarakhanids）攻破。哈拉汗王朝在此之前统一了中亚草原上的诸多部落，其辖地相当于今之乌兹别克斯坦。巴尔赫的居民奋起反抗外来入侵，但是最终被攻破，巴尔赫久负盛名的巴扎被付之一炬。加兹尼的马茂德闻讯后迅速派出铁骑将入侵者赶走，然而随后他斥责进行抵抗的巴尔赫人：

臣子与战争有多少关联呢？城池被毁，属于我的财产被焚烧，这些财产是能给我带来财政收入的啊。你们将为失去的损失而付出代价，但是我赦免你们，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次进行抵抗。如果有一位能够证明他足够强大的国王向你们征税并能保护你们，你们就纳税给他，同时你们也就等于得到了保护。①

突厥—波斯的统治者是这样如此冷静地看待战争与领土扩张，因为领土与财政收入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城池或者居于领土上的百姓则与战争和征服无关。阿富汗建国后，国家认同一直是阿富汗作为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大障碍，这条史料很好的诠释了中世纪阿富汗地区封建自治城邦对阿富汗民族国家的建构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阿富汗民族对于国家认同度不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城邦的高度自治，统治者频繁更替以及民族国家建立较晚。

巴尔赫毁于兵燹之后，马扎里·沙里夫新建了都城取代巴尔赫成为阿富汗在宗教生活领域的圣地。然而，由于操突厥语的乌兹别克人与土库曼人延绵数个世纪的迁徙，巴尔赫省作为连接中亚的枢纽地位被无形中加强了，农村多为沙俄及苏联早期移民而来的塔吉克人和蒙古人的后裔哈拉扎人。

（四）喀布尔和东部地区的多样性地理景观

位于东部的喀布尔是阿富汗的首都，此外，在喀布尔河形成的灌溉平原上还形成了加德兹和加兹尼这样的重要城市。自古以来，这一地区的战略地位就非常重要，因为从这一区域的隘口穿过兴都库什山可以深入南亚大陆。定都喀布尔的原因并非此地富庶，而是因为它的战略价值，喀布尔海拔1800米，伽兹尼海拔2200米，加德兹2300米，阿富汗的东部夏季凉爽，冬季严寒，东部这种立体式的生态多样性使得喀布尔不得不与低海拔的亚热带气候的城市有着广泛的联系与合作，这是阿富汗东部特有的文化。在1500米海拔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以种植小麦、大麦、葡萄和产坚果的树木为主。而处于河谷地带的贾拉拉巴得则种植水稻、柑橘等作物。冬季气候的多样性越发明显，贾拉拉巴德柑橘丰收的时候，喀布尔则风雪弥漫。

在杜兰尼王朝建都喀布尔时，还在白沙瓦建造了一个行宫，实行“双都制”，一个冬都，一个夏都。白沙瓦为锡克人夺取后，贾拉拉巴德成为了冬都。阿富汗的东部人口密度是全国最高的地区，是南部的4倍，北部平原的2倍，而且拥有着阿富汗30%的人口。喀布尔与农业灌溉的河谷地带直接接壤，与农业区的联系程度要大于同坎大哈、赫拉特、巴尔赫的联系。喀布尔及其东部由于气候和生态的多样，又是民族大通道，这一地区的民族和文化多样性非常突出。喀布尔北部的平原和城镇是塔吉克人聚居的区域，南部和东部是普什图人吉尔扎伊部族的聚居区。哈拉扎人在喀布尔有许多聚居区，因为哈拉扎人的村庄就位于距喀布尔不远的西部山区。此外，喀布尔市还居住有许多努里斯坦人和操波斯语和普什图语的齐兹巴什人（Qizilbash）。

