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和珠子是构成考古学文化的基础元素。珠子的使用十分普遍、种类繁多,在定年 上有重要作用；珠子易于携带，可通过长距离贸易进行传播，从而反映相距甚远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制作精美的珠子常作为奢侈品流通于贵族社会中，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工艺价值和社会研究价值。

最初用于贸易的珠子，其材质以天然矿物（金属、玛瑙等）和有机宝石（琥珀、珊瑚、砗磲等）为主，后来人工制作的玻璃逐渐成为主流。玻璃珠随着贸易的发展，对各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季风是古代印度洋海上贸易的地理背景,夏季在西南季风的影响下形成顺时针大洋环流圈，冬季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下形成逆时针大洋环流圈，由此促进了印度洋季风贸易的形成。印度-太平洋珠(Indo-Pacific beads，以下简称“印太珠”)作为一种典型的贸易珠, 自公元前4世纪开始在印度洋及西太平洋海域上流行，是季风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这 类玻璃珠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学者的关注,各国研究者经过长期发掘和科技分析，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国内对印太珠也有一些报道，但很少从宏观视野下考察印太珠的分布与 中外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本文针对公元2世纪以前的印太珠,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构建此类珠子的传播图景，从而为当时的海上贸易提供重要信息，以期推动国内相关研究。

印太珠由弗朗西斯于1986年定义，因广泛发现于印度及太平洋沿岸地区而得名，属于拉制玻璃珠(drawn glass beads) 。具体制作工艺是先使用格达帕鲁( gedda paru)将窑中的玻璃块搅拌至完全熔化，随后用特殊的空心管拉达(lada)将熔融的玻璃挑起旋转，将其卷成圆锥状，然后将内杆(cheatleak)插入拉达中直至穿破玻璃锥，使玻璃从底部到顶部形成一个贯穿的孔洞，再将铁钩从窑炉的另一侧进入，钩住锥尖后拉出空心细管的雏形(图1)，后退拉伸约5米，除去钩子，将其分成1米左右长的细管，最后切割成微珠，整个拉制过程大致需要3小时。这类珠子很小，直径通常小于6毫米。它们的颜色多为不透明的红色、橙色、绿色、黄色和黑色，透明的深蓝色和蓝绿色，以及很少见的透明紫色、琥珀色以 及不透明的白色。根据直径、珠长和边缘圆滑度等特征，主要分为管状(tubular)和扁圆状(oblate)，管状珠形似圆柱，两端边缘处可能未经处理或略平滑；扁圆状经过热处理，轮廓平滑圆润且珠长小于直径(图2)。它们颜色鲜艳、尺寸小、生产规模大，这些特点可能促使了此类珠子在旧大陆各地流行。

一般认为，印太珠起源于南印度地区，因为在该地区的帕特南（Pattanam）和阿里卡梅度（Arikamedu）以及斯里兰卡的吉里巴瓦（Giribawa）等遗址发现了大量的印太珠、少量废料以及玻璃熔炉遗迹，时代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千纪的下半叶。然而，由于研究资料较为匮乏，研究者目前尚未厘清此类玻璃珠在南印度地区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尽管彼时玻璃作为宝石的替代品，但是玻璃工匠的社会地位低下，因而在古代文献资料中，有关玻璃技术的记录极少。另外，早期的发掘报告中通常对玻璃加工的半成品、废料等不予记载或是使用模糊性的词汇加以描述，后世的研究者很难去辨别这些遗物与玻璃制造或加工的具体联系，以及玻璃高温技术与冶铁术发展之间的关系。

常见的考古样品无损或微损元素分析方法包括质子激发X荧光光谱分析法（PIXE）、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法(pXRF)、和电镜匹配的能谱仪（EDS)、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LA-ICP-AES）、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LA-ICP-MS）等。值得注意的是微损分析技术和无损分析技术对风化玻璃的测试结果有较大差别。近年来LA-ICP-MS因为破坏性小、检出限低以及较高的横向分辨率和足够的深度分辨率等特点，在古代无机材料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Dussubieux等人使用这种技术对非洲出土的52颗玻璃珠进行了测试，认为在测定古代玻璃的成分时，LA-ICP-MS是一种可靠的、破坏性最小的方法，而且对表面有腐蚀的样品，可采用单点取样法。因此LA-ICP-MS现已成为测定古玻璃化学组成的主要方法。

