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族的“穹庐”究竟是什么？

一般认为是一种草原游牧中使用的穹顶帐幕。

从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出土的陶质帐房模型，

以及大同沙岭壁画中，

可以见到它的全貌。

进一步联系发现，

大同云冈石窟昙曜五窟

椭圆形平面、穹隆顶的窟形，

在古印度和中国新疆、河西走廊一带，

比云冈石窟建造早的诸石窟中，

均未见到，

应是云冈创造的新模式，

表达了将象征皇帝的佛像

供奉进鲜卑族游牧生活的传统居室——

穹庐中。

本期推出的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先生

撰写的文章：

从穹庐到殿堂——

漫谈云冈石窟洞窟形制变迁和有关问题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据《北史·齐神武帝纪》记载，东魏武定四年（546年）“十一月庚子，舆疾班师……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勅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当时为齐神武时重臣，从攻玉壁。齐军失利后，“军还，高祖使金总督大众，从归晋阳”。因他是敕勒部人，所唱“敕勒”，当为该部流行的民歌。《北史》斛律金本传并没有记“神武使敕勒歌”事，而《神武纪》虽言斛律金敕勒歌，但未记歌辞内容。从“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的记述可推知，这一定是当时众人皆知的鲜卑民歌，能够唤起听众的民族情怀。

幸运的是，这首原用鲜卑语演唱的民歌，倒是由与北朝对峙的南朝人“易为齐言”而保留下来。现在看到的歌辞，录自《乐府诗集》。

《乐府诗集》云：“《乐府广题》曰：‘北齐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虽由“鲜卑语”易为“齐言”，但原诗歌的雄浑气势并未减色，也可以显现出鲜卑族对原来游牧于大草原中生活的怀念心情。诗中以平时居住的“穹庐”来比喻天穹，更显草原民族的本色。

鲜卑族的“穹庐”到底是什么模样？史家并未详述，一般认为是一种草原游牧中使用的穹顶帐幕。后来学者也大致认为，它的形貌可能与后世蒙古族人住的蒙古包近似。‘

南齐永明十年（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武帝派遣司徒参军萧琛、范云出使北魏，见魏帝于都城西郊天坛祀天，使用可容百人的大型穹庐宴息，其结构为“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百人坐，谓之‘繖’，一云‘百子帐’也。于此下宴息”。这说明，拓跋鲜卑的穹庐的围墙系“纽木枝枨”而成。在能容纳百人的大穹庐中仰视，确易生有如置身天穹之下的感觉。但仅凭诗文，还难以认识鲜卑族“穹庐”的形貌。要想弄清它的庐山真面目，只有从考古发掘获得的标本中去探寻。在考古新发现中，最先获得的是关于“穹庐”构件的信息。

20世纪50年代，在山西太原地区发现了北齐时期的墓葬。1958年，山西省博物馆（今山西博物院）将馆藏的张肃俗墓出土遗物编成了第一本北齐墓的文物图录。我曾于1959年写过对该书的书评。书评刊出后，夏作铭对我说：“你在书评中校正了图录中对‘碓’和‘磨’的误读是对的，但没有注意陶驼背上的驮载物，那应是鲜卑族毡帐的部件，包括帐幕的圆顶、围墙的栅栏和卷起的幕布。”从那时起，我才懂得必须认真观察北朝墓随葬俑群中各种动物模型的装具和驮载物品（图一）。

据墓志记载，张肃俗葬于北齐天保十年（559年），可见当时人们远行时，还携带着具有鲜卑族民族传统的毡帐。张肃俗墓陶驼毡帐的捆扎方式是将围墙栅栏放在驼体两侧，幕布卷起呈筒状，两端打结，横置于两个驼峰之间，并将圆圈形帐顶置于幕布之上中央位置。后来，不断在北齐时期的陶驼背上看到这种捆扎方式的毡帐部件，例如武平元年（570年）娄睿墓随葬的两件立姿骆驼（图二～五）和两件卧姿骆驼（图六～九）驮载的毡帐部件。而在天统四年（568年）韩祖念墓随葬的陶驼背上，除驮载帐幕部件外，还塑有一个骑驼俑（图一〇）。

以上墓葬皆发现于晋阳地区，但在邺城地区的东魏—北齐墓中，随葬的陶驼驮载的毡帐之上并没有圆圈形帐顶，例如东魏武定八年（550年）茹茹公主闾叱地连墓（图一一）、北齐武平七年（576年）高润墓和湾漳大墓（图一二、一三）出土标本。

向上追溯，东魏以前，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的墓葬中已经出现背驮帐幕部件的陶骆驼模型，如建义元年（528年）元邵墓随葬的陶骆驼，背上就驮负着帐幕的围墙栅栏和捆扎好的幕布，上面未见圆形帐顶（图一四）。河北曲阳正光五年（524年）韩贿妻高氏墓中随葬的陶骆驼也是如此。或许这是早期的做法，到东魏——北齐时还沿用，只是在晋阳地区的北齐墓中，才兴起将圆形帐顶放在位于骆驼双峰之间的幕布上面的新风尚，亦未可知。

而在关中地区的西魏墓中，驮负帐幕部件的随葬陶驼也还是依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的旧制，没有把圆形帐顶摆放在上面，例如西魏大统十年（544年）侯义（侯僧伽）墓出土的标本（图一五）。