（五）佛教造像的艺术长廊巴米扬地区

巴米扬地区的峡谷、湖区景观和佛教遗迹是这一地区最为突出的“丝绸之路”景观，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史上的一个闪光点。巴米扬峡谷佛窟是公元1～13世纪阿富汗佛教文化和艺术的集大成者。大月氏建立的贵霜王国，文化中心就在今天的阿富汗，贵霜的贵族信奉佛教，佛教文化高度繁荣，虽然贵霜王国后期分裂，但是佛教造像艺术在贵霜王朝时期完成了希腊化，产生了犍陀罗风格的艺术，对后世佛教造像和石窟影响深远，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巴米扬峡谷中的千佛洞，位于兴都库什山脉中的一个小溪谷两端，规模长达1300米，有750个洞窟。巴米扬石窟最著名的是两尊巨大佛像，西大佛高达55米，东大佛高达38米，整体造型简朴，采用大直线为大佛巨大的身躯造型，佛像庄严宏伟。遗憾的是，巴米扬大佛于2001年3月12日毁于塔利班宗教狂热分子，今天人们只能去瞻仰巴米扬大佛遗址，靠想象还原大佛昔日的形象。公元9世纪后，丝绸之路沿途不安全因素增多，受蒙古人对邻近区域的劫掠与伊斯兰教传播诸多因素的影响，巴米扬地区的佛教衰落了。原本如蜂巢般的洞穴神龛，逐渐成为牧羊人与其羊群的遮风避雨之场所，原本的“妙香佛国”变得荒凉残破。中国晋代高僧法显和唐代高僧玄奘都曾先后到过这里，并在其各自的著作《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中对巴米扬峡谷做了详细的记录。巴米扬地区由于兴都库什山充沛的水源，邦德米亚湖（Band-i-Amir）湛蓝的湖水掩映在一片黄色的荒漠地带，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强烈的蓝、黄、白三色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该湖区是阿富汗著名的旅游胜地。

（六）现代工业城市昆都士

棉花作为阿富汗第三大农产品，被誉为“白色黄金”。昆都士位于喷赤河左岸支流昆都士河谷中，属于费尔干纳盆地边缘，早先并不是发达城市，但因为棉纺织业的兴起，而成为阿富汗具有现代意义的工业城市。昆都士处于阿富汗北部与塔吉克斯坦的边境上，同属于流经费尔干纳盆地的阿姆河流域，早在沙俄时期，沙俄为了走上工业化道路，开始在中亚地区推广种植棉花，到了苏联时期利用阿姆河灌溉大面积棉田，费尔干纳随即成为中亚的棉仓。

阿富汗在20世纪30年代接受苏联、英国等国的援助，一方面依托苏联的种植业发展昆都士地区的棉纺业，另一方面也发展了一些基础性的原料加工工业。1936年，斯宾扎轧棉厂（Spinzar）成为昆都士唯一的轻工业工厂，建厂之初投入了800万阿富汗尼，1944年由国家银行控股。现在斯宾扎集团还是国有企业，隶属于阿富汗轻工业和食品部，斯宾扎集团现在经营多样，既有喀布尔市的斯宾扎酒店，也有昆都士的斯宾扎医院，还经营实业地产等，其下的轧棉厂遍布昆都士。阿富汗在“黄金发展期”建立了非常有经济影响力的轻纺工业，生产用于出口的棉织品。昆都士此前沼泽众多，地价便宜，吸引了投资者和移民，包括曾反叛的普什图人看到有利可图后，也纷纷移民到这个地方。20世纪30年代，这个地区的棉纺织品产量只有400吨，仅用了10年的时间，产量就达到了1万吨。“轧棉厂的总生产能力超过20万吨籽棉，可以加工国内生产的全部棉花。轧棉公司也从事棉花打包，生产棉籽油、油饼和肥皂”。①生产棉纺织品的设备来自于苏联、英国和德国，产品主要销往乌兹别克斯坦。昆都士的形成，某种意义上是“搭便车”走上了轻工业发展的道路，轧棉和纺织业是战前阿富汗最发达的工业部门，20世纪60年代古尔巴哈纺织厂是亚洲最现代化的纺织厂之一。

