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伪之争

　　李之藻关于西方宗教的知识，以及他的天主教信仰，主要来自他的老师，大名鼎鼎的利玛窦。

　　利玛窦（Matteo Ricci），意大利人，明万历十年（1582年）被天主教廷派往中国传教，直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华传教28年，是天主教在中国最早的传教士之一。他是第一位尝试了解中国文化，并对中国典籍进行系统研究的西方学者。在华期间，他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努力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利玛窦是天主教下的耶稣会士。

　　耶稣会是天主教下面的一个修会（Religious Order） 。所谓修会，就是由最狂热最虔诚的一批教徒组成的先进性组织，修行的标准比一般信徒要高。有的修会注重神学教育，到处办学。也有军事修会专门负责打仗，就是我们熟悉的骑士团。

　　耶稣会创建于公元1534年，其成立的初衷就是要对抗新教在欧洲的扩张，捍卫天主教正统。其成员宣誓绝对效忠于罗马天主教廷和教皇，以铲除一切异端为己任。因此，在欧洲当时所谓进步势力的眼中，他们是顽固保守势力的代表。

　　明末最早达到中国的传教士，基本都是耶稣会士。

　　发现景教碑的时候，利玛窦已经去世。但围绕在李之藻身边的那些耶稣会士，也个个见多识广，饱学多闻，比如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等。

　　耶稣会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素描像。洛可可风格的油画大师鲁本斯用高超的素描技法，刻画了一身儒生装束的西方传教士，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现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令人比较奇怪的是金尼阁这些耶稣会士居然没有看出来景教不是天主教，而是天主教所痛恨并排斥的异端聂斯托利派。

　　李之藻指鹿为马还情有可原。毕竟他的知识结构是有缺陷的。利玛窦等人到中国传教的时候，是不会将基督教历史上的分裂细节告知中国信徒的。正如共产国际到中国活动，肯定只把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给中共党员看，而绝不会将托洛茨基的著作介绍给他们。所以在李之藻的心目中，天主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唯一。

　　其实耶稣会对聂斯托利派并不陌生。在入华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他们就在印度接触到了聂斯托利派。在景教入华的同时，聂斯托利派也向南进入了印度。葡萄牙大航海家达伽马于公元1498年到达印度后，葡萄牙人在印度沿海地区建立多个殖民地，耶稣会是主要的传教力量。他们在传教过程中，惊讶地发现当地有很多土著基督徒。共同的信仰将他们维系在一起，殖民工作异常顺利。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意识到这些土著信的不是天主教，而是被视为异端的聂斯托利派。公元1542年，耶稣会创始人之一的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奉教皇指令，作为教廷大使到东方传教。到达印度后，他考察当地情况，向教皇上书建议对聂斯托利派采用铁腕政策，强迫他们改宗天主教。在之后的一百多年，耶稣会在当地进行了残酷的宗教迫害，焚毁叙利亚古文书，推广拉丁文，强迫聂斯托利派的牧师离婚（这些东方教派已经世俗化，牧师是可以娶妻的），甚至将聂斯托利派的主教投入大牢。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圣方济各·沙勿略，正是利玛窦们的祖师爷。在他登陆印度的短短八十多年后，圣方济各·沙勿略的徒子徒孙们，对《景教碑》上的蝌蚪文字，虽然判断出“既不是希腊文也不是希伯来文”，但居然认不出那是古叙利亚文，确实有点蹊跷。

　　他们将错就错，一方面向罗马教廷报喜，另一方面利用景教碑在中国展开了一场舆论攻势。在华的中外天主教徒纷纷发表文章，徐光启写了《铁十字著》和《景教堂碑记》，李之藻写了《读景教碑书后》，推波助澜，造势推广。

　　此后耶稣会士们在和朝廷的官方交往中，也频繁引用《景教碑》。比如大名鼎鼎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在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给皇帝进呈了一本描绘耶稣生平事迹的画册。画册是巴伐利亚选帝候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赠送的。为了配合这本画册，汤若望对每一页都做了文字说明，类似于圣经故事的看图说话，其中也直接引用了《景教碑》里的文字。

