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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云翱:一代风华 两位女杰——女考古学家曾昭燏和游寿先生礼赞

摘要: 一代风华 两位女杰——女考古学家曾昭燏和游寿先生礼赞编者按:本文发表于贺云翱主编《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第一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现代考古学在20世纪初叶传入中国,由于它的“田野性”特征,使之从业者更多的倾向于男性,加之其专业训练的跨学科要求——既要有中国传统的历史文献、金石学及古文字素养,又要接受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技术熏 ...


一代风华 两位女杰

——女考古学家曾昭燏和游寿先生礼赞


编者按:本文发表于贺云翱主编《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第一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

现代考古学在20世纪初叶传入中国,由于它的“田野性”特征,使之从业者更多的倾向于男性,加之其专业训练的跨学科要求——既要有中国传统的历史文献、金石学及古文字素养,又要接受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技术熏陶,对女性而言,没有强烈的学术信仰和超出一般人的毅力,是无法进入这一领域的,因此,20世纪的中国考古界,一流的女性考古学家堪称是凤毛麟角。然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注意到近代中国诞生了两位考古学女性学者——曾昭燏和游寿,她们竟然出自同一所大学、同一位导师,也有过同样坎坷的经历,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对她们充满了敬意和感念!


曾昭燏




她们都出自书香名门,曾昭燏来自湖南湘乡,是清末名臣曾国藩二弟曾国潢的重孙女,其父曾广祚为晚清举人,其母陈季瑛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女,14岁入其姑姑曾宝荪创办的长沙艺芳女子中学读书[1];游寿来自福建霞浦,其高祖游光绎曾为清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一度主持福州鳌峰书院,一代名臣林则徐正是他的学生,其父游学诚,亦晚清举人,曾任近圣学院院长、福宁郡中学堂监督等职,游寿亦14岁时入福州女子师范学习[2]。


游寿




她们都于1929年考入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前身),并同在国文系修学,而且都遇到了引领他们进入中国金石学(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知识来源之一)及考古学之门的恩师胡小石先生。她们矢志向学,尽得老师学术精髓,在书法、古文字、文学史等方面皆有专攻,与胡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1933年—1934年,曾昭燏和游寿又先后入金陵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之一)国学研究所深造,其时,胡小石先生兼职于金陵大学,曾、游均再次追随胡先生探求学问。1935年3月,曾昭燏往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1937年完成毕业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并获硕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位从欧美国家获得考古学硕士学位的女性考古学家;同年3月,她又去德国参加田野考古实习和慕尼黑博物馆藏品整理及展览设计工作,写出《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论文及《博物馆》专著,其中《博物馆》一书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博物馆学专著,由此曾昭燏也成为我国近代第一位女性博物馆学家,这还为此后她能成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干事长及南京博物院院长打下了扎实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根基。1938年2月,伦敦大学聘其为助教,9月即辞去教职,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并在昆明应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先生邀请担任该处专门设计委员,此后直到1964年去世,她一直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南京博物院(1950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改称南京博物院)作为学术事业基地,并成长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博物馆专家。


曾昭燏(右二)




1939年6月,曾昭燏和她在伦敦大学的同学吴金鼎及王介忱等往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一带做田野考古调查,发现古遗址38处、古墓葬17座,并做部分发掘,后共同完成《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一书。1940年6月以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藏品入四川南溪李庄避难。1941年,曾昭燏先生被任命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代理总干事,6月,她与自己在伦敦大学时的另一位同学夏鼐及吴金鼎等在四川彭山一带发掘汉代崖墓。

游寿先生的学术道路与曾昭燏先生略有不同,她于1936年6月在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毕业,获硕士学位,其论文是《殷周二代的神道观念》,走的是文史兼治的道路。1941年1月至1943年7月,经其老师胡小石先生推荐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四川白沙)执教。1942年8月,曾昭燏先生邀请其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四川李庄),共同主持“善斋”青铜器的整理工作。那时,曾昭燏先生负责铜器测绘、造型研究等事项,游寿先生则负责拓铭文、查史料、研书体及器物定名等。游寿先生晚年追忆这段同学学术之谊时写道:

“提笔写这回忆,台城青草,巴山夜雨,又出现在我眼前。四十年、五十年过去了,这批青铜器,曾经和已故曾昭燏院长共同抚弄,反复看它的构造,用薄薄的纸片,拓它的铭文花纹,量它的高、厚。现在展开善斋吉金图录,一个一个器物,又仿佛陈在案前。在李庄板栗坳一家大院的看戏厅的一角,有时从戏台上传下董作宾语言、问话,我和曾同志相视一笑。”[3]