城市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和见证，西方现代城市的模式与东方古老国家的传统城市从布局、地理景观到城市的管理运行、市民的生活方式都有显著的的区别，从而导致市民的社会层级、经济活动的区位模式也有所不同。城市是构成阿富汗版图的一个个拼图单元，现代阿富汗的版图形成较晚，阿富汗重要城市的归属使得国家的版图不断处于变动中。这些重要城市和周边地区在历史上分别属于不同的帝国或封建自治权力很大的封建邦君，阿富汗人对于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域认同有着一定的向心力，而向心力随着城市在丝绸之路贸易功能的多样化而不断地内化。但是城市向心力的强化在国家层面上却意味着离心力，这些城市与边境一侧邻国的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阿富汗中央政权的稳定。

三、“丝绸之路”地理景观维度下的“铁—气—新丝路”

城市—隘口—道路构成了阿富汗基础设施发展的基本模式，以及建立在其之上的贸易结构和地理景观。从阿富汗的城市分布来看，五大城市都处在阿富汗与邻国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伊朗的边境一侧，其广阔腹心地区反而没有大型城市和发达的交通线路。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通，城市的发展又促进了交通。交通发展与城市演变互相影响，兴衰与共，是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①从青金石进入早期人类文明交往开始，王城、城邦之间，都有道路相通。南亚著名的“大干道”（Grand Trunk Road）始于孔雀王朝时期，随着南亚与中亚的不断交往，这条大干道不断延伸。从加尔各答一直延伸到开伯尔隘口，进入阿富汗境内后连接贾拉拉巴德与首都喀布尔。历代政权的攻伐与争夺与大干道的地理功能不无关系。大干道上的关隘意义重大，祖勒菲卡尔隘口，坎大哈境内的宝兰隘口，喀布尔通往巴基斯坦的的开伯尔隘口，巴米扬山谷的巴米扬隘口，历史上都是重要的关隘，谁控制了关隘就等于控制住了通往南亚、中亚甚至是西亚的贸易和物资运转的锁钥。从阿富汗的一个地区进入另一个地区也必须通过战略意义次一级的隘口。比如：位于兴都库什山脉中段的希巴尔山口，将阿富汗北部的巴达赫尚（Badakhshan）与南部喀布尔（Kabul）河上游左近的努里斯坦（Nurestan）和库希斯坦（Kuhestan，科希斯坦〔Kohistan〕）这些传统地区分隔开来。这些隘口一方面承担着防御功能，另一方面与主要城市一起承担了进行贸易的功能，从经过关隘的货物中抽取过境税，是当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20世纪以前，阿富汗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路，依赖于“大干道”与国外进行商品和物资的交换。那时的国内交通还停留在中世纪的状态，依靠商队驱赶着马和毛驴在一个个部族村落和山路间交换生活必须品和农产品。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过苏联援建，在古丝绸之路的路线上，修建了M41公路阿富汗段，从吉尔吉斯斯坦一直通向阿富汗。这条公路促进了国内贸易和商品的流动，但是由于阿富汗一直以来没有铁路，致使阿富汗丰富的矿产资源无法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囿于这些基础设施条件的限制，阿富汗政府只能大力推进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来支持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发展不能对国家经济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根据苏联学者R.T.Akhramovich的研究，这些国内产品的生产到20世纪50年代，仅仅能满足10～15%的阿富汗人民对糖、纺织品、鞋履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①当人民民主党在阿富汗执政时，执政者不顾现实情况盲目地认为阿富汗拥有的这些产业可以使阿富汗直接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进入共产主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阿富汗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初级的公路网络，公路设计者忽略了公路的修建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在不通公路的地方畜力、人力仍然是主要运输力量。美国入侵前，阿富汗一直没能修建连接主干道乃至阿富汗内陆地区的二级公路，不能深入广大的农村、牧区、沙漠边缘，对于农牧民而言，公路对生计的改变意义不大。