依据化学组成，印太珠主要可以划分为钾玻璃、钠铝玻璃和混合碱玻璃3类，并含有铜、铁、钴等呈色元素。混合碱玻璃的助熔剂兼具，Na₂O和K₂O且二者含量通常均不低于6%。钾玻璃中钾的来源是硝石，依据铝、钙含量可分为3类：（1）低铝高钙型（m-K-Ca），Al₂O₃含量小于1%，CaO含量3—8%；（2）低钙高铝型（m-K-Al），Al₂O₃含量为3—8%，CaO含量小于1%；（3）中等钙、铝型（m-K-Ca-Al），Al₂O₃和CaO含量均为1—4%（图3）。不同种类的钾玻璃既是不同的配方，有时也代表不同的生产地。

矿物钠铝玻璃（m-Na-Al）中的铝含量比较高（5%‹Al₂O₃‹15%），依据钙、镁、铀、钡、锶、锆和铯的含量可分成5类：（1）m-Na–Al-1型具有低铀含量和高钡、锶和锆含量（lU–hBa glass），时间集中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5世纪，主要分布于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2）m-Na-Al-2型具有较高的铀含量和较低的钡、锆和锶含量（hU–lBa glass），时间集中在公元9—19世纪，分布于印度西岸和非洲东岸；（3）m-Na-Al-3型的锶、钡、铀和锆含量m-Na-Al-2型与非常相似，不过m-Na-Al-3型的铯含量（平均3.6±0.7ppm）高于m-Na-Al-2型(1±1ppm)，时间集中在公元前4—前3世纪；（4）m-Na-Al-4型具有低钙的特点，时间在公元15世纪之后；（5）m-Na-Al-5型的钙含量较高，而钾含量较低，是唯一出现在南亚和东南亚以外的类型。

研究古代玻璃珠的制作工艺，需要对珠子的形貌和显微结构进行综合观察。光学显微镜可用于观察玻璃珠表面的加工痕迹。然而许多玻璃珠是不透明的，难以肉眼或借助光学显微镜观察到内部气泡的形状，此时可以采用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来解决这一问题。使用显微CT分析古代玻璃珠的内部结构，可以较好地区分出模铸法、拉制法和缠绕法三种工艺。

印太珠从公元前4世纪就已开始生产，几乎同时期传播至我国台湾地区，公元前2世纪传播到两广一带，公元第1千纪后半叶传播到东非。公元11世纪开始，中国生产的玻璃珠代替了印度、东南亚的玻璃珠，在西太平洋海域盛行。

东南亚玻璃珠的生产和交换可分为3个阶段：（1）初期，从公元前5世纪到大约公元前2或1世纪；（2）早期，早期与初期的玻璃类型相近，但是数量发生变化，因此时间上部分重叠，从公元前3至2世纪开始，一直延伸到公元4世纪；（3）晚期，覆盖公元第1千纪。本文所指的早期为公元前1千纪中叶到公元2世纪（大约是东汉王朝的结束）。下文分地区概述早期印太珠的分布（图4）。

4.1 东南亚地区

东南亚地区是最主要的印太珠生产地之一。弗朗西斯认为至少在公元2世纪之前，斯里兰卡的曼泰（Mantai）、泰国的空统（Khlong Thom）、越南的俄厄（Oc-Eo）和印度的阿里卡梅度等遗址同时生产玻璃珠。

泰国的考三恺（Khao Sam Kaeo，公元前4—前2世纪）遗址位于克拉地峡东岸，以面积大而闻名。在这里发现了早期城市化的特征和集权化的迹象，以及进行手工业活动的证据，包括硬石饰品、陶器、玻璃、铜器和铁器的生产和加工。在这里发现了m-K-Ca-Al、m-K-Al和混合碱类型的铜蓝和钴蓝印太珠。在泰国之外尚未发现同时期的这种混合碱玻璃珠，因此应该是本地生产，这为东南亚的拉制珠生产提供了实质性证据。尽管作坊区发现的样品和加工废弃物等数量很少，但是两件与拉达颇为相似的铁器发现，让人对未来的发掘和研究抱有期待。

