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大量简牍资料的出土，为战国秦汉三国魏晋社会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简牍对一些新兴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逐渐进入历史地理研究者的视野。葛剑雄、华林甫指出：“考古发现的珍贵的文字或符号资料如地图、简牍、文书、碑刻、铭文、书籍等，也是相当重要的。”“但迄今为止对考古成果的利用率还不是很高。”近年来，这一局面有明显的改观，有学者进一步意识到简牍对历史地理研究的前沿性，“近年来出土或发现醒耶竹简、张家山汉简、荆州松柏木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第三重证据’中携载的人文地理信息得以重见天日，大大推进了对历史政区、疆域地理和历史地名学研究。”该文由于涉及面广，未曾系统地对相关成果进行梳理。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利用简牍资料研究历史地理问题，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这就是“简牍地理学”的酝酿与逐渐成形。近三十多年来积累下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现把主要成果分类概述如下：

　　一、简牍与政区地理研究

　　（一） 侯国政区研究

　　政区是国家施政的基础，政区设置及其演变历来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马孟龙、杨振红在侯国政区研究上取得新突破。马孟龙考察了荆州纪南松柏汉墓35号木牍文书关涉的轪侯国，阐明汉初轪侯国的地望在今河南光山县境地处中央直辖区。文书中的南郡便侯国是轪侯国迁徙后的结果。杨振红对长沙吴简中的临湘侯国统属下的乡作了细致分析，分别为都乡、东乡、西乡、南乡、北乡、中乡、广成乡、乐乡、模乡、平乡、桑乡、小武陵乡。

　　（二） 州郡政区研究

　　州郡作为国家高级行政区划，历来深受关注。应用简牍资料对楚国州级政区与汉代郡的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罗运环重点对楚国州级政区情况作了研究，依据包山楚简阐明楚国州之下辖里，凡州前冠以人名和官名的都是“食税州”，而食税者却不拥有土地占有权和民政、司法的权力。谢桂华、苏卫国、孔祥军、黄浩波分别对东海郡、江夏郡、太常郡、淮阳郡进行了研究。谢桂华利用尹湾汉墓简牍分析了东海郡地方行政建置情况，以列表的形式详举了太守府、都尉府、县邑侯国和盐铁官的寫员设置情况，为了解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提供了重要参照。苏卫国根据荆州纪南镇松柏村汉墓的35号木牍，考察了西汉江夏郡初置的时间、沿革、疆界及属县情况。孔祥军应用肩水金关汉简与悬泉汉简有关“太常郡”的资料记载，阐明“太常郡”已具备郡级政区的基本功能，是西汉时期的特殊政区。黄浩波指出《肩水金关汉简（壹）》有淮阳郡简与淮阳国简，并对淮阳国与淮阳郡地域变迁作了考察。

　　袁延胜、李炳泉、邓玮光重点研究了南郡政区的变迁。袁延胜分析汉武帝前期南郡的属县与政区变化情况认为荆州松柏木牍所载南郡的政区正是南郡战略地位变化中间阶段的反映。李炳泉从35号木赎考察了西汉南郡属县（道、侯国） 的变化情况，概括为始终属于、转属他郡他国、前后期废置、曾废置又复置、新置等五种情形。邓玮光结合松柏汉墓木牍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包含的地理信息，对西汉初期南郡的属县变动情况和轪侯国的地望进一步展开探究。

　　（三）县级（ 邑、道）政区研究

　　汉代县政资料缺乏，简牍资料推进了汉代县级政区（邑、道） 研究。彭浩探明《河堤简》是西汉早期南郡汇集各县把河堤开为耕地的统计文书，指出《河堤简》中的宜成、醛阳、竟陵是比乡大的行政区划，很可能是县级行政机构所在地。晏昌贵利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记录，剖析简文反映的县政情况，将其纳入吕后二年十七郡，尝试复原吕后二年的政区面貌。王彦辉依据里耶秦简分析秦朝迁陵县设有九曹。后晓荣应用秦汉玺印、封泥、居延汉简、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木简等，补充了《汉书·地理志》所缺的利昌、卑梁、畔县、新桃、西邡、东邡、金乡、西陵、金兰九个县。