　　更可笑的是，这些洋人还按照中国习惯，文绉绉地自称“景教后学”。

　　实在是错得可以！

　　这场舆论攻势的目的，可以用李之藻《读景教碑书后》中的一段来说明：

　　“此学自昔有闻，唐天子尚知庄事，而况我圣朝重熙累治，河清玺出，仪凤呈祥之日哉？”

　　在这里，李之藻展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出色的舔功，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将景教碑包装成了素来为中国帝王所喜的祥瑞。

　　他的潜台词是：我大明盛世，文治武功，远超前朝，祥瑞不断，又新出了景教碑，真是锦上添花，可谓圣教配盛世！天主教在中国传教自古以来拥有无可争辩的合法性！

　　他把景教碑当做祥瑞来跪舔权力，是希望得到权力的默许和帮助，方便传教。

　　朝中敌视外来宗教的保守派士大夫们，看到这样的文字，肯定气不打一处来！因为这套路大家都心知肚明。朝堂之上，无论清流阉党，玩的都是同一套把戏。

　　不能让天主教用这种办法获得合法性！

　　于是他们发动了反击！并且找到了一个独特的攻击点。

　　他们宣称景教碑完全是耶稣会士们伪造的。

　　他们认为作案动机非常明显：“利玛窦入中国后，令中国习其教之人，伪作此唐碑以自夸诩。”景教碑是耶稣会为了在中国传教而伪造的。

　　他们认为作案手段是造假之后先埋后挖：“埋西安府城外，佯掘之以证其教由来之久”。这也是现在常见的文物造假方式。

　　此阴谋论一出，颇能惑众，一直到清末，都在坊间流传，成为反教人士反复援引的理论武器。比如同治年间流传甚广的《辟邪纪实》一书，其中“天主邪教入中国考略”部分，就直接引用此说。

　　这并不是文明冲突中所产生的第一个阴谋论，也不是最后一个。

　　在全球化的今日，各种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相互交融和碰撞，各种矛盾凸显，各种阴谋论也层出不穷。在文明冲突中，将对方历史斥之为伪，有助于竖立己方文化自信，破解外来文化冲击。在这方面，2013年何新的《希腊伪史考》可谓是现象级的著作，将西方伪史论推向新高。2021年浙江大学黄河清教授的直播，认为埃及金字塔和希腊帕特农神庙都是现代伪造，更是火遍全网。

　　和任何阴谋论一样，景教碑为耶稣会士伪造的阴谋论有很多看似有理，让人疑惑顿生的证据。仅举以下三点：

　　1）景教碑太新了，不像其它存世唐碑。

　　2）景教碑中所记述的很多事情，比如房玄龄到城外迎接教团，唐太宗在宫内接待，翻经问道，诏令传习这些事情，均不见于中国典籍。所谓孤证难立，如果只有景教碑一个实物证据，难以令人信服。

　　3）景教碑中所记述的事情，有一些和聂斯托利派教义相斥。比如碑文提到唐玄宗将唐朝前五个皇帝的画像赠送给景教寺，让他们张挂在寺院中，进行礼拜。据说聂斯托利派是拒绝偶像崇拜的，所以在他们的教会和家中，都没有圣像，更不要说世俗皇帝的画像。

　　非常有意思的是，由中国反教士大夫所创造的阴谋论，获得了当时西方进步势力的支持。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就直截了当地表态：“景教碑不外耶稣会派教士之敬虔的赝造物，用来欺诳中国人之眼的！”他对天主教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是“两足禽兽”，“文明恶棍”。对中国则充满好感，大赞中国制度之优越，孔教之高明。

