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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富学 | 赵洪娟《中国与波斯-塔吉克文化交融要论》序

摘要: 中国古来与波斯关系密切,美国著名学者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名著《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中国古来与波斯关系密切,美国著名学者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名著《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即详细研究了波斯与中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的历史关系也延续了2000多年。在今天中亚以波斯语“斯坦”(stan,意为“地方”)为名的五个共和国中,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都通行突厥语,唯有塔吉克斯坦不同,其主体民族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尤有进者,塔吉克斯坦境内的主体居民塔吉克族实际上是古波斯人、粟特人与少量突厥混合而成,尽管与波斯人有一定差别,但属于东伊朗人的后裔则是无疑的。案头《中国与波斯—塔吉克文化交融要论》之所以将波斯与塔吉克并列书写,原因概出乎此。

《中国与波斯—塔吉克文化交融要论》作者赵洪娟博士

观中国与波斯、塔吉克斯坦之千年文化交流历史,可圈可点者难以尽述,但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交汇点恐莫过于祆教。从新近于新疆塔什库尔干曲曼黑白石条古墓地发掘出的距今2500年左右的拜火教遗迹到宁夏固原的北周李贤墓,再到西安何家村唐代粟特宝藏乃至敦煌唐五代时期赛祆活动的繁盛,进而推至宋元明清以来福建霞浦摩尼教抄本所表现出的对琐罗亚斯德的崇奉,以至今天中华大地随处可见的敬火民俗,都可或多或少看到波斯—中亚祆教影响的影子。

祆教又称琐罗亚斯德教,以其创始人琐罗亚斯德(Zarathushtra,波斯文作تشترز)而得名。南宋姚宽《西溪丛语》称之为“苏鲁支”,近代史学家陈垣先生音译为“苏鲁阿士德”。在中国史籍中有祆教、火祆教、拜火教、波斯教等称谓。祆教主张善恶二元论,视善恶二元论为其教义之核心,故名为“二元神教”;由于该教所崇拜的最高神为阿胡拉·玛兹达,所以亦称其为“玛兹达教”;由于该教的僧侣称为麻葛,故亦有称为“麻葛教”。该教由波斯流入印度,印度人取波斯的谐音称其为“帕尔西教”。

祆教尚火,认为教徒可通过火与神交流,故被教外人称为“拜火教”。在唐代之前的汉乘史籍中或唤之为“天神”,或唤作“胡天神”,隋末才新造出“祆”字以指代该教。“祆”字从示从天,在汉字中,凡为“示”旁者皆与祭祀有关,显而易见,“祆”字之创,拜天之意明矣。

祆教起源于何时,史无明载,至今仍是一个谜,大多数学者认为其发端于公元前6世纪以前古代波斯,是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最有影响的宗教,曾作为阿契美尼德时期、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国教而存在。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祆教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特点,拜天、祀火,即其典型特征,由火而推演出自然界有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之理论。前者可以带来幸福,后者则可招致祸殃,前者为善,后者为恶,进而形成了善恶二元论观念,这一观念对后世的摩尼教光明与黑暗对立的二元论观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魏晋时期,拜火教传入中原,也将其本土节日庆典、乐舞、幻术等带入中国,并与中国的节庆习俗相融合,逐渐变成当地民众民间信仰的一部分。例如“赛祆”,作为一种祭祀活动,主要包括设供、燃灯、雩祭、幻术表演等仪式,在古代敦煌就非常流行,敦煌文书与地方史志中对祆教的频繁记载及敦煌壁画中的“胡坐”等,体现出祆教“赛祆”仪式与敦煌地方习俗的融合,庶几堪称中外宗教、文化交流之典型例证。与祆教密切相关的泼胡乞寒、穆护歌、七圣刀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多见记载,体现出祆教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迄至近日,在中原内地以及新疆少数民族中还残留不少祆教习俗的遗痕。

近几十年来,关于拜火教对中国文化影响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龚方震、晏可佳、元文琪、蔡鸿生、林悟殊、张小贵诸贤对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咸有所贡献,相对而言,年轻学者中研究成果最为集中者当首推本书作者青岛科技大学特聘教授赵洪娟博士。赵博士尽管还很年轻,但在学术研究方面已崭露头角,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思路,先后发表多篇论文,举其荦荦大端者有《从晚唐五代敦煌“赛祆”探祆教习俗与中国节庆风俗的融合》《潮汕“出花园”成人礼之祆教因素探究》《冀鲁豫火神节之渊源考》《中古人日节与波斯诺鲁孜节渊源考——基于比鲁尼之著的探讨》《中国西北地区燎疳习俗之祆教因素探原》等,虽系统性尚有未备,但抖搂出不少新发明,研究框架大体呈现。这些成果经过集结、修订、完善、增补,去粗取精,最终凝结为《中国与波斯—塔吉克文化交融要论》,将以俄文本形式飨于学界。本书中有部分内容为塔吉克斯坦学者尼佐米丁·穆洛迪(Низомиддин Муроди)教授所撰,探究了中国文化对波斯—塔吉克文化的影响。此恰为中国学者的软肋所在。赵洪娟博士和穆洛迪教授分别从中国视角和波斯—塔吉克视角探讨了两种文明之间的互动交融,可谓相得益彰。

观赵洪娟博士的论文,复睹书稿,明显可以看出其学术发展脉络的递进。总结其学术特点,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四端:

其一,全面探求中古时期这一较长时间段的节日风俗变迁特征,而非局限于某一断代史阶段;在节俗演变研究方面,重点讨论新出现的节俗及其出现原因,以及节俗变化的特点,同时,对诞日庆祝等中古时期逐渐发展出现的节日予以特殊关注;

其二,深入挖掘外来宗教、外来文化对中国中古节日风俗的影响及与中古节俗的融合,在丝绸之路文化与宗教研究方面,重点考察波斯、粟特诸国的节日、民俗文化以及祆教与中古节俗变化的关系;

其三,从全球史的角度,以节日习俗为出发点,利用出土文物、壁画、敦煌文献等研究材料,以文献与实物互证,以探讨节日这种具有文明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对中国与波斯、中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相互作用和影响问题;

其四,资料搜集齐备,而且追踪到最新的研究成果。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对前人成果进行理解分析后,对其中的问题都会进行认真讨论,每每提出自己的观点。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综观该著所涉问题,有的一直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有的虽有关注,但观点不同,不乏新意。学术的主旨就在于思考问题,开发智慧,不必追求至善,也不必以别人是否同意自己的观点为骛。须知有的学术观点需要等待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才会得到认可,即使有可能永远得不到认可,也没有多少值得遗憾的,新观点对推进学术发展总是有益的,要胜过拾人牙慧百倍。当然,新观点的提出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真学术,绝非那些以赚人眼球为目的的假学术。在民科盛行、假学术当道的目下,能够坚守一方自己心灵的净土,已经成为一种奢求。赵博士显然是坚守了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我和赵洪娟博士相识有年,常感其善思好学,为人诚恳,颇有山东人之豪侠气,故而在学术上引以为友,日常生活中以师生相处,切磋砥砺,无话不谈。其作《中国与波斯—塔吉克文化交融要论》将以俄文付梓,必将推进国外学术界对中国学者在祆教与中华文化关系研究方面最新成果的了解,意义重大。况且,此书作为本人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编号19ZDA198)的阶段性成果面世,可喜可贺。此情此景,令人欣悦,特赘数语,谨向学界推荐。

杨富学
202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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