　　汉代“邑”作为行政区划较为特殊，频繁更替，有时为县，有时为邑。冯小琴将居延敦煌简藤文书中显现出来的25个邑进行归纳，并作了相关地理方面的推测。“道”是管理少数民族的特殊行政区划，对汉“道”情况进行研究的学者有后晓荣利用张家山汉简对《汉书·地理志》道目数量作了补充，补释了“武都道”。

　　（四） 基层政区研究

　　简牍也促进了基层政区“乡” 、“里”的研究。鲁鑫依据包山楚简文书简，把战国晚期楚国州所辖的里分为“从属于某人的里”和从属于某地的里”两种类型。何双全、苏卫国、岳庆平和孙闻博探讨了“乡”的有关问题。何双全对居延汉简中的乡里进行细致梳理，按照《汉书· 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的样式补入诸郡、诸县。苏卫国、岳庆平分析长沙走马楼吴简“乡”与“丘”的对应组合，认为乡丘的对应不仅有一对多关系，更有多对一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模式。孙闻博探讨了孙吴初年长沙地区的乡吏设置与乡政的开展，有助于增进对孙吴时期乡政的认识。

　　（五）政区综合研究

　　对秦汉政区进行综合研究有吴昌廉、周振鹤、徐少华、季海勇、游逸飞。吴昌廉以列表的形式，上列郡国、中列县邑、下列乡里，凡居延汉简能考证出的有统属关系的郡国、县邑、乡里均一一列出。周振鹤指出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木牍是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方面的宝贵资料，分别就吏员配备看县乡亭里制度、县级行政区划的等第、由亭的数目看县邑侯国幅员大小，作出细致深入研究。徐少华、李海勇结合传世文献和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等资料，探索秦楚洞庭、黔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及地望，以理清今湖南地区早期郡县设置的基本清况。游逸飞剖析张家山汉简、睡虎地秦简与里耶秦简相关资料，认为《史律》所规范的政区职能，或许正是早期郡县的遗存。《史律》所见的政区关系应是早期郡县从军区过渡为一般地方行政区的一个横剖面。

　　二，简牍和交通地理研究

　　（一） 交通运输而究

　　交通运输是人员、物质往来的重要保障，利用简牍对交通运输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李并成、张俊民、沈颂金、宫宅潔、张春龙、龙京沙、刘再聪、贾文丽、郭涛。李并成对居延地区交通线路及其周边地理环境进行了探讨。张俊民对从事边郡运输者的身份、汉简所记车的运输量、汉简所记运费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沈颂金以汉简资料为基础，探讨了西汉武帝及以后西北边郡地区的粮食运输及其相关问题，指认长安通往河西地区的回中道是最重要的一条道路。日本学者宫宅潔根据里程简、里程簿、邮书记录对悬泉置周边的地理环境、县治与河西走廊呈网络状的交通线路作了考察。张春龙、龙京沙对里耶秦简里程木牍记录的县邑的地望及其反映的交通路线进行了探讨。刘再聪对居延里程简缺失记载的线路通过悬泉里程简和考古学资料加以复原，阐述高平媪围间线路是固原一海原一西安洲（盐池）一打拉池一法泉寺一缠州城、柳州城一黄湾、迭烈逊渡口一三角城一索桥。贾文丽探讨了以酒泉郡为中心的关中道、西域道、酒泉南山道和居延道四大交通干线。郭涛对周家台秦简简文中的疑难地名予以考释，并在此基础上复原墓主的行程及江汉平原内部的交通路线。