在亚投行（AIIB）、“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亚欧地区的基础设施进入了“铁丝路”（Iron Silk Road）时代，阿富汗得到了美国、俄罗斯、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周边国家的大量援助，发展公路、铁路、空运网络。阿富汗政府实施了道路建设规划，将喀布尔与周边各国首都和边境站点进行有效串连，加深阿富汗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从而使阿富汗融入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框架中，这有利于阿富汗的和平与发展，更有利于阿富汗的稳定繁荣。截止到2016年3月，阿富汗共修建了2.4万公里的沥青公路，其中3060公里的公路系地区公路，环阿国道，省道公路。②根据规划，阿富汗将建设总公里近3万公里的公路网。环阿国道长2210公里，链接邻国的8条公路长1153公里，已完成90%的工程；链接各省的省际公路4985公里、省内公路9600公里，以及乡村公路17000公里。③2017年11月15日，据阿塞拜疆趋势通讯社援引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举行的第七届阿富汗区域经济合作会议期间，阿富汗、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签署协议，将建设连接五国的“青金石”运输走廊。①2019年5月16日，阿富汗通过“青金石走廊”向阿塞拜疆成功运送了5卡车150吨大理石。据悉，这是阿2019年1月开通“青金石走廊”以来向阿塞拜疆运送的第三批货物。②

阿富汗目前规划和在建的国际通道共8条，含公路、铁路，通往周边国家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2条）、伊朗（2条）和巴基斯坦（2条），其中有3条承担着主要运输工作，通往巴基斯坦卡拉奇港、伊朗阿巴斯港和乌兹别克斯坦—中国新疆。2011年，阿富汗建成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全长75公里，起点为阿富汗海拉顿。2016年8月从中国江苏海门的列车经新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后衔接此段进入阿富汗。2017年连接伊朗与赫拉特的伊朗境内铁路已经竣工，但是伊朗方面认为规划应该着眼更为长远的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因此该项目在阿富汗境内的2段暂时停工。“伊方认为，为了充分利用这条铁路，有必要将其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连接起来，从而贯通从中国到伊朗的丝绸之路南段”。③根据阿富汗官方《阿富汗每日瞭望报》的报道，阿富汗制订了2020～2030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将在2020年修建1425公里的铁路，并完成2025公里的铁路技术勘测。到2030年前，阿富汗将修建3000～3500公里的铁路。届时，阿富汗70%的交通问题将得到解决。④从公路和铁路的修建来看，阿富汗正在着力发展铁路建设，试图发挥其在沟通亚欧大陆上的枢纽作用。阿富汗规划了一揽子的铁路建设项目，很好地利用了阿富汗的主要城市的战略优势及与邻国的贸易优势，这些铁路包括巴米扬—昆都士、贾拉拉巴德—昆都士、巴米扬—赫拉特、托克汉姆—贾拉拉巴德、法拉—赫拉特等铁路。由于历史原因，阿富汗对于大干道的巴基斯坦段严重依赖，这一状况现在有所改观，2017年6月，阿富汗与印度开通了货运“空中走廊”。伊朗—印度—阿富汗三方联合在伊朗境内建设恰巴哈尔港，提升对阿富汗的空中运力。

由于南亚经济增长大有成为亚洲新动力的势头，“能源热”效应已经凸显，跨国、跨境铺设天然气管道的能源输出模式成为了阿富汗新地理景观的又一个特点，能源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阿富汗重点推进土库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项目（TAPI），将土库曼的天然气通过阿富汗输送至巴基斯坦和印度，根据项目协议，每年总输出量为330亿立方米，阿富汗获得4～5亿美元的过境费及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份额。阿富汗西北部法利亚布省、朱兹詹省的天然气储量丰富，与土库曼的天然气产地为同一产区，该产区内的加尔金内什气田（Galkynysh），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气田。