与考三恺遗址同时代的泰国中部偏西的班东枚菲（Ban Don Ta Phet，公元前4—前2世纪）遗址中，发现了与考三恺遗址相似的混合碱和m-Na-Al类型的拉制玻璃珠，颜色有铜蓝色、红色、钴蓝色和黑色。两个地区具有成分一致的混合碱玻璃，证明班东枚菲和考三恺的先民有某种接触，交换了玻璃珠和其他的手工艺品。此外，在班东枚菲还发现了m-K-Ca类型的玻璃，而在考三恺遗址未找到此类型玻璃的任何踪迹，研究者对这种类型也缺乏了解，这更加说明了早期东南亚玻璃生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泰国的富考通（Phu Khao Thong，公元前2世纪—公元4世纪）遗址也是处在克拉地峡一带，在这里发现了m-K-Al、m-K-Ca-Al、m-Na-Al-1、m-Na-Al-3和混合碱等类型的玻璃珠，成分与阿里卡梅度的十分相似。钾玻璃珠曾被认为是在印度阿里卡梅度生产，但是Dussubieux等人推翻了这一观点，认为两地都不是钾玻璃的生产地，富考通和阿里卡梅度处在同一个贸易网络中，可能都从其他地区进口此类玻璃，再运输至当地加工成珠子，而钾玻璃珠的大量出土可能表明有多个玻璃生产来源和运输路线。

空统遗址是泰国-马来半岛西海岸克拉地峡以南的制造和交易中心，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1世纪至公元6世纪，出土了数量庞大的印太珠，很可能是跨海贸易中的一个中转站。这里主要面向东南亚市场，在沙捞越和菲律宾，这些珠子的数量大大超过非印太珠之和，并早在公元1世纪就进入了巴厘岛的吉利马努克口岸（Gilimanuk）。在空统发现大量的m-Na-Al玻璃，与南亚的同类珠子相比，尽管微量元素差异很大，但通过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难以区分；因此在空统发现的全部或几乎所有m-Na-Al玻璃实际上都可能产自南亚。

俄厄遗址是汉朝时期扶南国的一个港口，是马来半岛和中国贸易间的主要中转港，时间判断为公元2世纪至6世纪。俄厄主要将玻璃珠出口至东亚，三国时期的吴国（公元222—280）就曾有来自扶南国并携带印太珠的使者。俄厄的印太珠中未出现过钾玻璃，碱金属元素均为钠，钠含量均不低于20%，甚至有的高于25%，这种超高的碱金属含量在其他地区发现的珠子中极为少见，银的含量也很高，而且部分样品的铝含量也高于阿里卡梅度出土的印太珠，这些异常的成分说明阿里卡梅度未曾为俄厄生产过玻璃珠。

4.2 中国南方

我国出土的印太珠多集中在南方地区，特别是两广沿海地区发现了上千颗，近年来在四川等地也发现了大量遗存，时间上最早可追溯至西汉前期。东汉早期以后，才在部分小型墓葬中出现印太珠，因此东汉以前的印太珠可能为舶来品，只有官员或是豪绅可以享用，东汉早期以后，中国本土引进了制作技术生产印太珠，使得这类珠子在南方地区更加普及。

在岭南汉墓出土的玻璃珠饰中存在m-K-Al、m-K-Ca-Al、m-Na-Al和K-Pb类型的印太珠，而在以前对广西合浦汉墓出土的珠饰测试过程中没有发现m-Na-Al类型。在云南广南县牡宜木椁墓出土句町古国时期的5颗铜红玻璃珠，经SR-μCT和LA-ICP-AES等综合判断，属于东南亚进口的印太珠，但相比于m-K-Ca-Al型玻璃具有更高的Ca、Al含量，类似珠子在东南亚也有所发现。

广西、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出土的早期印太珠化学成分统计对比分析表明，广西汉代钾玻璃中的m-K-Ca-Al型与阿里卡梅度的钾玻璃成分近似，而且此类玻璃分布最为广泛，在中国、印度、柬埔寨和缅甸均有出土。葛洪《抱朴子》中记载：“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这可能反映岭南地区和越南北部东汉末年才开始生产此种类型的钾玻璃。