早年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同学,现在成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同事,做着共同心仪的文物考古事业,这是多么温馨而又令人感动的历史一幕啊!游寿先生自己也认为,她真正踏进考古门槛,是在1943年以后,起因正是受曾昭燏之邀参加“善斋”青铜器之整理工作。在此期间,游寿先生完成了《金石文献纂论》、《金文与‹诗>、‹书>论证》、《梁天监五年造像跋尾》等文。可惜同学共同研究文物的好景未能持久,当时国难当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经济困难,1945年,游寿先生与吴金鼎、夏鼐三人先后离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转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在史语所,游寿被傅斯年先生安排到图书室工作。在这里,她与考古界前辈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向达、夏鼐、吴金鼎等相遇。她于此先后完成了《金文策命文辞赏赐仪物》、《汉魏隋唐金石文献论丛》、《冢墓遗文史事丛考》等文。此间,她还一度在老师胡小石先生安排下入中央大学(重庆)国学研究所任助理。1946年10月,游寿离开了中研院史语所,进入中央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前身)任金石部主任,1947年,她又入中央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在离开中央图书馆时,她移交整理的金石拓片就达5500多种,期间,她还完成了《金文武功文献考证》、《论汉碑》等文。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曾昭燏先生先后参与了“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敌伪文物统一分配委员会”工作。1946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由四川还都南京后,她参与和推动中央博物院工程建设;1948年参加联合国博物馆协会工作;致函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反对文物运台事宜等。1949年,她拒绝赴台,留在大陆,迎接南京解放,为庆祝解放和新中国诞生,她先后主持《中国西南部及南部少数民族文物展览》、《社会发展史——从猿到人展览》、《中国历代陶瓷展览》等,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贡献其才华。

1950年9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改名南京博物院,徐平羽任院长,曾昭燏先生任副院长。在此前后,她仍热心于考古学事业,1950年2月,她邀请南京大学的刘敦桢、朱偰等调查南京附近六朝陵墓;5月,邀请其师、南京大学胡小石先生等调查南唐二陵被盗情况;10月主持南唐二陵考古发掘工作,后主编完成《南唐二陵》考古报告集;1951年任“治淮文物工作队”队长,领导淮河治理工程中的文物保护抢救工作;1953年任“华东文物工作队”队长,翌年主持发掘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后主持编写《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1957年主持南京北阴阳营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等。1955年,她还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考古通讯》编委会委员等职。从1949年到她去世的1964年间,她在考古发掘和研究,在领导华东地区文物考古工作,特别是在南京博物院从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到正式建院之后长期稳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晚年游寿




游寿先生从1947年9月入中央大学任教后,直到1951年8月(1949年8月,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1952年又将原金陵大学并入)。1951年9月,她随丈夫陈幻云调往山东会计专科学校(现山东财经学院),任图书馆馆长,又入山东师范学院(现山东师范大学)任副教授,并作图书馆馆长。1957年,她为躲避政治打击,与丈夫主动“支边”而前往黑龙江省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59年转入历史系。在这里,她重拾考古学,为学生主讲考古学、古文字学、书法艺术等课程,参与筹建历史系文物室等,于执教之同时,又致力于黑龙江考古工作,探讨黑龙江古人类活动与鲜卑文化,发表了《拓跋魏文化史稿》等论著。她和曾昭燏先生不同的是,昭燏先生于“文革”前夕悲惨自殒,游先生则亲身经历了“文革”的煎熬,不仅遭批斗、抄家,且一度被下放农村落户,饱尝艰辛。“文革”浩劫结束之后,1978年,她倡导成立黑龙江省书法篆刻研究会,1979年在黑龙江、内蒙古考古研讨会上,提出鲜卑石室当在嫩江流域的推断,根据她的研究指点,1980年时,嘎仙洞鲜卑石室祝文遗迹被发现,被誉为新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1981年,游先生回福建霞浦探亲,不畏高龄而作田野调查,于赤岸发现多件唐宋文物,提出唐代时期“日本空海和尚随日本遣唐使途中遇难漂着赤岸以南海口登陆是有根据的”,此赤岸即在今霞浦一带,这一推断得到日本有关方面的认同。1982年后,游寿先生还先后任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黑龙江省钱币学会副会长、黑龙江省政协委员等,1987年,她以82岁的高龄招收古文字学研究生,并不时出席学术会议或发表文章等,直到1994年89岁时去世。游寿先生不仅于治学方面多有创获,而且是公认的书法大家,其书法师承李瑞清、胡小石一派,被称为“金石书派”的一代传人,晚年游寿的书法作品大气磅礴,古今融汇,经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评析,在书界得“南萧(萧娴)北游(游寿)”之说,其与考古界流传的“南曾(曾昭燏)北夏(夏鼐)”之说有异曲同工之效,都表明曾、游二位优秀女性在近当代考古、书法领域中取得了令人共仰的地位。