阿富汗的城市与周边地区原始的自然景观由于青金石之路与丝绸之路的形成，而成为亚欧腹地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文景观，也是人类沟通欧亚文明的重要遗产之一。人与环境通过文化这个介质产生的相互关系，这中间既有物质的关系，也有非物质的关系，既有现实的空间的联系，也有历史经验积累与传统的思想习惯。①为重建阿富汗创造物质基础，既是阿富汗现代化进程的任务，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内容，出现在阿富汗新地理景观中的铁路和天然气管道，都是阿富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事物，古老的丝绸之路在阿富汗已经演进为“铁—气新丝路”。

四、新地理景观的形成及对人口生计和国家认同的影响

（一）阿富汗道路交通发展对地理景观、人口生计和国家认同的影响

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无不与政治的兴衰更迭联系在一起，国家的建立，领土的扩张，战争的发动都离不开交通和修路。在古代，一个国家政令的颁布必须通过道路来传递，交通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昌盛、经济繁荣的重要指标，道路交通体系的完备与否决定着国家政令的执行力和开放力以及社会生活水平的高低。阿富汗自阿曼努拉国王进行改革以来，现代交通建设是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的重要支撑，道路的延伸是国家权力地方化的表现。重建初期，阿富汗首位总统卡尔扎伊的执政被诟病最多的就是政令不出喀布尔，被媒体奚落为“喀布尔市长”。这与重建初期交通建设刚起步，效果还没显现有一定的关系。现在阿富汗国内的人口流动性加大，更多的人口走出山地和封闭的农村，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和互动得到了加强，原先互不相关的城市在重建后的联系也因为公路和铁路网而联系在一起，人们对于公路铁路的认识不再停留在模糊的意识上，公路通向城市意味着公路也是个人的发展之路。环国境、环省公路建设成后，现代交通工具的使用率大大提高。阿富汗政府非常重视矿产的开采与出口，以道路为载体而来的市场和现代化观念，使人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业生产，经商、外出打工、跑运输的多元化生计随之出现。根据我国驻阿富汗经商处提供的数据，司机在阿富汗属于高待遇工种，月薪为600美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了新地理景观的形成。

根据阿富汗2018年公布的数据，全国人口2970万，城市人口710万，农村人口2110万，另有150万为游牧民。人口增长率约为2.03%。因为战争原因，阿富汗人口青少年占比非常高，其中15岁以下人口1410万，占47.5%，居全球最高。人口红利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为阿富汗的发展与投资带来了优势。阿富汗素有依赖外来力量“经济输血”的传统，早在拉赫曼国王时期就已经有这种迹象，当时的英印政府为阿富汗提供生产军工的原料，并为王室提供津贴。二战后苏联中亚地区共和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也给阿富汗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阿富汗也效仿苏联、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的做法，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1954年4月，苏联对阿贷款达700万美元，捷克斯洛伐克为500万美元。①阿富汗进入和平重建后，大量外援资金和项目注入阿富汗，2002～2017年，有超过818.3亿美元的国际援助用于农业和市场机制的重建。阿富汗发展问题的症结在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间的矛盾，由于过分依赖外援发展工业，阿富汗重建时期的经济呈现了快速增长但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农牧业是阿富汗国家的经济支柱，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7%，粮食目前不能自给自足，需要依靠进口和国际援助，遇到灾害年，情况更为严重。阿富汗的水果、坚果、藏红花品质在国际上有很好的口碑，一直是阿富汗的传统出口商品。一些传统优势农副产品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产业已初具规模，农业人口的生计有所改善。阿富汗的藏红花在国际评比上屡屡得奖，阿富汗政府也有意把藏红花产业做大做强，现在藏红花取代青金石成为馈赠各国政要的国家礼品。阿富汗第一个藏红花研究所于2019年1月开工建设，研究所将促进藏红花培育、增产和营销，有助于推进落实藏红花五年发展计划。据悉，研究所预计耗资5880万美元，将于2020年底建成。②2017～2018财年，阿富汗藏红花种植面积为520.2公顷，共生产藏红花1068.2公斤。藏红花主要生产地在赫拉特，种植面积达5041.65公顷，占总种植面积的96.9%；产量10083.3公斤，占全国总产量的94.35。③在2017～2018财年，阿富汗生产的葡萄、苹果、石榴、杏仁、桃子、棉花等产量都比较高，均用于出口。2018年7月，阿富汗农业部长杜拉尼称，将在喀布尔建立水果包装厂和质检室，并将在7个月内完工。建成后，阿富汗水果将可获得符合国际出口标准的水果质量证书。藏红花与其他传统优质农产品的恢复生产，对阿富汗农业人口而言，是一大福音。藏红花和水果出口产业的兴起，相关产业链和服务业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而创造出不少的就业机会。