台湾出土的早期印太珠多分布于其东部地区。台湾最早的印太珠发现于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的卑南遗址上层地层，在花冈山上层还发现墓葬中有600多颗珠子，其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100年至公元400年之间。Kuan-WenWang等人对旧香兰遗址（公元前300—公元770）出土玻璃遗物开展研究，该遗址被认为可能是台湾铁器时代玻璃珠制作和珠子交换的中心。36件玻璃珠中，颜色有黄色、绿色、红色、浅蓝色、橙色，其中35件为m-Na-Al型玻璃，仅有1件为钾玻璃，且K₂O含量为15%，Al₂O₃含量为2%，MgO少于1%。光学显微镜在红色和绿色玻璃珠上发现条纹，这被认为是拉制过程导致的。令人疑惑的是当地仅发现玻璃条，而未找到玻璃管和玻璃着色证据，说明旧香兰更可能使用的是缠绕法而非拉制法，分析暗示了这里的玻璃珠源自进口的可能性，而成分的多元性说明台湾可能有多种玻璃珠进口来源。

4.3 东北亚

古代朝鲜可以被视为印太珠在东亚海上贸易的中心之一。印太珠长期受到王室的喜爱，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公元前57—公元668），贵族常将其作为随葬品一同入葬。有学者分析了公元1世纪首尔附近米萨里（Misari）遗址发现的玻璃珠，其中的不透明黄色玻璃珠，与空统的黄色珠相似，属于钠铝玻璃，都是铅锡化合物致色。另外，来自其他两个遗址的不透明红色钠玻璃，在成分上也相似。钾玻璃最早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引入的，在韩国出土了大量深蓝色钾玻璃珠，相比于其他地区含有更高含量的锰，弗朗西斯指出，阿里卡梅度和卡拉卡杜（Karaikadu）的透明深蓝色钾玻璃珠中锰含量也较高，这些证据表明，印度洋东部地区与铁器时代的朝鲜半岛可能存在密切的交流。

日本出土的印太珠，最早出现在弥生时代早期（公元前3世纪），随后在弥生中期（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世纪）的墓地中再次出现，到弥生晚期（公元2世纪上半叶），陪葬印太珠的坟墓数量激增。地点主要集中在九州岛和本州。由于日本当地未发现生产加工的遗址，研究者认为日本弥生时代的印太珠是从其他地区进口而来。伴随印太珠出土的还有来自中国的铁器、铜镜等。文献记载中也显示，在秦汉至三国时期，中国与日本一直保持着紧密的海上联系。所以对于日本进口印太珠的贸易路线主要有两种猜测：一是途径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到达日本，二是沿着中国的海岸线航行到达日本、韩国一带。然而目前在韩国和中国大陆尚未发现公元前3世纪或更早的印太珠，因此日本早期的印太珠传播可能是沿着第一条路线。在《古事记》（Kojiki）与《日本书纪》（Nihon Shoki）中都记载了日本的国家建立与外来航海人员的联系。今后需要更多的古代海洋航行证据来佐证太平洋上人群交流的问题。

人类从远古时期就开始海上活动，从独木舟过渡到帆船，直到东西方确立了通向印度半岛的航线，东西方的海上交往才正式开始，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将这贯穿古代东西方各大帝国的航线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段，即起自印度向东南亚、东亚的航道，与印太珠的主要分布范围重合，印太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向东传播（图5）从公元前1千纪中叶起，铁器也开始出现在东南亚和东北亚的沿海地区并向内陆普及，技术的变革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变化。沿海族群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王国的政治需要都加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而海上丝绸之路又反作用于印太珠等货物的往来，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实线：古籍中记载的航海路线；虚线：基于考古发现的航海路线）

5.1 贸易

前文提及的阿里卡梅度、曼泰、空统和俄厄等地在东西方交流过程中都属于贸易重镇，是港口同时也是当地的首个城市中心。印度同东南亚的贸易最开始就是在半岛一带，造就了这些地点成为印太珠的主要产地或再加工地。海上丝绸之路不同板块间的贸易互补与相互依赖，更加促进了南亚与东南亚、东亚的交流。

秦汉时期，广西生活着西瓯、骆越两族，他们习水性、善舟楫，这种“向海意识”引领当地人世世代代向海洋深处开拓。合浦一地有采珠的传统，在两汉时达到兴盛。《盐铁论》中道“珠玑犀象，出于合浦”，这些珍珠不仅向中原王室输送，还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向海外出口。在北方，山东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在战国以后也开辟了北方海上丝绸之路，自山东沿辽东半岛和朝鲜西海岸行驶至日本列岛，沟通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与文化等。发现于日本佐贺县弥生文化墓葬的早期纺织品与齐地生产的丝绢类似，同样的文物还见于在朝鲜半岛西海岸和九州地区，这些地方都位于早期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山东、浙江、广东、交趾的商人将南北方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将西方的物资引入，并将山东的丝绸等商品远销海外。