　　伏尔泰对天主教和中国的态度之不同，一如今日欧美左派精英——他们认为欧美的右派才是人类万恶之源，而中国的制度优越值得学习和称赞。

　　支持景教碑为真的人士，则对质疑一一反驳。他们解释说：景教碑被深埋在地下，所以保存良好。景教碑中所记载的故事，虽然为正史所不载，但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史书惜墨如金，也许景教的事情在中国人眼中不是历史重大事件，所以被史官忽略了。而且仔细搜索中国古代典籍，还是能找到一些旁证的。比如《唐会要》卷四十九有唐玄宗的诏书，说“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之者，亦准此。”虽然和《景教碑》所叙述的事情略有出入，但基本吻合。至于偶像崇拜的事情，支持者认为是景教入华之后入境随俗的结果。在中国皇权最大，如果拒绝皇帝赐予的画像，后果不堪设想。外来的宗教只能妥协，改变自己的教义和习惯。

　　正反两方观点，都看似有理，又各有破绽，但都无法实证。所以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争论不休。

　　这一吵就吵了快三百年。

　　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天主教廷和耶稣会就早早退出了这场大辩论。因为他们后来终于解读了《景教碑》上的古叙利亚文，明白自己搞错了。《景教碑》是一块异端之石，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并没有好处。于是他们和景教撇清了关系。

　　宗教退出，学术接手。

　　1908年，出现了对景教碑为真的最有利的证据。

　　这一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一卷唐代景教写本。敦煌写本大多是佛教经卷，有三万多之巨，伯希和从中居然找出了一卷景教写本，可谓运气极佳。

　　这件写本有两部分，分别为《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尊经》。其中《尊经》相当于景教经书总目录，列出了已经汉化翻译完成的35部景教经书的书名。在最后的按语部分，明确记载了景教于贞观九年入华一事，和《景教碑》所述内容相同。

　　这就等于有两个出土文物，可以相互印证同一件事情，破除了孤证不立。景教碑为真从此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流行了近三百年的阴谋论终于寿终正寝。

　　敦煌的景教抄本《尊经》和《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

　　异教东渐

　　唐时景教入华，和明末天主教入华，虽然相隔千年，情景却惊人地相似。

　　两教东传之际，都是它们内忧外患之时。

　　景教是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入唐。此时正值它的宿主波斯萨珊王朝的危急存亡之秋。

　　伊斯兰教先知莫哈默德于公元632年去世之时，阿拉伯半岛上的各部落已经被伊斯兰教整合在一起，阿拉伯帝国崛起并开始向外扩张。一年之后，阿拉伯大军出现在萨珊王朝的南境。此时的萨珊王朝，在和东罗马帝国的长期争霸中耗尽了气力，加上内乱频发，已经非常虚弱。阿拉伯人用了二十年时间征服了波斯并将其伊斯兰化。

　　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帝国，将萨珊波斯灭国并伊斯兰化。中国史书中将阿拉伯帝国称为“大食”。

　　景教在波斯并非国教，只是接受庇护的外来宗教。寄人篱下者，往往对宿主的情况更敏感。主教阿罗本向大唐进发之时，可能已经预见到波斯国运式微。景教东进，也许就是希望找到新的宿主，以求存续。

　　明末天主教入华的时代大背景，则是16世纪中后期天主教在欧洲遭受重创。

　　彼时西方基督教世界面临着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分裂。以罗马教廷为首的天主教，骄奢淫逸，腐朽堕落。马丁·路德以反对赎罪券为突破口，吹响了宗教改革的号角，获得各方响应。此后新教在欧洲蓬勃兴起，在北欧、西欧、和中欧多个国家获得优势，天主教在欧洲的地盘不断受到挤压。

　　宗教改革全盛时期的欧洲地图。灰色的是天主教和东正教所拥有的地盘。所有带颜色的都是新教所控制或渗透的地盘。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出天主教当时在欧洲所面临的巨大压力。

　　天主教在欧洲失地失国，被迫将目光投向欧洲以外。此时正值全球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人开始从海上发现一个个以前不为他们所知的全新国家和地区，而最早的海权强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恰好都是铁杆天主教国家。借助它们的航海力量，天主教开始进行全球扩张。

