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是第一个进入敦煌藏经洞的外国人，他用4锭马蹄银（相当于200两白银）从王道士那换来了无价之宝——完整的文书3000卷，其它单页和残篇约6000多篇，绘画500幅，包括24箱古代文献和5箱绘画刺绣等艺术品，为大英博物馆带回大量珍贵的敦煌文物，成为国际敦煌学的开山鼻祖。因他志得意满在伦敦展示敦煌“战利品”，引起欧洲学术界的极大轰动，进一步加剧了探险家们在中国西北尤其是敦煌等地的掠夺。

接踵而至的伯希和传闻用五百两银子换走了五千卷子。另外还从王道士那买了38件来自石窟的大型绘画。伯希和骗取的经卷数量虽然没有斯坦因攫取的多，但质量最高。敦煌遗书中标有年代的卷子本来不多，大部分为伯希和所得。

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献约90%以上，有人称敦煌遗书为佛教遗书，而直接关系社会政治经济的世俗文书，数量则很少，大多被伯希和盗去，目前法国所藏的世俗文书数量最多，研究价值最大。伯希和盗劫藏经洞遗书的同时，还让努埃特拍摄了数百幅黑白照片，给莫高窟当时已发现的所有洞窟都照了相，共376幅。他还详细查看了千佛洞的洞窟，对每个石窟都作了描述，特别是详细地记录了洞窟中的壁画题记。他的这些记录，成为很宝贵的、研究敦煌学，特别是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1907年，斯坦因拍摄的莫高窟第16窟，地面上堆满了他从藏经洞内取出的文书，图右的小门就是第17窟——藏经洞

1909年9月，伯希和在北京向中国学者“分享”了他在藏经洞中精挑细选的几件精美文书，北京学术界至此才意识到在广袤的西北大地掩埋着无数历史悠久的古代文明，而敦煌文书的历史比被他们视若无价的的宋版书籍还要久远得多。在学者的连番迫切呼吁下，清政府学部才令王道士将文书就地封存，并且拨银六千两，将劫余的敦煌文书运至北京的京师图书馆保存。在腐败不堪的晚清政权下，这六千两用来抢救珍贵文化遗产的“救命钱”，也被各级官员层层盘剥，到王道士手中已是所剩无几。王道士心中忿忿不平，偷偷地取出一些文书私自藏了起来，以待买家上门。

大谷探险队便是在1910年敦煌文书解送北京之后，首批获得王道士私藏文书的外国探险队。在前往敦煌莫高窟掠取藏经洞文书和其他珍贵文物的五个外国探险团体中，大谷探险队的两位成员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与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华尔纳相比，缺乏学术素养。这个打着“寻佛教之根”的旗号，在“西域考古时代”登场的唯一一支佛教探险团体，在敦煌和中国西北地区盗取了数十万件珍贵的文物资料，对诸多佛教遗迹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在流散至海外的敦煌文物中，大谷探险队盗取的部分最为“神秘”。它的“神秘”不仅仅在于获取文书的细节模糊不清、文物出土的地址也未有详细记录，也在于一部分文书的数量、内容和收藏处至今未公诸于世，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有一些疑问已经永远无法得到答案。

1911年10月-11月，吉川小一郎（左一）与敦煌的房东合影

当英、法、日等国纷纷将贪婪之手伸向敦煌这个举世罕见的宝库的时候，俄国自然也是心痒难耐。而事实上，从敦煌莫高窟攫取第一桶金的并非英国人，而恰恰是俄国人。早在斯坦因盗取千佛洞珍宝之前，俄国的奥布鲁切夫就已经从敦煌载宝而归了。他盗骗而得的珍宝运回俄国后，吸引了不少炙热的目光，也加速了敦煌盗掠史上一个著名人物的登场，那就是鄂登堡。鄂登堡是俄国著名东方学家，在科考研究的基础上、用专业的眼光去盗掠敦煌珍宝，虽因抵达敦煌较晚而所获文书多为残片，但仍是难能可贵的真品。他盗掠的敦煌文书数量多达11014件，其中364件是写本手卷，10650件是残片，不仅包括考察队在莫高窟除藏经洞外的其他洞窟中搜盗的遗书，还包括北京政府在运走敦煌文书时遗弃的一些文书残片和一些因不感兴趣而未运走的藏文文献，以及从王道士手中获取的汉文、回鹘文写卷等等，虽然并非全部出自藏经洞，但都是莫高窟保存下来的文物真品，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

在对壁画的处理上，他也别出心裁，不仅亲自选定一份研究名单，安排人进行拍照、临摹、记录，还率先想出用整块切割的方法带走完整的壁画16块、碎片61块，这要比后来者华尔纳的胶布粘剥法更安全、便捷得多，既减少了对壁画的损害又便于运输和存放。

敦煌莫高窟第323窟主室南壁中部画佛教史迹画，自西向东依次为：1. 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2. 东晋扬都金像出渚（大部被华尔纳盗劫破坏）；3. 隋文帝迎昙延法师入朝；下部画菩萨七身

就在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鄂登堡、华尔纳等人拼命盗劫敦煌文书、剥离敦煌壁画期间，罗振玉为推动学部购买藏经洞余经尽心尽力，张大千、于右任等人为将莫高窟收归国有，献言献策，常书鸿为筹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守护敦煌莫高窟，奉献一生……这些守护者如罗振玉、周炳南、于右任、王子云等，比之那些贪婪的外国“探险家”，稍显后知后觉，姗姗来迟，但在抢救保存敦煌文书、壁画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