　　（二） 邮驿线路研究

　　邮驿线路是汉代政府联系全国各地的重要通信保障，宋会群、李振宏、何双全、吴荣曾、高荣、吴扔骧、王子今、初世兵、李岩云等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宋会群、李振宏对居延地区甲渠侯官的邮驿孕隧里程和相对方位作了初步研究，提出了不同于陈梦家的研究思路。何双全依据《传置道里簿》考证出长安至西域的传置驿道，是始发长安，后过九郡，折北沿泾水而西，过黄河、穿越大漠的交通走廊，是集政治、工济、军事、商贸、交通邮驿为一体的大通道。吴荣曾对亭、邮、驿进行辨析，指出亭是治安机构、邮是文书传递机构、驿是传送文书、信件的驿马。高荣阐明汉代西北边塞邮驿建置主要有邮、亭（燧）、驿、置，带有军事色彩，但规模大小、设置距离却有一定差别。吴扔骧讨论了汉代河西驿道走向及其沿线古城遗址的方位。王子今对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反映的湘江洞庭水系的水路邮驿进行考察，推断南郡部分地区有可能是以水驿为主。初世宾依据居延、皇道里简赎，复原从长安赴敦煌的驿道和驿站里程，认定途经固原和景泰的高平道北路线是丝绸之路中国段的主干线。李岩云对敦煌郡长城沿线及各县驿道设置的亭、敦煌郡周边的驿和境内的置进行考察，认为汉代敦煌驿道呈由东向西的走向，出敦煌后分为南北两道。

　　三、简牍与地名地望研究

　　一是里名研究。周振鹤整理辑录的里名550多个，县道侯国名206个，归属44个郡国。晏昌贵又利用尹湾汉简与张家山汉简，再次辑录里名275个，县邑侯国128个，上属33 个郡国。张俊民检讨了悬泉汉简与敦煌 原汉简中明确属于效谷县的“里名”，累计有 45个，这为认识西汉边境小县的社会生活及其丝路交通的价值提供重要参考。

　　居延汉简

　　二是地名考证。于豪亮对《居延汉简甲编》和劳幹《居延汉简》不同于《汉书·地理志》的地理记载进行考证为研究汉代郡县沿程革提供了资料。陈直对居延汉简所记的西汉中晚期各郡国之名作了细致入微的梳理，从中考察郡国的建置兴废和征调戌卒的地域范围。杨铭对《吐蕃简赎综录》中的大罗布、小罗布、七屯、弩支、且末、萨毗、神山、于阗等地名进行考证。赵平安对尹湾汉简地名进行一次系统的整理与研究。苏辉考证张家山汉简《秩律》“徒涅”就是《汉书·地理志》中的“徒经”，战国后期至汉初属上郡。晏昌贵认为张家山汉简《秩律》是研究汉初政区地理的重要材料，对其中认为有问题的六个地名沂阳、邺、销、南陵、阳城、黄乡重新考释。阎盛国阐明了汉简隧名是汉代军事教育、社会心理和社会信仰反映的标示。胡平生对走马楼吴简由于俗体字和错别字等原因误释的地名进行重新考证。陈松长重点选取了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清河、衡山、泰山、庐江、四川、州陵、江湖等郡名进行了考证。郝二旭分析居延汉简中相关资料，阐明“肩水”就是汉代居延居民对古弱水的称呼。赵平安指出清华简《楚居》是一篇珍稀的地理文献，并对其中七至九简的一组地名宵、冗、湫与其地望进行考释。陈伟对岳麓秦简所反映的南郡往返咸阳北行一程中所经的销、箬乡、丽郦等地作了详细考订。马孟龙利用肩水金关汉简与传世文献，对汉简所见赵国尉文、梁国载、魏郡鄃、魏郡厝、魏郡廪丘政区等地名及政区问题进行分析。陈文豪考察了敦煌马圏湾汉简和敦煌汉简的“文德”地名变化背后的原因认为王莽改敦煌为“文德”意在招抚，后改“文德”为“敦德”是战争失败后的产物。周宏伟阐明《楚居》 12个早期地名为楚人源于关中平原的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为楚文化之谜的破译奠定了新的历史地理坐标。