　　在欧洲失去的，要在亚洲和美洲补回来！

　　耶稣会是天主教海外扩张的急先锋。

　　耶稣会实际上是腐朽堕落的天主教内部的一股革新力量，自律自强，廉洁苦修，希望在天主教内部通过改革而不是分裂来净化组织。我们也可以视之为“保皇党”或者“维新派”。

　　耶稣会更有一个绰号“God’s Marines”，翻译过来就是“上帝的海军陆战队”。颇为形象！他们接受教皇指令后，毫不犹豫，马上奔赴四海，不畏险阻，不惜性命。他们乘坐着一艘艘三桅帆船，到达遥远的未知海岸，下船登陆，用宗教去征服一个个陌生的民族。

　　天主教入华，耶稣会亦是主力。耶稣会创始人之一的圣方济各·沙勿略，沿着葡萄牙人开辟的东方航线，到达印度和日本，最后想进入中国受阻，困于广东海域的上川岛，后染病去世。他梦想登上中国大陆的心愿最终未能达成。他去世那年，利玛窦出生。仿佛冥冥中自有安排，这个孩子在三十年后，终于踏上了明朝的土地，将天主教传到中国。

　　位于上海董家渡的圣方济各·沙勿略堂，是天主教在中国建造的第一个主教座堂。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向中国传教的先驱。

　　景教入华和天主教入华，最终都以失败收场。

　　景教碑竖立之后六十年，发生了唐武宗会昌灭佛运动。景教和其它外来宗教也一同遭受打击。后来虽然有所恢复，但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给予外来宗教最后一击。在战乱中，外来人口遭受毁灭性打击。比如黄巢攻克广州之时，进行了屠城，据说有十万阿拉伯人、犹太人、波斯人被杀，其中很多是景教徒。当教徒被肉体消灭后，信仰也随风而逝。

　　唐朝灭亡后，景教就从中国的史籍中完全消失了。

　　景教在中国最后的记录，则存在于阿拉伯人的文献中。

　　公元987年，阿拉伯人Abulfaraj在巴格达的景教教堂，遇到了一个景教教士。在波斯亡国后，巴格达成为景教的中心。

　　这位教士告诉他，在七年前（公元980年），他和其他五位教士受主教之命，到中国整顿教务。此时已经是北宋太平兴国五年。他们到中国后发现“中国之基督教已全亡，教徒皆遭横死，教堂损坏，全国之中，无第二基督徒矣。”他们遍寻全境，发现中国人对外来宗教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竟无一人可以授教者”，所以灰心丧气地回到了巴格达。这位阿拉伯人将对话记录下来，给我们留下了景教在中国最后的印记。

　　与开放包容、具有扩张性、充满着自信的大唐相比，宋朝是内敛的、收缩的、讲究正统，是一个血统更纯正的汉族朝代。当然，我们并不能责怪宋朝的创建者们缺乏包容。他们经过了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亲眼看到晚唐的种族多样性某种程度上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动荡和惨重的杀戮。安史之乱的根源，就是李林甫因为私心而大封夷帅。而在五代十国逐鹿中原的风云人物，很多都是外族。比如后唐李克用李存勖父子，都是沙陀人。割让幽云十六州的石敬瑭，也是沙陀人。从宋朝士大夫的视角来看，前朝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刻骨铭心。因此他们对异族人和外来的宗教文化，抱有很强的戒备心。

　　宋朝就这样走到了唐朝的反面，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个大环境下，外来宗教所能依附并发展的土壤，已经没有了。

　　景教第一次被历史埋葬。它要等到中国再一次被异族征服后，才能够重生。而此时重新给中国带来景教的，是征服了中亚的蒙古人。他们所建立的元朝，具有高度的国际性和种族多样性。但很快景教又随着元朝的灭亡和代表汉族正统的明朝的建立，被再一次彻底埋葬。

