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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影像：邓州许庄南朝彩色画像砖
南朝影像：邓州许庄南朝彩色画像砖
张庆华 唐新
一、邓州许庄南朝画像砖
邓州许庄南朝画像砖墓于1957年12月被当地群众发现，因其出土有精美壁画和大量彩色画像砖，随即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该墓墓顶距地表约1米，南北长9.8米，东西宽3.09米，高约3.20米。形制为“凸”字形带甬道券顶单室砖墓，主要有封门墙、甬道和墓室构成。在甬道和墓室内砌有多个砖柱。墓壁是用花纹砖横竖相错砌成，左右两边各有12个方柱，柱与柱中间的距离仅容一横砖。墓室内左右两壁各有八个柱，每柱从地平面向上横砌三块砖、竖砌两块砖、中间镶一块画像砖，是为一组。墓室每柱为五组：下面两组，组成一人像；向上三组到券顶。甬道左右壁各有四个柱，每柱为三组：下边两组，也组成一人像；向上一组到券顶。后壁砌法比较特别，有两柱，每柱三组，再向上砌有很多洞。甬道券顶的砌法，对缝紧密，横三竖一，用形砖并列砌成三道券，大小尺寸不同。墓室地面铺莲花小砖，由于地面已被破坏，具体砌法不明。此墓随葬品有陶俑、骨簪、棺钉、五铢钱等①。
该墓发掘后，限于当时条件，原报告编写较为简略，一些画像砖定名尚不够准确。多年来杨泓②、宿白③、林树中④、郑岩⑤、李梅田⑥、韦正⑦等多位学者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对邓州许庄画像砖墓的时代和墓主人、艺术风格等相关问题进行多方考证，已基本确定此墓是南朝早期一位军队高级将领的墓葬。
关于此壁画的内容及风格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证。沈从文根据中国国家博物馆摹本考证：“此壁画中的人物为着紫衫，外罩革制两当铠，戴小冠，拥仪剑的门官。”⑧楚启恩认为：“券门上方画有饕餮兽面纹，其下左右各画一个飞天。券门两侧各画一名拄剑门吏，形象端庄，比例准确，敷彩典雅协调，是典型的南朝画风。”⑨蔡全法认为：“券门上部绘一怪兽头，口衔一绕有紫飘带的玉胜，向下两侧各绘一飞天，券门两侧各绘一守门武士，手按仪剑站立，在以上三类绘画之间都用两个四出草花图案相隔，似在表示着三种不同的世界。”⑩贺西林、李清泉在原报告基础上对画面内容进一步考证和解读，认为：“门券顶端中央绘一口衔‘胜仗’的辟邪神，两侧上部各绘一飞天，下部各绘一执剑门吏，且人物面相清秀，体态优雅，极具‘秀骨清像’之时代特征。”
墓门壁画
人像
二、邓州许庄南朝画像砖的内容
此墓出土画像砖有长方形、方形、楔形、子母砖等多种规格，其中以长方形砖为主，全部为实心。彩色画像砖有34种不同类型，尺寸规格为长38厘米、宽19厘米、厚6厘米。大部分为彩绘模印砖雕，一砖一画，画像或模印于正面、或印于侧面和端面，其内容全面，图案共有60余种，可分为社会生活类、宗教神话类、历史故事类、植物类等。
1.社会生活类