　　清华简

　　三是地望研究。郝树声根据悬泉汉简里程简，对两汉苍松、鸾鸟、张掖、姑臧和显美等县的具体位置进行了探究。王焕林考证了“洞庭郡”的郡治—湖南常德，探讨了秦简中“销”与“苍梧都”的地理位置。郝树声依据悬泉里程简对汉代张掖郡所属之鑠得、氐池、昭武、祁连置以及酒泉郡等城址位置作了考证。晏昌贵、钟讳考证了秦县阳陵与迁陵的沿革与地望推断阳陵在今河南许昌市西北，迁陵即今里耶古城。吴宝良对“安陵”即“鄢陵”的地望变化作了探讨，认为包山楚简中的“安陵”属于楚怀王时期。王伟推断里耶秦简赀赎文书中的“阳陵”极有可能是秦内史所辖的县邑名，或是“芷阳陵”的省称，与内史所辖“软道”临近。吴宝良对包山楚简“彭君”的封邑及其地望进行了考证。陈伟推断“江胡郡”应在九江郡之东，有可能是会稽郡前身，州陵是南郡属县。罗运环论述葛陵楚简中的“鄂郢”是楚国王都之外的别都，是等级较高的别都。鄂郢即汉代的寻阳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南。高崇文分析《楚居》所记西周时期的楚人居地地望，从西周初至春秋时期，楚居地由丹江流域逐步迁徙至宜城平原。

　　四、筒牍与农业地理研究

　　农业地理是一个地区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体反映，体现了农业生产的地域差异性。简牍资料为河西地区农作物种植、水利灌溉和生产 具的认识 供了帮助。双全揭示汉代居延地区的农作物种类’ 粮食以谷子、高粱、小麦为主，糜子次之，不种稻物。菜类以韭菜、菁、葱、土豆为主，其他则少见。徐元邦分析了当时居延所种植的蔬菜种类有韭、葱、姜、葵、薯、芥和胡豆，以及蔬菜种植管理情况。张芳考证居延屯田区开凿有众多水井修建有井灌渠道，井灌已有一定的规模。辟马屯田区主要为明渠灌溉，而井灌主要分布于州卅塞一带。

　　孙吴时期长沙地区的耕作技术、水利建设、农作物种植情况得到进一步研究。方高峰分析了长沙走马楼吴简中大量涉及牛与犁铧的简文与以“杷”名丘的现象，指明孙吴时期牛耕逐渐在长沙地区普及。方高峰还应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波唐（溏）”简分析了孙吴初期临湘县侯国的农田水利建设情况，揭示汉末吴初长沙地区以小型灌溉工程为主的水利工程发达，不再是“火耕水耨”的原始落后地区。李文涛从走马楼吴简考述早在三国时期麦作已经在长沙地区推广，其原因是南北军事对峙，战马的喂养促进了麦作在这一地区的推广。此外，马智全还考察了肩水金关汉简所记载的肩水地区水利状况，指出金关汉简真实反映出汉代肩水地区水利建设与管理情况。

　　五、简牍与军事地理研究

　　边防地理是一个国家防守军事重点的反映。徐乐亮把居延边塞之亭分为燧亭、邮亭、农亭之外，还有都亭、乡亭、市亭、门亭和城亭。李均明依据出土简牍记载及现存遗址的情况，阐明关津在军事防御、控制人员往来、检查违禁物品、缉拿罪犯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王子今、刘华祝阐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津关令》的扞关、郧关、武关、函谷关、临晋关五关，对理解“关中”涵义以及区分“关中”、“关外”的界线有重要意义，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大关中”的地理观。日本学者佐原康夫考述肩水金关的负责人是肩水鄣侯，行政的负责人是关啬夫。董平均论述“五关”在汉初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中，对保护汉王朝政治心脏地带关中地区的安全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家山汉简