　　明末入华的天主教，虽然挺过了明亡清兴的朝代更替，汤若望甚至一度获得了清廷的赏识，在摄政王多尔衮当政时和顺治一朝备受恩宠，封一品官。但等到满清在中国站稳脚跟之后，就发生了罗马教廷和康熙皇帝之间关于天主教的中国礼仪之争。其后果就是康熙帝下诏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后来雍正帝更加强了对教徒的迫害。天主教从此转入地下。

　　对于景教和天主教在中国先后失败的原因，史学家众说纷纭，排列出林林总总的理由。

　　比如他们过于依赖上层路线，没有底层建构。

　　唐朝的景教徒为了取悦皇权，不惜放弃禁止偶像崇拜的教义。《景教碑》记载了皇室对景教的礼遇和优宠，充斥着对皇权的颂扬之词。

　　利玛窦们则长期混迹于明朝士大夫精英之间，妄图用所谓的“奇技淫巧”（西方科学技术）来取悦士大夫阶层和皇权。

　　他们打的小算盘是向中国介绍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后，希望中国人能皈依天主教。

　　对他们的这些小心思，中国的精英阶层倒看得清楚。

　　清朝著名历史学家全祖望有一首诗写天主教，非常具有代表性。

　　二西诗之欧罗巴

五洲海外无稽语，奇技今为上国收。
别抱心情图狡逞，妄将教术酿横流。
天官浪诩庞熊历，地险深贻闽粤忧。
夙有哲人陈曲突，诸公幸早杜阴谋。

　　“五洲海外无稽语，奇技今为上国收”，一个“收”字写得尤其传神。这两句说西方天主教教义荒诞不经。但我天朝上国，“收”了你们的科学技术（奇技），为我所用，弯道超车。

　　“别抱心情图狡逞，妄将教术酿横流。”，别抱心情，是指西方天主教士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狡逞，既狡猾又猖狂。横流，指天下动荡。这两句说西方天主教士心怀叵测，狡猾猖狂，妄想通过传教，将中国搅乱。

　　“诸公幸早杜阴谋”，全祖望警告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让他们提高警惕，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有足够的认识。

　　全祖望的这个态度，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主流精英的共识。

　　虽然康熙帝善待传教士，而且对科学有着旺盛的好奇心，还曾在传教士指导下解数学题。但对天主教，康熙的态度是“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

　　提供一些科学技术是可以的，想渗透我朝的意识形态，则万万不可。

　　这些耶稣会士，贡献了他们的科学知识之后，就被扫地出门。到乾隆朝，仅剩少数尚有利用价值的，特别恩准他们继续在朝廷供职，主要从事天文历法和艺术工作，于圣朝为点缀。但传教是不可能的。

　　景教和天主教过于注重自上而下的上层路线，结交权贵，取悦皇权。但思想和价值观这些东西，并没有能够赢得中国的精英阶层。一旦皇权翻脸，改变包容的态度，它们马上就被连根拔去，毫无反抗能力。这暴露出他们在中国缺乏底层建构，底层组织缺失。有很强扩张性的宗教，要想在一个有强大国家机器的陌生国度站住脚，如果没有打碎国家机器的实力，就必须自下而上，从底层群众入手，将其组织起来。教会的基层组织其实就是有组织的暴力团伙。这样社会底层才能利用教会的有组织的暴力，反抗国家机器的有组织的暴力。只有当教会能替升斗小民在官府面前撑腰了，它才能在民间扎下根来。这样教会和国家机器分庭抗礼，形成平行治理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状态一旦达成，宗教就很难在民间被完全铲除。回教在中国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外来宗教想在中国扎根发展，靠李之藻这样的上层精英知识分子是没有用的。

　　和天主教在中国的惨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在南美洲的胜利。

　　西班牙征服南美洲后，天主教的推行极为顺利。南美洲成为天主教重镇。南美天主教徒一度占世界天主教人口50%以上。

　　天主教征服南美洲，并不是靠其思想或者教义，而是靠西班牙征服者（Conquistador）绝对的实力和科技的代差。

　　他们打碎了国家机器，灭绝了当地文化，铲除了以祭司为代表的当地精英阶层，这样可以从容建立教会组织。

　　天主教就这样在当地生了根。

　　亨廷顿老先生有一句名言：

　　"The West won the world not by the superiority of its ideas or values or religion but rather by its superiority in applying organized violence. Westerners often forget this fact, non-Westerners never do."

