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开始，三星堆遗址新一轮的考古发掘连续多日占据网络热搜头条，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那些造型夸张、神秘诡谲的青铜人像，让大家心中不禁发问：它们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从30多年前青铜人像发现后即已“出圈”，除了考古学家，还有很多人对三星堆青铜文明的来源表达着自己的观点，除“西来说”之外，甚至还有外星文明说，当然很多观点不论是从论据还是论证过程来说，都禁不住推敲。要探讨某个区域的某种文化来源，除了需要广阔的视野和发散的思维，更需要严谨而清晰的论证逻辑，所以不妨将目光聚集在这种文化的发生、发展地，看其科学的考古学证据是否能为我们解疑答惑。

四川盆地四周被高山环抱，西靠青藏高原，北依秦巴山地，东连长江三峡，南临云贵高原，地貌复杂、生态多样、资源富集。这里看似群山叠嶂，交通却可达四方。盆地北面东西走向的秦巴山脉虽地势险要，却河谷众多，成为关中平原进入四川盆地的通道 ；西面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连通甘青藏川滇，是四川盆地地势西北民族与西南民族交流融合的孔道 ；东面巍峨壮丽的长江三峡是江汉平原通往盆地腹心的水道。在这复杂多样的山水之间，远古人类早已开始徒步迁徙，逐水而居，选择最适宜自己的地区定居生活。

四川盆地地势

在三星堆文明诞生以前，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已经聚集了不少农耕文化群体和狩猎文化群体。目前，四川盆地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其文化面貌颇为复杂，根据出土遗物的特点，大致可以分为盆地西北、盆地西南、盆地北缘、峡江地区和成都平原五个文化区域。如同四川盆地的地貌特征一样，这里的文化也同样具有向心结构，使盆地周边的各种文化，不断汇集于成都平原，酝酿出文明的初起。

四川盆地西北部主要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卢玥颖提供）

盆地西北

盆地西北属于青藏高原东麓，地形地貌以高原、高山为主。这里有连绵不断的雪山，冰雪融水孕育了众多河流，河流经过的河谷地带成为适宜远古人类生存发展之地。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 5000年前后，这片区域散布着许多大小不 一 的 聚 落， 其 中 规 模 最 大 的 聚落——营盘山遗址，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此外，还有波西遗址、哈休遗址、姜维城遗址等。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大致相同，出土有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极为相似的彩陶，陶器制作方法也较为相似，还出土了具有马家窑文化特色的石刀。同时，这些遗址的先民们掌握了比较成熟的粟作技术和家猪饲养技术，还善于用陶泥捏塑人面像。种种迹象表明，这里的先民可能与马家窑文化的先民属于同一文化圈。他们可能由于当时气候变冷，或者甘青地区人口密度增大，为了生存而顺着横断山脉南下来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然而，随着盆地西北史前文化的不断发展，当地的人口压力逐渐变大，最终使得部分人群继续沿着山间河谷南下，迁徙到盆地周边的丘陵山地，后又继续迁徙到环境更加宜居的成都平原。在成都平原偏北的什邡桂圆桥遗址发现了与营盘山遗址类似的陶器，以及相似的陶器制作方法（如在陶泥中掺杂细沙或粗砂），这可能就是当时人们迁徙南下的证据之一。桂圆桥遗址的先民，同样以粟作农业为主。

盆地西南

盆地西南地势陡峭，属于横断山脉，大渡河、雅砻江水系是这个区域比较重要的两条河流，新石器时代遗址都沿着这两条河流及其支流分布。这些河流是远古时期不同族群和文化相互交流的通道。

大渡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尤其是雅安汉源地区，是四川盆地至云贵高原的必经之地，也是甘青地区经川西高原南下、进入云贵高原的重要通道，因此这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表现出文化交融的态势，如川西北高原的穿孔石刀、川西南山地的陶器等均在此留下了印记；同样，川西北的陶器及其纹饰的制作技术、粟作农业和成都平原的稻作农业耕作技术，也经由此处传向了云贵高原。

甘肃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彩陶（①②），与川西北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残件（③④）非常相似

