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赵昆雨 | 云冈流失造像四题
摘要: 摘要：本文以“云冈造像被盗风波”“几件回归的云冈流失文物”“失而幸得的第19 窟菩萨头像”“两件流失造像的拼图”四个内容，介绍了20 世纪20、30 年代云冈石窟造像被盗旧事，由中可见蔡元培、宿白、美籍华人王纯杰诸先生对云冈流失文物的关怀并为此付诸的努力。关键词：云冈石窟 流失文物 菩萨头像 复位研究一、云冈造像被盗风波1907 年秋，42 岁的法国 ...
摘要：本文以“云冈造像被盗风波”“几件回归的云冈流失文物”“失而幸得的第19 窟菩萨头像”“两件流失造像的拼图”四个内容，介绍了20 世纪20、30 年代云冈石窟造像被盗旧事，由中可见蔡元培、宿白、美籍华人王纯杰诸先生对云冈流失文物的关怀并为此付诸的努力。1907 年秋，42 岁的法国汉学家沙畹第二次入华。10 月23 日至27 日，他在云冈停留了五天进行拍照、调查，并对主要洞窟编了号。1909 年至1915 年，沙畹在巴黎出版《北中国考古图录》，文字一卷，图版二函，其中，图版200 至277 为云冈石窟照片，共78 幅，通过摄影镜头，首次向世人展现了云冈石窟这部壮丽无比、举世无双的佛学图典。从沙畹开始，云冈石窟进入有图像记录的时代。然而，自沙畹、喜龙仁刊布图录后，云冈受到世人瞩目，塞北古道上走来无数朝圣的游人、艺术家，同时走来的还有居心叵测的掮客。一些外国不法文物商贩混迹云冈，诱以渔利，部分不义村民开始专营窃凿盗卖佛像的勾当。据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馆1910 年9 月25 日的一份藏品收购清单显示，该馆当天分别入藏两件来自云冈石窟的佛头，内部编号分别为8502、8503。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云冈造像被盗凿时间的记录。1929 年9 月18 日，国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员会派常惠前往云冈调查佛像被盗情况。次日，常惠首先到了华严寺，在与寺僧聊起云冈佛像被盗的事情时，得知县中已经抓捕数名偷盗者。下午，他到县署面见县长，县长表态说：“中央及省政府已经数次来电命令保护石窟，我也亲自到石窟寺查看过，靠近寺僧居所的一些洞窟没有问题，距离寺院远一点的就损失较大。现已派了多名警察在那里驻守。”21 日开始，常惠进驻云冈进行调查，其后对外公布，共失佛头96 颗。常惠在调查中了解到当年5 月初发生的一个典型案件：从张家口过来的某军副官，带马弁一名，士兵四名，另有一刘姓古董商，他们佯装游览石窟，用零钱散施当地穷人，诱骗他们帮忙斫凿佛头。寺僧得知此事后急速报告，县中在第一时间派警察赶往云冈，行至观音堂，恰与携带佛头欲溜的副官一行迎头相遇。警方对其进行盘查，一士兵故意生乱干扰，副官侍机携带佛头夺路而逃，警方只捕获嫌犯刘姓古董商和当地流氓邢润喜二人。后来，县中以邢润喜无罪将其释放，孰不知邢某正是重要盗犯之一。同年8 月，大同县长视察云冈时，僧人告发当地盗佛流氓十余名，遂将邢有功、孙庆寿、邓万寿、王海、苏远来、邢润喜六人抓捕，邢狗子、邢老孩、兰福海三人潜逃。2017 年6 月，云冈官微刊发了朱孟麟《云冈石刻为世所珍严饬保护，而示来叶—20 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对云冈石窟保护的关注》一文，披露了蔡元培先生与云冈石窟保护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事情发生在1928 年12 月16 日，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大概已经耳闻国内各大石窟发生佛像被盗的事件，于是商请行政院令行各省保护各石窟古迹，如敦煌、大同、龙门等。