　　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没有绝对实力为后盾，缺乏基层组织有组织的暴力，无论是景教还是天主教，都无法靠教义去征服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吕洞宾密码

　　随着敦煌写本的发现，景教研究成为热点，很多外国学者投入了这一领域。

　　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因为先天缺陷，反而百无所忌。说是天马行空也好，云山雾罩也罢，总能出新出奇。

　　日本学者佐伯好郎（1871年－1965年）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著述颇丰，被认为是景教研究专家。

　　他提出一种惊天之说。

　　他说《景教碑》的书写者，“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就是中国道教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而吕洞宾表面上是道教，但其实是隐藏的景教教徒。

　　这脑洞也忒太了！

　　他是从研究景教和道教关系的角度入手的。

　　《景教碑》中，确实有道教的痕迹。碑文中有一段“宗周德衰，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

　　翻译过来就是：东周末年，礼崩乐坏，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大唐盛世，景教东来。言下之意似乎是说老子到了西方传教，形成了景教，然后等到大唐盛世，又传回东方。

　　这个听起来像是又一个版本的 “老子化胡说”。佛教传入中国后，道教为了抑制佛教，创造出一种理论，说老子当年西出函谷关后，去了西域和天竺，教化胡人，化身释迦牟尼佛或者度化释迦牟尼佛，所以佛教是道教的儿子。

　　佛教徒对老子化胡说深恶痛绝，佛教和道教的数次激烈冲突都和其有关。怎么景教徒在碑文中，甘愿自认个爸爸？这非常奇怪。一神教和多神教不一样，认为自己的神至高无上，不可能有这种认祖归宗的事情。

　　佐伯好郎认为吕秀岩是吕洞宾，因为吕洞宾姓吕名岩，吕岩和吕秀岩只差一个字。

　　但是差一个字也是字，佐伯好郎的解释是中国古来有姓名割裂的习惯，经常减字。他还举出中国学者的证据。

　　清朝学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古人姓名割裂》对此有论述：“汉魏以降，文尚骈俪，诗严声病，所引用古人姓名，任意割省，当时不以为非。”

　　钱大昕举的例子是春秋隐士荣启期。汉末皇甫谧的《释劝》书中，“荣期以三乐感尼父 ”，南北朝庾信诗中“唯有丘明耻，无复荣期乐”，都是用“荣期”代替“荣启期”，省略了中间的“启”字。

　　佐伯好郎因此认为吕秀岩中间的“秀”被省略也很正常。因此后世只知吕岩，而不知秀岩。

　　感觉比较牵强，因为样本有点少。

　　但是他找到了另一个证据，让我们刮目相看。

　　他查到《吕祖全书》中有一个《救劫证道经咒》。

　　《吕祖全书》是一部汇辑了吕洞宾的事迹、神话传说及著作，反映吕洞宾道教思想的全集。由清代刘体恕和邵志琳先后编纂。从理论上说，他们将前朝所有和吕洞宾相关的历史文件都汇集在这本书中了。

　　《吕祖全书》

　　其中的《救劫证道经咒》，全称为《太上敕演救劫证道经咒》。经咒分四章，每章四段，前面都是中文，最后以咒语结尾。咒语重复四次。

　　天微章第一

　　咒语用的都是表音字。这些字用在佛经中比较多，都是从梵文翻译来的。但学者用梵文去破译《救劫证道经咒》的咒语失败，无法达成有意义的内容。

　　佐伯好郎请教了古叙利亚文的专家，终于解释通顺。下面就是古叙利亚语和中文的对照：

　　an shana lirabrbatha mashiha 唵刹哪唎囉哞哆炁嘛娑诃
an maruta tithar la-han ishoh 唵吗唎哆都堵囉罕咦娑诃
an narims sorita da mashiho 唵㖿哩哞苏唎哆陀密娑诃
an kahana da sorita malk ishiho 唵卡罕良陀苏唎哆嘛唧娑诃