阿富汗近几年着力增强经济造血功能，投入了大量的项目和经费，包括加强与周边国家公路铁路网的互联互通、电力输入、矿藏输出，能源过境和输出等。后重建时期的这些政策为阿富汗人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强了城市连接农村的能力。阿富汗目前80%的电力依赖周边国家，且供应非常不稳定，喀布尔和其他大城市的电力供需缺口很大。阿富汗的河流贡献了喜马拉雅—兴都库什山区域54%的电力，属于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是阿富汗境内的主要河流，据评估有2兆瓦的水力发电潜能。在阿富汗，目前上马在建的水电站有1万兆（MW）的发电能力，但是2012年的水力发电能力只有256兆瓦（MW）。①预计到2030年，阿富汗电力缺口将超过6000Z兆瓦（MW）。②阿富汗的丰富水力资源开发潜能巨大，不但可以解决阿富汗的电力供应不足，还有可能输送到其他国家。阿富汗现在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CAREC），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TAPI）等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国家治理的外部环境不断改善，这将为阿富汗进入南亚和欧洲市场提供便利，为振兴丝绸之路经济带打下更多的物质基础。

除了在阿富汗的常住人口外，因为战乱，自1979年开始，大量难民出国避难，为此阿富汗重建后成立了难民和遣返事务部，对流散全球79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万阿富汗难民进行协调与善后。2019年5月22日，国际移民组织（IOM）称，2019年以来共有18.5万阿富汗难民从巴基斯坦、伊朗和欧洲国家返回。阿富汗难民在周边国家避难生活时，多从事重体力劳动和充当建筑工人，因此返乡后能够迅速地在大城市找到工作。目前建筑工的工种如瓦工、硂工、木工、钢筋工工资在900～1500阿富汗尼/天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说，难民是阿富汗的人力资源储备库，难民的回归是对国家认同感加强的一种表现。

（二）禁毒情势恶化对丝绸之路新地理景观与国家治理产生的负面影响

阿富汗国家治理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毒品问题，毒品问题一直以来与塔利班势力、军阀势力交织在一起，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三国的交界地带成了“金新月”毒品产区。在罂粟花盛开的田间地头，阿富汗农民在忙着收割罂粟果实上的汁液以提炼鸦片，这样的情景在有关阿富汗的报道中屡见不鲜。阿富汗主要城市坎大哈、赫尔曼德省、乌鲁兹省、南格哈尔省，既是罂粟主产区，又是塔利班和军阀割据地区。依靠毒品经济的几个省里，农村和很多社区的收入完全依赖涉毒获得收入。世界银行和中国商务部提供的阿富汗经济增长数据都没有将阿富汗的毒品种植、生产、交易纳入计算和统计。美国阿富汗重建事务特别总检察长办公室（SIGAR）2017年发布的阿富汗毒品报告称：2017年鸦片种植为阿农民带来14亿美元的收入，鸦片加工厂和贸易商更是获得了几十亿美元的收入，鸦片对阿2017年GDP的贡献高达20～32%，与2016年阿合法农业收入相当，远超出2016年阿合法商品和服务业出口的收入总和。①阿富汗早期种植鸦片的目的是以毒养战，可是在毒品经济的利益驱动下，种植面积一再扩大，毒品交易为恐怖主义集团提供的资助威胁到了阿富汗和周边的稳定与安全。毒品经济向阿富汗农村的不断渗透，使得阿富汗农民的经济来源更加单一化。