　　防卫体系是了解一个国家国防力量分布的关键。辛德勇指出《二年律令·秩律》所列汉初县道反映出秦九原郡作为塞防一直延续到西汉初年。日本学者冨谷至利用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考察了边境的关所对额济纳河流域关所的数量和名称进行了推定，还重点讨论玉门关的关址问题。

　　日本学者吉村昌之对居延都尉府管辖下的诸塞、甲渠塞下的部隧进行探讨。杨惠福认为汉酒泉郡所辖塞防不完全是东西走向，中段的一部分应为人字形走向。北部都尉所辖塞防基本上不与长城相连，而是因地制宜修筑烽燧以传递敌情。刘光华论述了西北汉塞的修筑过程与走向、管理机构，以及有关边塞防御的烽火、天田和考课制度。

　　六、简牍与人口地理研究

　　出土简牍为人口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汉代人口流动情形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杨芳从汉简资料及传世文献相结合的视角，阐明汉代河西边郡的人口来源不仅有内地移民、罪犯，还有归降的乌孙、月氏、羌、匈奴、卢水胡等少数民族，对河西开发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侯宗辉综合利用居延汉简、悬泉汉简、敦煌汉简、张家山汉简、尹湾汉简，分析西北边塞的流动人口主要类型有客、商人、僦人、亡人、流民等，来源不一、身份复杂具有特殊性。既促进了边塞经济发展、文化交融，也带来了管理问题。

　　长沙郡的人口问题得到多方面的研究。高凯结合走马楼吴简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探讨孙吴初期长沙郡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并对其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进行剖析。高凯分析统计了走马楼三国吴简中有关孙吴初期临湘侯国吏民所患疾病的情况，阐明临湘侯国的许多疾病应与血吸虫病和麻风病有密切的关系。其结果给当地人口繁衍、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袁延胜分析了《二年西乡户口簿》人口资料中一个突出问题是男、女性比例严重失调问题，认为大男、大女的性别比失调应与“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有关，小男、小女性别比失调应与“重男轻女”思想导致的弃女婴以及对女性婴幼儿歧视有关。

　　睡虎地秦简

　　七、筒赎与城市地理研究

　　城市地理是城市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出土简牍为深入了解汉代城市空间分布特征、等级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肖爱玲分析了尹湾汉墓简牍记录的西汉末东海郡38个城市，然后运用加权法对影响城市等级关系的要素进行综合分析，计算出西汉末年东海郡城市等级、数量之比约是1：2.4，阐明这一比例反映出西汉时期东海郡城市等级与数量成反比的“金字塔”模式。肖爱玲还阐明张家山汉墓竹简记述了西汉初汉帝国统治区内四种不同类型城市的名数及管理者的秩等，为城市等级划分提供了依据，总结了西汉初年汉郡城市等级越高越密集于区域核心的空间分布特征。

　　八、筒牍与文化地理研究

　　文化地理是民族血脉在空间上的反映，有的学者利用简牍资料重点考察了江南地域的婚姻习俗和楚地祭祀文化。高敏探讨了三国时期吴国长沙郡一带的民俗及社会经济状况论述了家庭以妇女为户主者不少、妇女多以妾为名、单名之风盛行、姓氏庞杂等特征。周宇阐明形成于东汉初年的《甲渠言部吏毋嫁娶过令者》文书，是河西居延地区婚俗奢靡严重社会问题的真实反映。高凯论述了走马搂吴简反映的孙吴时期长沙郡吏民有将两姓合并表示婚姻的取名风俗，一方面透视出土著居民与移民之间的联姻关系，另一方面反映出江南农业开发过程中土著居民与移民之间的融合特征。工藤元男对上博楚简《柬大王泊旱》重新编连，从中探讨楚国地域文化中的卜筮祭祷习俗，认为是“楚文化”独特侧面的反映。晏昌贵对睡虎地秦简甲种《 日书· 相宅篇》选择居住环境空间方位的选择风俗习惯和建造房屋的禁忌进行了考察。另外，晏昌贵还重点对望山楚简所反映的楚地神灵系统中的地祇进行了探讨。