人物。位于原墓柱下端，共两种形制，内容基本相同。由三块长方形砖拼砌成一个完整的彩色人物图案，人物发髻作黑色，插浅绿色发簪，面部饰粉红色，有胡须；上着朱红色短襦，下穿浅黄色长裙，黄色披肩，着笏头履，双手持杖而立，造型端庄，色彩鲜艳。其腿部两侧各有一细颈宝莲瓶，瓶内插一株带叶莲花，下部有肥大的覆莲座，向上伸出枝叶。从画面内容来看，此画像中的人物与该墓墓门壁画中的人物很像。此外，江苏建山金家村出土的拼镶武士图、浙江余杭小横山南朝墓出土的武士图也与此人物近似，故此人物应是当时的武士形象。此画像砖现分别收藏于河南博物院和南阳市博物馆。经笔者参阅原报告并对照实物，发现两种拼砌人物图案现仅存上下两块，缺中间一块，原报告中曾有完整的摹本。祁海宁认为：“许庄的砖拼造型是第一个被发现的实例，也是南朝墓葬装饰形式继砖拼壁画之后的又一重要创新，应该进行深入研究。”
南山四皓。画面中有4位老人分别作弹琴、吹笙、展卷、举手静坐状，背后为郁郁山景，左中榜题“南山四皓”。画面布局完整，人物神态自然洒脱，真实反映出南朝社会一种悠然自得的隐士生活形态。沈从文从此砖“南山四皓”榜题和另外一件东汉墓里出土竹筐漆画中发现有“南山四皓”的题识，认为汉代和六朝通说为“南山四皓”，从而改变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是“商山四皓”的说法，并由此联想到陶渊明《饮酒》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诗句和此砖产生的时代相差不多
。郑岩通过分析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南山四皓图，认为这些画像砖画面中所反映的内容与当时的求仙观念有很大关系。
南山四皓
供献
仪仗出行
供献。此砖共两块：一块保存完整，色彩已基本脱落；另一块着彩，惜已断裂。画面4人当为侍者，疾步前行。前2人头戴小冠，身着袴褶，双手托着博山炉，炉盖已掀开，应为男性侍从；后2人头梳丫形髻，双手各执一把幢幡，上面的红色缨穗随风飘扬，此两人应为女性 侍从。
仪仗出行。此砖色彩已脱落。画面为行进中的6人仪仗队，前两人手执擎伞盖，后四人倒肩障扇。均束髻着裤褶，并于膝际束裤，作快步行走状，步仗整齐、表情严肃。这种倒肩障扇的仪仗队较少出现，表现的是前往举行仪式的途中或仪仗完毕后归来的情景。
贵妇出游
侍从出行图
西曲倚歌
文康乐舞
贵妇出游。此砖从原墓封门砖中揭出，已无色彩。图中有4人，前两人身材高大，着短衫长裙，帛绕肩束腰外飘，著云头高髻，是当时流行的“飞天髻”。其中一人手执团扇，这是当时的贵妇形象；后二人身材较低，头梳丫形髻，衣饰着装与前二人一致，其中一人怀抱方褥，当为侍女。据《颜氏家训·勉学篇》载：“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此女怀抱方褥正是当时南北朝时期上流社会的风尚，这也同时说明当时席地而坐的风俗很 盛行。
侍从出行图。画面为4人，前两人头戴小冠，后两人头挽丫角，均作行走状。后两人一人手持麈尾，一人身挟方褥，此4人当为贵族的 侍从。
西曲倚歌。此画像砖为6人，画面右侧为2女舞者，相对视作起舞状。头束双髻，身着宽袖舞衣，腰束带，脚穿尖履。其后有4名乐手，头戴高冠，着长裤，分别执鼗鼓、腰鼓、铜钹、长笙演奏，为两舞者伴奏。画面边框饰忍冬图案。关于此乐舞图的定名原报告曾定名为“乐舞”画像砖；此后出版的多种音乐、美术类出版物均沿用此说。近年来音乐界、考古界对此画像砖进行多方考证定名，吴钊认为此图应为“女子双人舞画像砖”，可能就是清商乐中的歌舞曲—西曲或清商大曲
。李梅田则更具体地认为此画像砖所见以鼓、吹伴奏而无弦乐的乐舞画像，所表现的场景或即西曲倚歌，是南朝荆襄社会生态的生动呈现。
