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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明|| 宋元时期广东瓷器运输与贸易的考古学观察——以窑址以外出土材料为中心

摘要: 宋元时期的广州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广州作为外贸大港,宋元时期从广州出发或途经这里的外销产品中,瓷器占据了相当比例。广东地区窑址以外的瓷器,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广东本地墓葬、遗址出土的瓷器;二是广东地区窑场生产而出土于窑址以外地点的瓷器。前者可能是本地所产,也可能是外地产品。后者可能出土于广东地区,也可能由于各种贸易活 ...


宋元时期的广州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广州作为外贸大港,宋元时期从广州出发或途经这里的外销产品中,瓷器占据了相当比例。广东地区窑址以外的瓷器,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广东本地墓葬、遗址出土的瓷器;二是广东地区窑场生产而出土于窑址以外地点的瓷器。前者可能是本地所产,也可能是外地产品。后者可能出土于广东地区,也可能由于各种贸易活动运往国内外的其他地区。本文以这些材料为线索,进一步探讨了广东地区出土宋元时期瓷器的来源以及广州港在瓷器外贸中的作用问题。

一、广东地区宋元时期窑址以外出土瓷器

广东地区宋元时期墓葬、遗址的发现不甚丰富,但瓷器作为较为常见的遗物,或多或少都有一定数量的报道。通过对窑口相对清晰的瓷器进行产地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探讨广东地区日用瓷器的基本面貌,并追溯其输入路径。

广东地区宋元时期墓葬和遗址中出土的瓷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北方地区瓷窑、闽浙赣地区瓷窑和华南地区瓷窑。北方地区主要有耀州窑和定窑,闽浙赣地区主要有越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吉州窑、建窑等,华南地区主要有广州西村窑、潮州窑、惠州东平窑、佛山石湾窑、南海奇石窑、雷州窑以及藤县中和窑等。

这些瓷器的窑口,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组合。北宋时期,广州西村窑、潮州窑等本地产瓷器在本地市场占据了一定的份额。北宋占领南汉之后,便设立了广州市舶司(971年),广州进一步确立了海外贸易始发港的重要地位。华南地区以外贸为主的广州西村窑、潮州窑等瓷窑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些产品在主打外销的同时,在本地市场是有销售的。南宋时期,随着泉州港逐渐取代广州港成为东南第一大港,以外销为主的广州西村窑、潮州窑等窑场逐渐衰败,本地市场上也基本不见这些窑场所产的瓷器,为数不多的也多出现在南宋早期。与此同时,随着佛山石湾窑、雷州窑的异军突起,石湾窑、奇石窑、雷州窑的器物在本地区逐渐增多。元代,耀州窑、定窑、建窑日渐势衰,龙泉窑和景德镇窑已成为国内外市场的两大窑业支柱,广东地区外来瓷窑产品也所剩无几,龙泉窑是为数不多的品种之一。

从外地瓷窑的分布区域来看,定窑和耀州窑地处北方,运输路线相对较长。但是,在湖北、江西、江浙等南方地区都发现有两宋时期的耀州窑和定窑瓷器,广东地区出土的同类瓷器应是经过多次转运后抵达。越窑、龙泉窑、建窑、景德镇窑、吉州窑等窑场所处地区均濒水临海,这些窑场的瓷器可以通过相对便捷的水路从内陆或沿海港口运输至广东地区。例如景德镇窑和吉州窑产品既可以向北出鄱阳湖入长江,出海抵达广州,也可以向南沿赣江、章水至大余,过梅关,顺浈江而下入北江至广州。龙泉窑产品可以沿龙泉溪入瓯江至温州,或是沿陆路进入闽北后循松溪入闽江至福州,然后出海。福建地区诸窑场的产品,则可以沿闽江、晋江、九龙江等河流出海运抵广东沿海。

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碟(广州华侨小学M24︰41)

二、考古材料所见广州港在瓷器外销运输中的作用

华南地区的瓷窑,多生产外销瓷。宋元时期的广州设有市舶司,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始发港,除此之外,东南沿海还设有明州(庆元)和泉州两大外贸市舶港。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会根据政府市舶管理要求和目的地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市舶港办理外贸手续。根据沿海水域、岛礁、沉船以及国外发现的广东地产瓷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追溯广州港在瓷器外销运输中的地位。