过了一年，显然执行不力，云冈盗凿佛像之气焰丝毫不减。1929 年10月15 日，蔡元培先生从南京连发两封电报，一封致山西地方最高长官阎锡山先生[1]，信中说：山西大同云冈石像，工程伟大，雕刻瑰奇；出龙门造像之前，集北朝美术之粹，久为世界有识者所称美。近闻被匪偷割，售诸市肆，名迹因以毁损，国宝日就消亡。我公关心国粹，扶翼文明，想亦同深愤惜也。务恳电令地方文武长官先行负责防护，并妥商永久保存之法，以维现状，而示来叶，幸甚。咸电诵悉。云冈石佛，弥足珍贵。承示被人割售，如果属实，深为可惜。已转饬地方管理将保管经费列立预算，设法保护矣。特电奉闻。山西大同云冈石像，近闻被匪偷割，售诸市肆，国宝消亡，至深愤惜。除电阎公百川迅饬地方文武长官先行负责防护外，务恳贵会妥筹永久保存之法，以维现状，而示来叶，幸甚。由此可见蔡先生对云冈石窟佛教造像保护的焦虑和关切心情。事实上，此前的9 月18 日，国民政府已派常惠前往云冈调查佛像被盗的情况了。此后，县中开始派警察驻守云冈。1931 年秋，由大同县地方事务协进会发起成立云冈石佛寺保管委员会，进一步加强管理，设警长一人，警士数人，专司看守石窟，盗凿之风大举收敛。还有一件趣事[2]。1932 年，晋绥军骑兵司令赵承绶在云冈建造“云冈别墅”，1934 年完工。建西式大厅一所，别墅前有六角厅，下设花园，设备完善，可供宾客休息之用。此事最初可能被报纸污黑了。1933 年9 月12 日，蔡元培先生从报上看到云冈驻地守军因建房毁损石窟的不实之说，就联名叶恭绰、刘海粟等人以中华考古会的名义致电时任山西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太原阎百川先生鉴：各报载大同云冈石刻，为赵司令承绶部下毁损。以驰名世界古物，如此摧残，实堪痛惜! 乞严饬保护复旧，不准侵害，盼甚。中华考古会蔡元培、叶恭绰、刘海粟等叩。文。”咸[15 日] 参电计达。兹据派员复称：查勘云冈寺内外各洞石刻，均无新近毁损形迹。云冈别墅，在寺东侧，计房十间，亭一座；现修围墙，系由寺西山脚起石，并无损及石刻之事。据赵司令称：因云冈事迹，近年中外人士前往游览者甚多，惜均以该寺荒芜窄狭、无处休息为缺点，前年颜大使往游，议修旅社，由此动机，故筑数椽，并修通汽（车）路。原为爱护古迹，便利交通，何至反加毁损。报载已函请更正等语。查所称尚属实在情形等情，特电奉达。阎锡山。电文中显然流露出受冤枉的情绪，但大家毕竟都是出于保护云冈石窟的善意，所以阎长官的答复总体上有抑有收。1933 年9 月28 日的《北洋画报》上登载了铮然《记大同云岗石窟寺》一文：“云岗石佛，以本地人诱于利，屡有盗卖事情。当民国十八年七、八月间，为贼盗卖九十一佛头，至今犹留裂痕，并以红色标号记之。”这充其量是1929 年常惠调查云冈后的旧闻了，但作者随后提及的一件事却令人震惊。1932 年，有一外国人出价不菲要收买云冈“五头佛”，因遭到地方爱心人士的阻扰没能得手。“五头佛”，指的是第8 窟窟门西壁的鸠摩罗天，五头六臂，颜若童子，丰满圆润，头发波状飘垂。四小头均张嘴露齿，表情奇特怪诞，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情（图1）。该像今日仍能珍存于石壁上供人观赏，当归功于那几位无名爱心人士以及1929 年政府采取的紧急守护措施。看来，即便是亡羊补牢，有时也未必为晚。1934 年，大同县政府奉令筹建云冈新村，新村址虽然仍在窟前，但住户与洞窟彻底隔开。此后，盗凿佛像之事基本绝止。20 世纪初的兵荒马乱之年，云冈石窟由于当地村民入住，让偷盗者不能有恃无恐地自由出入，保护了佛像雕刻。又由于村民中混杂着一群贪图渔利的不义者，居守自盗。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85 年春节将至，一封由中国文化部文物局（1987 年后，更为国家文物局）转来的特别信函寄抵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今云冈石窟研究院前身），信件由著名考古学家、北大考古系教授宿白先生写给时任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图2）：送上云冈石佛陶眼一件，请考虑是否转至云冈保管所保存。