曾、游二先生虽师出同门,但由于离开中央大学及金陵大学后经历的不同,遂产生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曾昭燏先生求学海外,得西方考古学之真传,又融入中央大学及金陵大学的金石传统之学,其考古学有中西合璧之特点,从而成为一代考古大师;游寿先生一直坚持中国传统文史研究之路,但也兼及考古、书法和古文字之学,更多的体现了中国近代本土的治学特色,然而她们都志存高远、坚忍不拔、勤奋刻苦、一心向学,亦皆达到了人生应有的崇高境界。她们生于晚清,成长于民国,又都为新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如果她们一直生活于承平之世,社会再为她们的事业提供更加优良的条件,相信她们还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特别是曾昭燏先生,她的早亡确是一个悲剧。

让我们欣慰的是,两位先生都承担过考古教学任务,把她们的平生所学教授给弟子,从而完成了文化血脉传承不绝的使命,据原南京博物院院长梁白泉先生与我说,早在1951年,曾昭燏先生已在南京大学讲授考古学课程;1952年到1956年,国家文物局等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每期3个月,先后培养了346名优秀考古人员,曾昭燏先生也是这个训练班的授课教师之一;1956年,曾昭燏先生又在南京大学及复旦大学历史系主讲《秦汉考古》和《中国考古学通论》。尤其要指出的是,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主要创办人蒋赞初先生,其考古学知识也得自曾先生的传授[4],后来在考古学及文博学术方向做出不凡成就的梁白泉、罗宗真、尤振尧等南京大学的早期毕业生,都得到过曾昭燏先生的亲手指教,也可以说,曾昭燏先生是保证南京大学从李瑞清先生到胡小石先生开创的金石学派再到建立现代考古学的学术体系传承、转型的重要人物,她对南京大学考古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抹灭的贡献。

游寿先生于中央大学任教期间是在中文系,她从事考古学教学活动主要是在哈尔滨师范学院(现哈尔滨师范大学)期间,由她培养的学生王立民、栾继生等先生都在史学、书法学、古文字学等方面做出了成绩。

尽管有人说,考古学是一个适合男性学者驰骋的领域,然而,曾昭燏、游寿先生作为女性的代表,偏偏在考古学领域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建立了不朽的业绩,这证明偏见不会阻碍着女性在考古学领域的发展。1949年以后,我国考古界也出现了李毓芳、安家瑶等一代女性考古学家,这更加说明考古学领域是属于每一位有志者的!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特别是文化遗产事业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女性踏着曾昭燏、游寿等先贤的脚步,为中国和人类的考古学术事业及文化发展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1] 关于本文所用曾昭燏先生的生平资料,主要参见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中所收赵青芳、罗宗真、尤振尧等人的纪念文章及该书所录《曾昭燏年谱(1909—1964)》,文物出版社,1999年9月版;另参见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纪念》文集中所收汪遵国、李又宁、王惠姬、徐雁平、高仁俊、梁白泉、宋伯胤、庄天明、张蔚星、吴敬坤等先生的文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还参见岳南《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的那些人和事》中“书剑飘零一介眉”一文,中华书局,2010年版。

[2] 关于本文所用游寿先生的生平资料,主要参见上注岳南先生文。另参见游寿《考古、教学、科研回忆》,载《书法赏评》2001年第4期;栾继生《游寿先生传》,载《书法赏评》2007年第2期;王立民《游寿年表》,载《书法赏评》2001年第4期;栾继生《游寿年表》,载《中国书画》2009年第3期;王立民《李瑞清、胡小石、游寿其人其艺:金石书派百年传承》,载《收藏家》2004年第8期;王立民《游寿先生的书法艺术》,《文艺评论》2000年4期;栾继生《游寿的学术研究和书法艺术》,载《中国书画·近现代专题》2009年第3期;栾继生《经史内蕴外乃滋——记著名学者、书法家游寿先生》,《黑龙江史志》2004年2期等。以下非特殊处不再一一加注。

[3] 游寿《善斋青铜器整理回忆》,载《南京博物院集刊》第6辑,1983年。

[4] 吾之恩师蒋赞初先生和师母张彬先生在《南唐二陵发掘漫记》中写道:“曾院长是我们在田野考古方面的启蒙老师,她对文物考古工作的执着精神,使我们终身受益”。见《蒋赞初先生八秩华诞颂寿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另据笔者走访罗宗真先生,他也认为他们这批人的田野考古知识受到过曾先生的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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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云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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