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西方文明对文化景观的体认、描述和阐释，首先并主要在地理学领域中展开。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C.R.Darwin）及其生物进化理论，全面激发了自然与人文科学的突破式发展，并在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架起对话的桥梁，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以及人文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发展。正是19世纪中至20世纪末，自然与人文科学的加速发展与相互渗透，促进了各学科先后完成学科发展史上的关键转变，为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奠定了新的研究基础与广阔的交叉融合空间。地理学和人类学的文化转向，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在地理学领域取得进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样，民族学向人类学转向，考古学由实物研究转向问题研究，建筑学与规划学向社会学与人类学转向等关键转变，都对文化景观遗产概念出现影响至深。

广义文化遗产时代

20世纪中期，因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和野生动植物种群大量减少等生态危机日益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文化景观”遗产概念正是在这一国际文化背景下形成并提出。人们逐渐意识到“文化景观遗产”既是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中的一个新类型，更是对文化遗产概念的思想拓展，倡导在一个动态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维护文化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以及自然遗产相比较，文化景观遗产最突出的特点正是强调文化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可持续土地利用的特殊方式以及整体保护的理念。因此，文化景观遗产概念在思想宗旨方面旨在维护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理论建构方面倡导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向以地区发展为驱动的“广义文化遗产”时代转变。

国际专业理论发展

检视20世纪中期制定公布的文物古迹和世界遗产保护国际文件，概括而言始终贯穿着“环境”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关系”两大议题，充分反映了国际间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面向“地区”的广度与深度。

《巴拉宪章》与遗产地保护

澳大利亚ICOMOS《巴拉宪章》（1999）是继《世界遗产公约》后一份适用于所有类型文化遗产地的极具普遍应用价值的国际专业文件。《巴拉宪章》的首要贡献在于再次扩展既往宪章文件中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概念范围，将有形与无形、自然与人文等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形式和遗产要素纳入其中。特别是孤立看待文物古迹或遗产本体的“精英化”视角下沉到遗产地所属“地区”、环境和地域文化，促进了“文化重要性”内涵及其多种形式的遗产载体成为或融入地域环境、文化语境，以及其他应用场景和社会联系。第二，从遗产研究、保护和管理的全过程角度，基础研究、保护策略、公众参与和监督评估构成了一个研究与实践互为前提、自我校验的过程闭环，有利于基础研究、遗产保护与地区发展在多学科系统合作的强大支撑下保持协调统一、融合共进。

“文化线路”与地区合作

继《巴拉宪章》后，《文化线路宪章》进一步展现出文化景观遗产在地区环境和区域文化语境中潜在的形式和对地区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提出以“人类迁徙、民族交往、文化交流和互惠”为主题和核心价值，通过文化线路遗产协调沿线地区发展，共同推动国家和地区间具有跨文化意义的线型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线路”是区域交往与文化交流互惠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对文化遗产概念的再一次理论深化和地区实践创新，深化了以文化遗产保护为驱动的地区发展观，代表了一种影响文化遗产演变和扩展的新思路。

文化线路对文化遗产现有范畴和类型的包容性，旨在使包含在文化线路联合系统中的个体进一步提升其遗产价值。这种综合性、跨学科和共享的架构，以创新的科学视角建立起个体之间新的关联，提供了一个多变、更加完整和准确的历史途径。这一思路不仅增加世界人民间的了解与沟通，还将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合作。有关文化线路遗产的研究、保护和管理，需要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系统整合思路，对科学假设进行调查和说明，并不断丰富历史、文化、技术和艺术知识，挖掘和呈现地方知识经验的丰富性和在地性，为制定遗产保护方针和管理计划提供专业研究依据。

在区域人文地理和人类文明共同背景下，通过文化线路保护推动地区和国际间世界文化遗产跨领域研究，无疑是有利于国家和地区间增进文化交流与社会合作的积极途径，体现注重和平交往的理性世界观，表达促进地区文化自觉与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愿景。这不仅需要缔约国政府及地区给予认同并履行责任，更需要来自基础学科的专业支撑与系统合作，提供从文化遗产基础研究、保护方针制定、在地管理策划，到社会融合发展全过程全方位的知识、技术和方法，解决包含文物古迹、遗产本体、周边环境、区域/景观背景，以及无形遗产等在内的文化景观与人居科学研究与实践问题。同样不应忽视的，还有来自遗产地本土的专家学者、行业从业者，以及社会公众的理解与参与。正是他们的本土知识、经验传统以及集体记忆，能够发挥本土文化优势，使自上而下的系统研究成果顺利融入区域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和地区社会治理，实现以文化遗产保护带动地区文化自觉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从这个角度讲，当代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已从博物学标本式保存文物古迹的传统理念出发，向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顺应地区文化自觉与自觉发展需要转变，成为系统融合历史文化保护、自然生态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护，以及地区治理的广义文化遗产理念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思想及其所遵循的交往理性已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地区治理、社会发展和人居科学研究之间，广泛存在同构、互通、互动的结构关系与发展机制，并从逻辑理念上否弃了所谓“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一伪命题。

从文化遗产专业角度，首先应从基础研究做起，广泛争取多科学合作，以整体论和系统论为指导，全面辨识文化遗产要素构成与有机联系，科学建立遗产价值体系，不断在研究中丰富和深化多学科专业价值。第二，依据基础研究成果，系统制定文化遗产整体保护方针、保护规划、修缮方案和管理计划。以多学科融贯的专业系统研究，推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与管理建立良性循环和地区发展机制。第三，注重培养具有丰富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文化遗产研究职业工作者。发挥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专业技术能力和工程管理角色优势，统筹协调跨领域业务融合与专业技术合作，使文化遗产保护方针、保护规划、措施与技术，深度符合文化遗产内容属性和“文化重要性”多元价值内涵，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自觉融合、理性发展，使着眼未来的未雨绸缪与立足当下的建设治理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