阿富汗的经济发展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都在加速，在经济发展形势向好的同时，毒品形势则呈恶化趋势。阿富汗禁毒情势恶化与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道路交通的改善助长了毒品的贩运。阿富汗是亚欧腹心的大通道，与周边国家伊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国境线漫长，口岸众多，越境贩毒运毒严重影响了阿富汗与中国、塔吉克斯坦、伊朗边境的安全，给邻国的边境安全带来困扰和不安定因素。“金新月”地带毒品近年来向中国的渗透，为海关、边防、治安带来了挑战。2016年，中国破获“金新月”海洛因走私入境案件22起，缴获“金新月”海洛因24公斤，外国籍人员在华贩毒活动呈增多趋势，非洲裔、南亚裔等国际贩毒集团向中国贩运“金新月”海洛因突出。②以2016年为例，按10公斤鸦片提纯1公斤海洛因或吗啡计算，阿富汗鸦片产量4800吨，阿富汗政府查获鸦片49665公斤(约50吨)，吗啡47048公斤（约合470吨鸦片），海洛因4588公斤（约合458.8吨鸦片），查获量只占总产量的20.3%。③2017年，阿富汗的毒品产量上升到9000吨，如果仍按照20.3%的查获率计算，2017年从阿富汗流入他国的非药用鸦片可能达到8810吨，意味着可能有881吨非药用鸦片制剂从阿富汗流入他国。④

主权国家海关对过境和进出口货物的开箱检查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保障货物安全起到了关键作用。海关对于保障阿富汗各条国际通道的安全负有很大的责任。对于防止货物中夹带毒品本应起到很好的拦截防御作用，可是阿富汗的政府机构腐败，海关、口岸和其他税收部门腐败盛行。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I）公布的2018年亚太地区腐败指数，阿富汗得分16分，在世界180个国家中排名172。①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约翰·索普科（John F. Sopko）在报告中指出：“安全与政治目标频繁地压倒了强烈的反腐败行动。腐败变得如此普遍和根深蒂固，以至于它对整个的安全与国家建设任务构成了威胁”。②阿富汗的腐败问题不单影响国家安全，甚至腐蚀着国家的根本。阿富汗的反腐困境在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依赖他们一手炮制的新阿富汗政府提供反恐保障，如果要根除腐败则意味着这个新政府的合法性不复存在。“阿富汗政府深陷腐败与犯罪网络之中，以至于如果拆解他们就意味着拆解掉支持政府自身的主要支柱”。③阿富汗沦为“毒品国家”的趋势几乎无法改变，毒品向周边和世界扩散对于振兴丝绸之路经济带，现代国家的治理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困难与挑战，阿富汗的丝绸之路地理景观不应沾染上妖冶的罂粟花之色，不应当被毒品的泛滥和失控投上不和谐的阴影。
五、余论及结语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地区在大的帝国出现时期，民族部族冲突的激烈程度会有所下降，而大的帝国或者势力解体后，民族矛盾就会伴随着政治权利的下放、移交而趋于激烈。1996年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民族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它们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世界确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充满了部落和民族冲突，但是给稳定带来最大危险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④我们应当看到，中亚地区的文明交融历史有5000年，冲突只是文明不断演进发展中短暂的一瞬。在全球化浪潮下，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越来越明显，且更加具有了工具性特征，供应链和地理功能的恢复正在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为战乱后的重建国家提供了新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与地理环境、人文景观更加科学地统合在一起。阿富汗的主要城市所具有的临边、临界特性，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如果利用得当，将是一种有利的优势，因为这有助于阿富汗与周边相对发展程度好，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便捷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从而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