从外销情况来看,北宋时期以广州西村窑和潮州窑为代表的华南地区瓷窑在外销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份额。南宋以后,广州港的地位被泉州港逐渐取代,而福建地区瓷窑产品与广东地区基本相似,这也导致广州西村窑和潮州窑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相比之下,随着佛山石湾窑、南海奇石窑的成熟,其产品成为了华南地区南宋以后为数不多的外销瓷品种。从海外地区发现的广东瓷窑产品来看,似可与文献进行对照,再次勾勒其行销路线。

北宋潮州窑白瓷罐(日本博多遗址群出土)

一是南向航线。这条航线在唐代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北宋继承了这一路线,这一路线的途经之地,尤其是重要的沿海港口以及航路上的沉船,例如越南会安、泰国春武里府和洛坤府、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爪哇以及鳄鱼岛和勿里洞沉船、斯里兰卡凯茨岛,都有广东地区瓷窑的发现,而且主要集中在北宋时期。在印度半岛以西的阿曼、也门、肯尼亚、坦桑尼亚、埃及等地的中世纪重要沿海港口遗址中,也有来自广东地区的瓷器,也基本都为北宋时期。由此可见,宋元时期的广州港,北宋毫无疑问是其鼎盛时期,这与该港的兴衰历程也基本相符。

关于南向航线,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据以往研究,泉州南下的货船在广州经停后会循海岸线穿过琼州海峡,沿交趾、占城(今越南)东海岸航行。若此路线也是广州港始发外贸货船的主要航线,则华南地区以广州西村窑、佛山石湾窑、南海奇石窑为代表的瓷器,应不会大量出现于西沙岛礁附近。但是,文献中记载了今西沙群岛在南海航线中的地位,而且在西沙岛礁常见上述瓷器,在海南岛东南部的陵水海岸,也发现了大量的同类产品。由此可见,由广州港出发的南海航线至少存在两条线路,一是穿越琼州海峡沿中南半岛东部海岸线航行,二是沿海南岛东部至西沙群岛一线航行。其二,在南海岛礁中,除西沙群岛以外,在东沙、中沙和南沙群岛,目前还没有发现宋元瓷器外销的重要线索,却有大量明清时期的遗存。就此而言,明代以前的中国外贸货船,应未开辟直接从广州或西沙群岛直航加里曼丹岛和菲律宾群岛的线路。

二是北向航线。从广东所产瓷器在东亚地区的发现来看,日本应是其最主要的输出地,而且多是北宋时期。目前,东部沿海的泉州、福州、宁波、杭州等地,至今尚未明确发现广东地区瓷窑的产品。这一现象似乎说明,北宋时期华南地区的外销瓷器可能多是在广州办理市舶手续,出港后便无须在东部沿海港口作过多停留即可驶向日本,极少在东部沿海港口城市处理船货。加之闽浙地区瓷业的兴盛,也进一步降低了广州港外销瓷器在这里经停销售的概率。相比之下,台湾北部海岸大坌坑遗址所见北宋时期华南瓷窑产品,进一步说明台澎地区也应是当时广州港至日本这一航线上的重要一站。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广州港出发向北销往日本的华南地区瓷器,几乎没有在泉州、明州(庆元)等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情况,但是广东沿海地区遗址中却能见到福建、浙江地区的瓷器。因此可以判断在这条沿海瓷器运输路线上,由广州出发向北者其目的相对更加单纯,而由浙江、福建诸港口南下者,往往会在外销的同时,兼有部分内销的遗留。

三、余论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繁盛之时,东南沿海地区的明州(庆元)、泉州、广州等港口在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瓷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最有代表性的外贸货品之一,是保存最多的遗物。以文献材料为线索,对于各港口兴衰历程的研究,已经基本奠定了其历史地位和发展脉络。但是,以考古学为切入点,尤其是以瓷器为研究对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文献记载和历史学研究的不足。例如,港口之间的联系、航运路线的中转以及瓷器外销与内销的关系等方面,都是文献记载中相对薄弱的环节。

广州港是华南地区外销瓷的主要输出港口,同时也是承接以北地区瓷窑产品外销的重要中转地。因此,广东地区瓷器在本地遗址、墓葬以及域外的发现情况,正好可以从考古学的视角反映区域内所产瓷器在本地的使用情况以及广州港在外销线路上所扮演的角色。从而,为进一步明晰华南地区以及广州港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发挥考古学实证的作用。

本文由作者根据原文精简,原文刊登于《东南文化》2021年第4期,更多内容敬请登录官网阅读全文http://dnwh.njmuseum.com/Article/detail/6240。

信息转自:东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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