　　其中嘛娑诃、嘛唧娑诃 ，mashiha在古敘利亞语中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的另一个称谓）。咦娑诃， ishoh在古敘利亞语中是耶稣。

　　四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

　　诚哉，基督升至高天！
诚哉，神圣主宰护祐此耶稣！
诚哉，让我们高举赞美基督的形象！
诚哉，大君形象之祭司乃是耶稣！

　　佐伯好郎认为这是一首景教赞美诗。景教徒吕洞宾将其隐藏在道教咒语中，让道教信徒在无意识中称颂上帝。

　　而吕洞宾为什么要这么做？佐伯好郎的解释是会昌灭佛运动后，很多外来宗教遭受打击，被迫转入地下，很多假托本土的道教以避祸。吕洞宾将景教赞美诗混入道教咒语，希望保持景教血脉，留待后人解码。

　　有点像《达芬奇密码》了。

　　对外来宗教混入道教经典，确实有史可寻。宋代黄震编撰的《崇寿宫记》中，就记载了当时礼部下文给温州当地官员，让他们将摩尼经编入道教丛书《道藏》。

　　不过这个吕洞宾密码，如果是真的话，也藏得太深了。而且让非信徒唱诵赞美诗，不知道有什么效用。笔者不是神学家，难下判断。

　　李之藻写完了《读景教碑书后》，继续埋头著述。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他被重新启用，召还京师，负责修订历法。入京之后，崇祯帝亲自陛见。但他此时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好。几个月后，他就病逝于北京。

　　李之藻没有等来天主教在中国的大发展。

　　但在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耶稣会士和天主教徒们曾经差一点改变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进程。

　　明末野史《烈皇小识》中有一段惊心动魄的记载：

　　上初年崇奉天主教。上海，教中人也。即入政府，力进天主之说，将宫内俱养诸铜佛像尽行毁碎。至是，悼灵王病笃，上临视之，王指九莲华娘娘现立空中，历数毁坏三宝之罪及苛求武清云云。言讫而薨。上大惊惧，极力挽回，亦无及矣。时阁臣皆从外入，素不谙文义，上既痛悔前事，特颁谕内外，有「但愿佛天祖宗知，不愿人知也」等句，几不成皇言矣。

　　这段文字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崇祯帝改信了天主教，而且在徐光启（上海）的劝说下，将宫内所供奉的佛像尽行毁碎。

　　这个毁佛像的举动是天主教对皈依新人的要求。在《烈皇小识》中，提到了当时天主教的毁佛仪式。

　　京师天主教，有二西人主之，南怀仁、汤若望也。凡皈依其教者，先问汝家有魔鬼否，有则取以来。魔鬼，即佛也。天主殿前有青石幢一，大石池一，其党取佛像至，即于幢上撞碎佛头及手足，掷弃池中，候聚集众多，然后设斋邀诸徒党，架炉鼓火，将诸佛像尽行熔化，率以为常。

　　说明末北京的天主教，由南怀仁和汤若望两个人主导。有新人皈依天主教后，要让他将家中的佛像主动上交到教堂（天主殿）。教堂门口有一个青石幢和一个池子。拿到上缴的佛像后，在青石幢上将其撞碎，将碎片丢到池子里。等到碎片足够多了，就举办一个特殊仪式，架炉鼓火，将佛像碎片熔化掉。

　　但是崇祯毁佛像引发了严重的后果。他最钟爱的皇五子朱慈焕，年仅五岁，突患重病。崇祯探视的时候，这个小孩子突然如鬼神附体一般，指着空中说“九莲华娘娘”显灵了，然后痛斥崇祯毁坏佛像（三宝）和苛责武清候的事情。说完小孩就咽气了。崇祯痛失爱子，于是“痛悔前事”，之前的事情统统作罢。