此物系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退休董事史协和先生所赠。其来源，据史协和说是他1932 年参观云冈时，用一块大洋购自云冈附近农民的。史还写了一纸说明，一并附上。史过去在我国多年，喜爱我国文物并颇有收藏，近年我国学者去堪萨斯参观者多蒙热情接待，现又送还此罕见文物（云冈大佛遗失陶眼者甚多，但现知传世的陶眼只此一件），殊值称赞。我的意见，请文物局具函致谢，以示郑重。上述意见，局领导如认为可行，英文谢函一事是否可烦史协和的老友王世襄同志代拟。信中提及的史协和先生，又叫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1906-1988），也译为“史克曼”“席克门”等，他是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人，毕业于哈佛大学，专攻东方艺术史，学习中文，对中国文化充满热情。
1930 年至1935 年间，史克门获得当时中美最大的文化交流机构——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在中国留学深造五年。1931 年春，兰登·华尔纳（LandonWarner）受纳尔逊博物馆委托到中国采购艺术品，他首先联系了正在北平留学的史克门，请他担任助手。从1931 年至1935 年，史克门频繁活动于天津、山西、河南等地，花掉近五万美元，购藏了包括龙门宾阳中洞最著名的皇后礼佛图等绝世珍品。纳尔逊博物馆今天能够拥有世界一流的中国艺术藏品，自当归功于史克门出色的文物鉴赏力与购藏魄力。1935 年，史克门返美后就任纳尔逊博物馆东方部主任，1953 年升任馆长，1977 年退休之际，他将个人收藏品捐赠给纳尔逊博物馆。1988 年史克门病故。史克门到达云冈的时间是1932 年，他一方面前来参观，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寻找收购佛像的机会。当时云冈警戒严格，已经没有盗凿佛像的勾当，他只用一块大洋从村民家中购得云冈佛眼一枚。史克门与收藏家王世襄颇有交情。1931 年始，史克门的母亲在北京一所美侨教会学校教授英文，王世襄正是她的学生。1948 年6 月，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王先生赴美国纳尔逊博物馆学习观摩半年，史克门时任该馆副馆长，二人互相交流探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宿白先生在信中建议由王先生代拟致谢函，显然是了解他们之间的这份情谊。1985 年7 月19 日，在宿白先生的协助下，这件漂泊海外50 多年、承载着云冈石窟营造史重要信息的陶眼，由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解庭藩副所长赴京护送重归故地。此陶眼呈圆锥形体（图3），直径11.5 厘米，高14.4 厘米，由细腻的胎土烧制而成，大头略凸，圆面，表层涂有厚重的黑釉，略呈暗黄色的球体上另有烧制时留下的近圆形凹坑状疤痕，这是当时眼球嵌入佛眼时，做为粘接岩石的固定点。按北魏云冈当初，并没有额外地给佛像装置眼球，所有的佛像都细眉长目，全然石刻。镶嵌陶眼之事，应兴自辽金时期。辽代重修武州山石窟寺的时间持达半个世纪之久，为主要洞窟中的一些重要佛像安装陶眼，大约在这一阶段完成。此眼球的原始位置应属于云冈哪一洞窟，哪一尊佛像呢？当前，3D 打印技术如此先进发达，只要将此陶眼打印出来，通过排查，对符合预设条件的佛像进行比对即可达到复位目的。