　　九、简赎与政治地理研究

　　政治因素对政区划分有重要影响。德国学者纪安诺论述尹湾木牍反映的东海郡的乡、里、亭的设置实为两种地方行政系统。周振鹤指明《二年律令 秩律》既可了解汉初各县等级具体细密的差异，又对了解汉初存在多少县，以及汉县与秦县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启示。韩国学者金庆浩依据里耶秦简、悬泉汉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居延汉简和岳麓秦简等，探讨了秦汉时期通过文书行政来实现中央集权支配地方的新面貌。

　　里耶秦简

　　十、简赎与环境地理研究

　　地理环境是文明孕育和历史发展的舞台，河西地区生态环境是许多学者关注的对象。倪根金利用汉简探讨了汉代垦区的林业状况，指出因毁林而导致生态平衡破坏是居延垦区衰落的根本原因。侯丕勋对悬泉和悬泉置地名来源、行政隶属、自然地理三个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并从气候、水文、植被三个方面总结悬泉置以及敦煌地区在两汉时期的气候状况。王子今考察了河西汉简中“伐茭”、“伐苇”和“伐蒲”的内容，并指出 “苇”和“蒲”都是水生草本植物，透露出居延地区植被与水资源状况的重要信息。王子今还考述敦煌居延简赎资料有关于气候异常的文字信息，指出有些信息则是灾变的记录。留下相关社会文化信息的“不调”、“不时”、“不和”、“不节”等简文，与民间通行的“风雨时节”吉语形成鲜明对照。刘丽琴、何双全分析居延汉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与悬泉汉简有关资料，阐明汉武帝未经略河西之前，河西境内分布有茂密森林和草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绿洲资源支撑着河西繁荣的畜牧业发展。到东汉后期，经过两百年的开发，生态环境遭受了破坏，干旱少雨多风沙现象越来越严重，东始武威西至张掖郡居延县广大区域开始沙化并伴以沙尘暴。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三国时长沙地区生态环境受到关注。王子今阐明走马楼竹简有反映“波”即陂“枯兼”现象既反映长沙郡地貌变化也体现了水资源状况，为东汉以来气候转为干冷的判断提供了新证据。张固也对吴简“枯兼”等词重新考释，认为当时大量波溏千枯实因波垠毁坏所导致，“枯兼波簿”提供的不是什么“生态环境史的信息”，而是古代垦田水利建设的珍贵史料。

　　综上所述，国内外专家学者应用简牍资料对历史地理问题进行多方位的探索，日本、德国、韩国的一些学者，对这一研究趋势都有积极的贡献。目前，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出四个特征： 第一，研究主题涉及政区地理、交通地理、地名地望、农业地理、军事地理、人口地理、城市地理、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环境地理等多个层面。众多学者作了可贵探索，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政区地理和地名学的研究上。有许多成果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如对汉代侯国、郡县地理的复原研究，对长沙郡人口地理与河西地区生态环境的研究等等。第二，应用简牍资料的种类比较丰富，既有出土数量多而又引人注目的简牍也有出土数量少而影响不大的简牍。前者如居延汉简、居延新简、悬泉汉简、敦煌汉简、睡虎地秦墓竹简、尹湾汉墓简牍、张家山汉简、里耶秦简、包山楚简、上博楚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清华简、肩水金关汉简等。后者如荆南松柏汉墓简牍、吐蕃简牍、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葛陵楚简、沅陵虎溪山汉简等。第三，这种有意识地应用简牍资料从事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为历史地理学的向前推进提供了新方法、新视野和新思路。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些中观、微观层面上的问题得到了很大力度地推进。第四，研究成果积累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分支，姑且以“简牍地理学”概栝之。何谓“简牍地理学”？ 就是有意识地利用简牍资料从事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而逐渐形成的一门学问。“简牍地理学”现已渐成雏形。“简牍地理学”的研究，必将是未来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本文出处：《历史地理》2014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