　　九莲花娘娘，就是崇祯的曾祖母，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她笃信佛教，人们传说她是“九莲菩萨”转世。而武清候是李国瑞，是李太后哥哥的孙子。当时明朝内忧外困，军饷奇缺。崇祯帝想让皇亲国戚们捐助一些财产，以充军用。他第一个找到的就是武清候李国瑞，心想你们是我曾祖母那边的人，世受皇恩，这时候应该做出表率作用。没想到李国瑞咬紧牙关，一毛钱也不捐。崇祯大怒，剥夺了其爵位。后来李国瑞忧惧而死，皇亲国戚们人人自危。在九莲娘娘显圣，皇五子夭折后，遭受重大心理打击的崇祯放弃了向皇亲国戚们逼捐。

　　后来姚雪垠先生在写小说《李自成》的时候，也采用了这段素材。但他没有写崇祯信教的事情，而是写出了一个宫内大阴谋，并在字里行间给予了崇祯无限的同情。在小说中，贵为天子、刚愎自用的崇祯，反而是被所有人蒙在鼓里，被皇亲国戚和宦官等利益集团所愚弄，多方掣肘，无所作为，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覆灭。

　　这个故事在耶稣会士的笔下，则是另外一个版本。《圣教史略》中记载，崇祯十三年汤若望上书劝崇祯帝信教：

　　皇上因左右不乏奉教之人，已习闻其说，阅若望奏本，颇为心动。虽未能毅然信从，而于圣教之真正，异端之无根，固已灼有所见。有一事可证。时有以军饷乏绝告急者，皇上命将宫中多年供奉之金银佛像系数捣毁，以充兵饷。远近哄传崇祯皇上弃绝异端，要奉天主教了。

　　在汤若望的叙述中，皇帝身边有很多天主教徒，对教义已经很熟悉。他读到汤若望的奏本后，心动但未能行动。这时军饷缺乏，于是皇帝命令将宫中供奉多年的金银佛像熔化了，以充军饷。因为这个举动特别像天主教捣毁佛像的仪式，所以外廷哄传崇祯帝改信天主教了。

　　这两个版本的故事，还是汤若望的更令人信服。因为他已经进入了大明的权力核心，获得的信息和宫外的街头巷议自然不同。因为捣毁佛像的事情，当时朝野很多人误认为崇祯已经信教。《烈皇小识》这样的野史，收录的都是坊间议论，不辨真伪，所以误传。甚至《明史》中，也有“庄烈帝虔事上帝”的字句。

　　崇祯帝并没有走出最后的实质性的一步。但汤若望认为已经成功在望，只需继续努力，自会瓜熟蒂落。耶稣会进入中国后，处心积虑地钻营近半个世纪，为的就是达成这个目标。如果成功地将皇帝转化成为天主教徒，那么在明帝国的庞大疆域内，他们可以借助专制力量，横行无阻，迎来天主教的大发展。

　　但这一切随着四年后李自成进京，崇祯帝殉国，而烟消云散。

　　公元1650年，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向罗马天主教廷去信求援。此时的南明小朝廷已经风雨飘摇。绝望之中，他将天主教当做了救命稻草。在耶稣会士的影响下，永历帝的母亲和妻子都皈依了天主教。他的皇子出生时受洗，取教名为“当定”（Constantine，今译“君士坦丁”）。他希望儿子能够像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一样，雄图大略，重新恢复明朝版图。

　　永历帝向罗马天主教皇的求援信。原件现藏于梵蒂冈。

　　此时的罗马天主教廷，刚刚经历了三十年战争的失败，天主教的权威进一步被削弱。欧洲各国于1648年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近代民族国家崛起。天主教国家如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实力大减，根本不可能为遥远的东方输送武力。而且在北方的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已经投降了满清。永历帝所期盼的从海上出现的欧洲军队成为泡影。

　　要等到两百多年后的1860年，一支欧洲军队才会出现在中国的海岸线上。但它不是教皇所派出的圣战军队，而是由英国这个信奉新教的新兴民族国家，因商业利益而来，对大清这个古典帝国展开了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