甘肃的一件红陶人面像（左图），与四川马尔康哈休遗址采集的陶塑人面像（右图）极为相似

在营盘山遗址中，发现了炭化粟、黍（左图为粟，右图为黍），说明这里的先民和甘青地区的先民一样，都以旱作物粟、黍的种植为主

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的石刀

盆地北部

盆地北部的山区是中国南北方的天然分界线——秦巴山脉，嘉陵江从秦岭北麓发源，南下穿过川东丘陵，与长江汇合于重庆。新石器时代晚期，四川盆地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宝墩文化和以峡江地区为中心的哨棚嘴文化，两个文化在嘉陵江一带相遇，留下了极为复杂的文化遗存。嘉陵江一线日后也成为巴、蜀文化的大致界限。位于绵阳的边堆山遗址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出土了大量陶片，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陶器形制颇为相似，因此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宝墩文化的源头之一。

绵阳边堆山遗址出土划纹陶片、几何纹陶片、陶器口沿（卢玥颖提供）

宝墩文化出土的划纹陶片：左图为郫县古城遗址出土，右图为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出土（卢玥颖提供）

盆地东部

盆地东部的峡江地区山高谷深，是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之间交流的主通道。峡江一些宽谷地带，地势相对平坦，土层较厚，适合先民栖居繁衍。由于地处东西水道交通的必经之处，峡江地区的史前文化面貌尤为复杂，是探索长江流域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起源于长江中下游的水稻种植技术便是通过盆地东部传入四川盆地。今天的江汉平原上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这些文化或种植水稻，或稻粟双作，尤其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水稻种植技术较为发达，其分布的最西端是重庆巫山大溪遗址，成都平原的水稻种植技术便有可能经此而来。

图① 宝墩遗址采用堆筑法修建的外围城墙

图② 宝墩遗址出土炭化稻

图③ 宝墩遗址出土炭化粟

成都平原

成都平原是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带，这里河网稠密、环境优沃，周边文化不断在此交流汇集，逐渐形成了古蜀文明之源头——宝墩文化。在宝墩文化遗存中，部分陶器形制与盆地西北地区以及盆地北部的边堆山遗址有相似之处；古城址布局、城墙筑造方法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相同；农业耕作既有川西北的粟作农业，又有长江中游的稻作农业；主要的肉食资源也通过家猪养殖来获得。可以看出，宝墩文化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接受其他区域的文化因素，最终酝酿出了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群，并成为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早出现文明因素的文化。

宝墩文化的年代距今4500年左右，是当时成都平原主要的文化类型，分布范围基本覆盖了成都平原的绝大部分地区。根据考古出土的遗存来看，位于成都平原偏北位置的三星堆遗址一期就属于宝墩文化。当时的成都平原由于农耕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许多规模不一的聚落，如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新津宝墩遗址、大邑高山遗址、崇州双河遗址等。在分布密集的聚落群中，三星堆遗址（一期）可能因为掌握了某些特殊资源，逐渐发展壮大，并不断吸收周边其他文化因素，最终强大起来，成为当时其他中小型聚落所依附的对象，至青铜文明时期，便诞生了盛极一时的古蜀王国。

宝墩遗址出土的泥质陶喇叭口高领罐、夹砂陶圈足

三星堆遗址一期出土的器盖和敞口尊（卢玥颖提供）

从三星堆青铜文明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明的因素，也可以看到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甚至发现大量产于印度洋的海贝，这些都说明三星堆文明虽然地处四川盆地的腹心，但依旧“闭而不塞”、兼收并蓄，最终成为了长江上游青铜文明的中心。

李白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流转千年的诗句成为世人对四川盆地的固有观念。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向世人们揭示了一个“闭而不塞”的四川盆地，虽然山川阻隔，但数千年来，这里的人们却从未停止文化交流的步伐。璀璨诡秘的三星堆青铜文明虽是平地一声惊雷，向世人展现出一个独特的地方文化，但它却并非凭空而降，而是有源可溯。享誉世界的三星堆青铜文明，以及作为三星堆文化源头之一的宝墩文化，两者虽然处于不同时代，但都向世人展示了文化繁荣在于兼收并蓄的不变道理。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1年06月刊，作者为威海市文登区博物馆副馆长、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