印太珠作为一种贸易珠，找寻其生产加工的来源和传播路径对于深入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有重要意义。透明蓝色是弥生时代玻璃珠最常见的颜色，其次是绿色，再次是红色；在古坟时代（Kofun Period）则拥有数量更多的红色珠子，以及新出现的不透明黄色玻璃珠，颜色上的变化也许暗示着进口源头的转变。公元前4—前3世纪在南亚发现诸多印太珠生产的遗存，到了公元1世纪后东南亚才更大规模地生产印太珠，而在公元7世纪后，东南亚地区许多玻璃加工点废弃，印太珠的生产重心西迁回印度。公元1—7世纪这个时间段恰好与日本大量进口印太珠的时间吻合，推测对这种玻璃珠有巨大需求量的远东地区促成了早期制作中心的东移和东南亚“一体化”的加工模式。

位于缅甸最南端的奥吉（Aw Gyi）遗址的印太珠类型与富考通、阿里卡梅度遗址的相似，三者都是面向孟加拉湾的港口遗址。而在与奥吉遗址相距不远的马里旺（Maliwan，公元前4—前1世纪）遗址中发现的印太珠类型却与考三恺和考赛（Khao Sek）等其他克拉地峡沿岸的早期遗址不相匹配。这些相近的遗址之间的玻璃成分和类型上的差异可能暗示着克拉地峡东西两侧早期拥有不同且复杂的贸易网络，其中奥吉、富考通与阿里卡梅度同属于“孟加拉湾网络”中，而马里旺属于另一种网络中。m-Na-Al-3型玻璃从印度北部流向克拉地峡，而钾玻璃珠将克拉地峡与南海一带连接起来；南海的联系在以后仍然存在，但与印度北部的联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孟加拉湾周围看到了一些交流促进了与印度南部的互动。

5.2 政治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不仅是沿海居民贸易和生计的需要，也是东西方各国的政治主张。国家会派遣外交使者进行政治性的商业活动。早期我国的海上交流以对外输出为主，比如水稻、牙璋等，直至汉武帝派遣“黄门”船队前往南洋及印度半岛，才大量出现外来商品，如玻璃、香料等奇珍异宝。经贸易引进的印太珠成为贵族喜爱的饰品。永建六年，今印尼之爪哇古国的国王派遣使臣“贡献”中国，并得到光武帝赏赐的金印紫绶。

在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中转站印度，阿育王在公元前256年发动战争征服强盛的羯陵伽王国，将港口牢牢掌握在手中，从而强化了同东方的海上联系，将控制贸易视为巩固权力结构的关键。因此统治阶级在控制海外贸易的基础上，还要促进其发展。

在新兴的东南亚社会中，印度政治宗教和制造技术的传播加速了这里的贸易扩张和本土社会分层。珠饰作为一种地位标志，代表了最先进的技术和时代的复杂性。东南亚贵族很可能不仅希望拥有玻璃珠等作为身份象征，而且还希望拥有制造它们的手段，例如拥有从事珠饰制作的工匠或可以提供仪式的婆罗门。对泰国原始墓葬的最新研究表明，与班东枚菲遗址一样，权力关系中的分层正在增加，东南亚领导人被认为是一种“大人物”，他必须永久展示自己对网络的控制才能维持自己的位置。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朝鲜半岛，三韩（Samhan，公元前100—公元300）中马韩（Mahan）的贵族们也使用珠子来展现社会地位，与贸易伙伴进行交流以及分享意识形态。出土的串珠和陶器展现了独特的空间分布格局，揭示出两千年前的跨区域交流网络。不仅如此，马韩内部各区域具有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正需要交流来加强区域间的依存度。珠串还能够提供一个可视化的联系，从而在马韩贵族间形成合作交换网络，促进了多元化政治体系减少潜在的冲突并与周围政体共同发展。