国家治理需要从加强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入手，将地域单元、社会单元植入到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交通网络串联等现代化的地理景观建设中，以此来加强民族国家的向心力与认同感。阿富汗的重建，某种意义上是自拉赫曼国王以来所追求而未尽的现代化之路的延续。“铁—气—新丝路”给予了阿富汗打破十字路口地理宿命论的工具。在丝绸之路地理景观演进的过程中，阿富汗经济通过国家治理与全球供应链得到了有效的衔接，这一变化所引发的社会层级分化、组合以及政治动员力量的加强，会推进社会的进步，为国家治理提供前进的动力。阿富汗城市地理景观的多样性，需要政府以强大的经济管理职能做后盾，只有国家治理不断深入，城市与农村、城市与城市间的发展不平衡才可以加以改变。历史证明，阿富汗城市地理景观的多样性在战乱和失败国家时期会以一种“碎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转化为地方割据与族群冲突，这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因此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是经济治理，必须以阿富汗的城市地理景观特征为出发点。目前，喀布尔人口468万，赫拉特人口196.7万，巴尔赫138.2万，坎大哈128万，昆都士105万。城市人口比率从2000年的21.8%上升到了2019年的26.7%。①可见，阿富汗城市城市化还将继续加深，更多的资源、人口将集中到基础设施走廊和供应商周边。在发展城镇化的同时，必须兼顾腹心地带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事实证明，国家经济功能的加强会增加地方与中央的密切联系，社会各单元间的依赖才会越来越强。

能源经济缺乏战略规划、禁毒措施失效、阿富汗的内部和解对话受挫，是阿富汗国家治理面临的主要难点。未来阿富汗的国家治理还需朝着治理薄弱环节不断努力，制定政策、出台法规、不断协调内部关系，开展有效的工作。未来区域大国间的能源冲突很可能围绕阿富汗的天然气、电力等展开。阿富汗既是天然气跨境贸易的过境国，也是未来的输出国。随着印度经济不断的增长，其对能源的需求半径很快会延长到中亚地区，但是阿富汗政府对于未来能源出口与相关贸易对象国间如何布局协调、制定贸易配额尚缺乏明确的政策。这对于阿富汗的稳定、经济发展会造成不利影响。塔利班割据与毒品经济交织在一起，两者在供应链网络上的依附，在交通网络上的叠加，使得阿富汗国内治安与区域安全倍受挑战。2019年4月19日，阿富汗总统府宣布第二次阿富汗内部对话取消，塔利班与政府和谈再次陷入僵局，国内治安形势依然很严峻。不断增加的罂粟种植面积，不断攀升的产量和跨境贩运，侵蚀着阿富汗未来的稳定，毒品治理是“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亚—西亚节点上的最薄弱环节。

人们可以在阿富汗找到丝绸之路上绝大部分地标性的景观，这里的绿洲、沙漠、雪山、河流、风物、彪悍热情的民族可以满足人们对于丝绸之路的一切想象和神往。阿富汗的地理景观的变迁，充分说明了世界秩序正发生着深刻的重构。如果能与周边和相关区域建立良好的互联互通网络，阿富汗有希望成为中亚与阿拉伯海沿岸国家以及中东贸易上的重要节点，成为重要的铜矿石、天然气出口国。阿富汗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城市曾经将青金石、佛教、丝绸传播到西亚、东亚。如今，在丝绸之路景观维度上的这些功能还在，古老而尚存的道路开始焕发生机，也许阿富汗战乱留下的创伤仍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弥合，但是弥合的目的应该是有别于过去的一城、一地的繁荣，应该是阿富汗的长治久安与自身重建规划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力对接。

以上内容来自于亚洲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