同样在这一时期的墓室壁画中，如北齐娄睿墓墓道两侧所绘出行和归来的队列的队尾，也都绘有背负帐幕的骆驼图像（图一六）。

上述从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到东魏—北齐时期的墓例清楚地表明，当时陶骆驼模型是属于出行仪卫俑群中的驮载牲畜，背上负载的是出行时使用的帐幕部件，在旅途休息时张开、支架起来，就成为鲜卑族传统的毡帐——穹庐。这也廓清了一些人对北朝墓中这种模型明器的误解，他们一见到陶骆驼就认为与行走商路的商队有关，所驮载的都是商品。

实际情况是，到隋唐时期，埋葬制度发生变化，北朝时的出行仪卫俑群不再流行，随葬的骆驼模型虽然有的仍依北朝传统——驮载帐幕部件，但更多的标本出现新的造型，或背上跨骑有各种人物，甚至载有舞乐队，或驮载各种商品，与行走商路的商队产生关联。但那是后话，按北朝时期的葬俗，墓葬随葬的骆驼模型，应属出行仪卫俑群中的驮载牲畜。

东魏——北齐时期邺城和太原地区墓葬中，普遍出现于出行仪卫俑群中的驮载帐幕部件的骆驼模型，显示出当时的风习。其时鲜卑族已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特别是经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大力改革，从姓氏到服装乃至生活习俗，都有彻底的变革。生活在广大城乡的鲜卑族人，早已舍弃原来游牧生活时使用的传统的毡帐，与汉族和其他古代少数民族一起，居住于殿堂房舍之中，只是在远途出行时，还是携带便于随时随地张设的毡帐。但是出于对原有民族传统的怀念，民歌中用传统的毡帐——穹庐比拟天穹，在天穹下的无边草原上放牧，豪迈雄浑，激发了鲜卑族的民族情怀。正如前文所引齐神武帝因战场受挫，回军后命斛律金高歌“敕勒”，自己也因之“哀感流涕”，万分激动。

虽然我们已经从陶骆驼模型的驮载物，认识了鲜卑族穹庐的构件，但是还难以复原其全貌。不过从圆圈形帐顶和围墙栅栏已可以看出，它的形貌与周秦以来军中使用的帐幕并不相同。

在东周墓的出土遗物中，有青铜的帐顶，如山西太原春秋晋国赵卿墓和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陵中所见，形制大致相同。赵卿墓出土标本，通高17.6厘米，下面是圆筒状柱銎，上面是圆顶，圆顶周围设11个用于系结帐幕牵索的扁环（图一七）。圆顶直径18厘米，柱銎直径7.6厘米，说明在帐幕中央立有直径略小于7.6厘米、顶端可纳入銎内的立柱，形同当时殿堂建筑的都柱。这类帐幕张设起来后，周边没有直立的围墙，整体大致呈覆钵形，供行军作战中临时宿营之用，不宜用于长期生活居住。

直到汉魏时期，战时军队行军宿营，仍沿袭旧俗，使用这样形貌的帐幕。在甘肃嘉峪关魏晋时期的墓室壁画中，还可以看到这类军帐的图像（图一八）。

古代在草原游牧为生的鲜卑族，虽逐水草迁徙牧场，但一般按季节有相当长的居留期，所以帐幕要适于人们在—段时间内的家居生活，其结构自然与军帐有所不同。从陶驼模型所驮载的帐幕部件可知，它有栅栏结构的围墙，从栅栏横置在驼身侧的长度估计，墙高应超过1米。围墙应上接穹状帐顶，因此民歌中称之为“穹庐”。圆圈形帐顶安置于穹顶中央，周边圆孔为系结帐幕牵索之用。

但是这也只能是对穹庐形貌的大致推断，还是缺少真正能表述它的确切形貌的考古标本。这一缺憾终于在2000年得到补足，该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发掘大同市雁北师院北魏墓群时，获得了陶质的穹庐模型，终于让我们见到“穹庐”的庐山真貌。

在雁北师院北魏墓群的2号墓中，出土了3件陶质的帐房模型，其中2件平面呈方形，1件平面呈圆形。标本M2∶73（图一九），平面方形，面阔23.4、进深25.3、高26.1厘米，卷棚式顶，上设两个天窗，并浮塑出开启调节天窗的绳索垂结于后壁。前壁中开一门，门两侧各开一方窗，左右两壁也各开一方窗。天窗和门开有孔洞，门上有凸出的门楣，上设三个红色门簪。其余方窗仅在壁上刻划出窗形，并绘出红色边框。标本M2∶82形制与前一件相同，仅尺寸略小，面阔21.2、进深23.1、高26厘米。

标本M2∶86（图二〇）与前两件不同，平面呈圆形，直径24.6、高18.2厘米。上部是圆形穹顶，下部是高10.4厘米的圆形围壁，围壁开有宽6.2、高8厘米的门，门额浮凸，上有两个门簪。穹顶中心是外径6.9厘米的圆圈形帐顶，帐顶周圈向下连出13条弧形牵索，表明顶内侧相应有弧形帐杆，形成穹顶的支架。穹顶外表面涂黑色，牵索涂红色，其中9条下部绘有花形绾结。这件穹顶的圆形帐房模型，应是模拟当时鲜卑族的穹庐。

不仅如此，出于对穹庐的喜爱，该墓群出土的一部分牛车模型的车顶还一改西晋以来流行的卷棚顶（图二一），而变为穹顶（图二二），使整体车棚形成穹庐的形貌（图二三、二四），也可以说将牛车改成装了轮子的穹庐。

又过了五年，2005年，在大同沙岭发掘了太延元年（435年）破多罗氏父母墓，墓室右壁壁画以庖厨宴饮为题材，其中也绘有穹庐的图像（图二五），加深了我们对穹庐形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