可以说在建立伊始，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玻璃之路，玻璃珠一路向东传播，成为各地社会复杂化和政治交流的表现载体之一，在复原“南海交流圈”和“亚太文化圈”的历史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而海上丝绸之路自汉代开创以来，与政府的支持不可分割。各国秉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既巩固了自身的政权统治，也为商人谋得广大利益，令古代世界迈开了全球化的步伐。

5.3 文化

跨海迁徙在人类发展史上十分常见，距今6—4万年左右，智人就从非洲进入南亚，再先后进入东南亚、我国华南地区。人口迁移通常意味着文化的交融和新文化的产生。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史前海上人口迁移事件就是东南亚的南岛语族扩散和波利尼西亚人迁徙到大洋洲偏远的岛屿上。关于南岛语族扩散，目前的主流观点是“出台湾说（Out of Taiwan）”，即在农业经济带来的人口压力下，约6千年前先民从中国的大陆南部进入台湾北部，迅速扩散至全岛，随后在约4千年前，从台湾出发，逐渐扩散至马来群岛及大洋洲。同时稻作农业也存在海上扩张，自福建沿海向南扩展至岭南，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东南亚，使当地从狩猎-采集向农业文化转型。而沿海岸线向北，在朝鲜语中，有一些名称词和动作词与南岛语的词语相对应，在语法上也具有相似的框架，足以见朝鲜语和南岛语之间的密切关系。弥生时代早期，稻和粟作农业在日本海以东的传播也系由海洋文化推动，从中国东海岸经朝鲜半岛带到日本九州，农耕的发展促进了日本弥生时代社会的进步。可以看出，在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东南亚和东北亚一带的海上交流已经十分丰富，为当地的居民带来了生活、文化各方面的影响。

南岛语族人的迁移路线与印太珠的传播路线多有重合，熟悉的海路航行促进了公元前后该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而且印太珠与铁器技术几乎是同时期进入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先进技术与社会模式引发社会文化的革新，佛教的普及和社会复杂化更加促进了玻璃珠这种极具象征性的商品传播。

公元前400年至公元200年间东南亚正处于“印度化”初期，贸易往来以及贵族和商人的旅行频繁。悉达多于公元前6世纪创立佛教，在卡林加战争（Kalinga War，公元前261）后，佛教因阿育王的影响扩大至东南亚不同地区。马来西亚的布央谷遗迹是佛教在东南亚留下的最早印记。印度商人在远洋航行时时常会搭载僧人，僧人随船进入东南亚，加速了佛教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考古发现，在东南亚许多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都与佛教仪式有关，而且在孟加拉对东南亚的贸易中，陶器和珠子处于最高地位。佛教高僧在东南亚布道传经，并以此为中转站前往中国弘扬佛教文化。考古学家在广西贵港市的东汉墓中发现两件与佛教文化相关的陶器，造型具有早期佛教的文化信息，说明了两汉时期海外佛教就已传入岭南。宗教的传播和发展与各贸易港口密不可分，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沟通商贸，也为文化、宗教的交流搭建了桥梁。

综合已有的研究结果，印太珠滥觞于印度南部，之后随海洋贸易传播到东南亚和东亚。传入后，东南亚各地和中国南部曾独立生产这种珠子。由于烧制玻璃的窑炉特征不明显和残次品重熔加工的特点，很少在考古发掘中找到印太珠的加工遗址，给研究技术传播和原料来源，甚至是研究印太珠的生产者和贸易商的社会地位都带来了一定困难。这不仅需要考古学家继续发掘和研究，未来还需要多学科研究，比如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亚洲地区的航海技术、各国的社会形式和制度、古DNA等，从侧面去论证上述问题。

重建中国区域内印太珠的消费和生产情况，有助于了解史前泛亚区域的文化交流，既需要在中国南方和南亚、东南亚各遗址中，寻找足量的、系统的化学数据和详细的背景信息，也需要未来在北方沿海遗址的发掘中重视玻璃珠的出土和研究。

虽然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但不难得出结论，两千多年前先民已经开始在浩瀚的印度洋-太平洋上开展贸易通商，进行文化、贸易各方面的交流，将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联系起来。海洋没有将人们完全隔绝，相反的是，它促进了沿海人群的互动与交流，让各地变得更加多元化。与张骞通西域类似，使臣下南洋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的标志。海上丝绸之路诞生于两千年前，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也将重焕生机。世界本是一体，全球化进程势不可挡。

本文刊载于《中国科技史杂志》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