文康乐舞。此砖画面为5人，画面左侧有一头戴尖帽、身着宽袖长袍的长髯朱衣老者。其左手执扇，右手执一长棒式舞具作踏步起舞状，后面紧随四位乐手分别执鼗鼓、腰鼓、铜钹、排箫演奏，为其伴舞。画面边框饰忍冬图案。原报告定名此砖为“舞蹈”画像砖。沈从文认为此图应是诗歌中描写的文康舞形象的唯一反映；吴钊认为此图应为老人舞蹈画像砖，且画面中的老人头戴尖帽、身着宽袖长袍，与宋人画《大傩图》中的老者近似，且列队朝向一致，有可能是南阳荆楚一带民间迎神赛会中某一舞蹈的写照；李梅田更详细地考证，认为此舞蹈中以长髯老者头戴“胡公头”状的面具为中心，这种乐舞可能是荆襄地区流行的一种傩戏，是文康舞的再现。这种假扮胡人的傩戏起源于荆襄，扩散于江淮之间，是南朝极为流行的乐舞表演。
鼓吹。原报告定名为“乐队”，色彩已基本失去。画面为4位乐手，均作演奏状。前两人手持长号角，角端均系半圆形兽面幡，幡旈迎风飘扬；后两人一手持鼗鼓，一手拿鼓槌，身背朱鼓。四人均作前进状，着袴褶，头戴斗笠状荷叶帽，正中竖立璎珞，腰间有束腰外飘，当为乐队仪仗的形式。画面线条细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沈从文认为此鼓吹乐队是魏晋以来，封建军事割据的统治者，出行仪卫的鼓吹乐队。吴钊认为此画像砖为鼓角横吹，并引用《宋书》中记载“景陵王刘诞、豫章王刘尚均给‘鼓吹一部，只有始平敬王刘鸾等人有前后部羽葆鼓吹’”，从而指出邓州画像砖墓墓主地位是比较高的。李梅田通过对画面的详细分析认为此画像砖为鼓吹图。
横吹。原报告定名为“乐队”，色彩已基本失去。画面为5位乐手，分别演奏横笛、排箫、长角、筚篥等乐器。此画像砖与前文所述的鼓吹画像砖内容基本一致，只是所演奏的乐器不同，这是南朝鼓吹乐的一种形式。画面中5人均作行进状，身着袴褶，不戴冠，这种服饰是当时下层士兵及普通民众的常服。此画面线条细腻，乐器种类多样，是一幅难得的横吹乐演奏图，为研究古代音乐艺术提供了难得的图像资料。
乘肩舆出行。原报告定名为“抬轿”，此砖已严重破坏。画面中4人抬起一件肩舆作行走状，肩舆带有顶篷。肩舆后随一名侍者，手持长柄障扇。孙机认为：“肩舆是用肩扛的，又名平肩舆，它和腰舆、襻舆等统称为步辇。”
武士出行。此类画像砖共有两种：第一种画面为4名武士，第一、三人左肩扛环首长刀，右手执盾，第二、四两人左肩扛长弓，腰间佩箭箙，四个士兵一队排开疾步向前，均不戴冠，以帛结髻，穿袴褶；第二种为4名武士前后两排，头系发带，他们均左手向前伸出，手掌分开，右手均垂在腰间，手中持刀作行进状。两块画像砖画面中的武士均着袴褶，并于膝下束袴。《宋书·礼志》云：“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代车马驾亲戎中外戒严之服志。”可见其为南朝军队之戎装，也是当时平民之常服，与当时士大夫之褒衣博带、高冠大履形成鲜明对比。
运粮。此砖位于原墓东壁第3柱，其色彩已基本失去。画面为两马夫（也可认为是武士）牵马疾走，马胸前挂着响铃，马背上托着白色运粮袋。身后的缨饰随风飘扬，整个画面线条细腻，内容刻画生动。此画像砖原报告定名为“运粮”，但其马背上是否为粮袋有待进一步考证。关于此砖的定名也有部分学者定名为“鞍马”或“牵马出行”等。
战马。原位于墓东壁第一柱，此砖色彩已基本失去。画面为两匹战马前行，前一马体黑色，披白色甲，马背上喇叭状物，后一大马备鞍辔障泥，马鬃在头部两耳间结着花饰，其旁各有一马夫持硭嫘小ＶＱ彝ü?源嘶?婧推渌?宋锘?娴胤治鋈衔?骸罢庑┗?嬷腥宋镏匦慕院笠疲?缘酶哐糯尤荩?路鹨灿辛思阜稚裣傻钠犯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