尤其第19-1 窟主尊倚坐佛像，高7.75米，双眼球均已失落，现留下直径为10 厘米至10.5 厘米的眼洞，与回归陶眼的尺寸规格基本吻合（图4），列复位对象之首。每一件流失的云冈造像背后都有一段被凿裂的痛史，有的辛酸，有的悲怆，有的落寞，有的动荡……比起它们，这颗回归的陶眼，是幸运的。2013 年6 月，兼任美国某拍卖行顾问的王纯杰先生在进行一场拍卖会拍品遴选工作时，巧遇一件被藏家声称为云冈第17 窟的菩萨头像。资料显示，该像于1938 年先为哈佛大学本杰明·罗兰德教授收藏，后转古董商霍华德·何利斯，1954 年由约瑟芬·韦特斯女士递藏，1964 年曾在哈佛福格美术馆展出过。2013 年，韦特斯的后人委托弗吉尼亚波多马卡拍卖公司将其拍卖。此像一旦流入市场，其踪迹必将消匿。了解这些情况后，王纯杰先生近水楼台先得月，率先将此头像购买下来，并于2016 年9 月捐赠山西省博物院。该菩萨像头戴素面宝冠，固定宝冠的缯带在两侧结节（图5），当时盗凿造像时未能取得这两个贴近壁面上的系结，那么洞窟中的壁面上现仍应有这部分残留。菩萨面相丰圆，前额秀发分梳两侧，细目长眉，唇薄含笑，经比对研究，确认其为第19 窟南壁东龛左胁侍菩萨头像（图6）。1933 年，日本东京青山山本写真场出版发行了山本明《震旦旧迹图汇（云冈石窟）》图集，其中有第19 窟南壁东龛菩萨未被盗前的旧照。自1919 年以来，山本明曾数抵云冈拍片，此书出版时间虽晚，但照片的拍摄时间及其所反映的云冈保存状况当为1919 年。因此说，此菩萨像的被盗时间不早于1919 年。2018 年，王纯杰先生再次巧遇一件云冈雕像。该像高达26 厘米，头戴圆顶鲜卑帽，帽上有宽边箍带，帽后垂饰虽凿毁不显著，但帽筒向后垂落时的折沟非常清楚，人物造型粗拙淳朴，属典型的云冈中期造像风格（图7）。此像原为奥斯本旧藏，后由维克多·豪格递藏，收于维克多和妻子Takako出版的《日本民间传统艺术》，该书与他们1978 年在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纽约的日本房屋博物馆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巡回展览有关。云冈石窟中，头戴大头垂裙帽，身著夹领窄袖衣，足蹬高靴的鲜卑人形像，云冈一般多见于供养人行列（图8），多数不会刻画出五官细部。我们注意到，第7、8 窟中有许多身著鲜卑装的人物形象，他们作为故事中的角色被配置在佛像的两侧，如第8 窟后室南壁维摩诘经故事图中的俗众，均头戴鲜卑帽，身著胡服（图9）。第7 窟后室西壁第2 层南龛左侧一组被盗鲜卑装人物形像，由盗凿后的残迹看，貌似与此回归造像较符合，惟这一区域人物的面部均有锗色斑迹，而回归造像不具。同窟东壁第2 层佛龛两侧也雕有一组鲜卑装束者，这些人物形象面部均无色迹，回归造像最初位置被锁定在这里。佛龛左胁侍下层并排2 像，前者头部被凿，由遗留凿痕看与回归造像大致吻合（图10）。其身后另一“孪生兄弟”现仍完好保存，二者相较，造像样式与风格别无二致，应出自同一匠师凿下（图11）。图12 1925 年，第7 窟东壁造像被盗前的两张旧照
在1925 年由日本京都原色写真精版印刷社、美术图书出版部珂罗版初版印行的1 函70 枚散页《大同石佛大观》图集中，此像仍保存完整未被盗凿（图12），考虑到该书的出版时间与拍摄照片的时间略有间隔，那么，此像的被盗时间大致在1925 年前后。对流失造像进行复位研究，是一项过程艰辛、意义深远的重要工作。2017 年纽约亚洲艺术周展上，一件来自云冈第1 窟的头像雕刻现身，像高35.5 厘米，表现的是英姿勃发的年少型的维摩（图13）。该像头戴平顶筒形帽，长眉细目，蓄三角形短须，嘴角一撇超然的微笑耐人寻味。该像原为德国大古董商Edgar Worch旧藏，后由德裔收藏家Trubner（ 汉名褚卜纳）递藏，1949 年至2016 年借展于洛杉矶博物馆，现为美国古董商J. J. Lally 收藏。此被盗维摩头像特征典型，又有众多历史照片可供参照比对，故其复位容易。很明确，其原属第1 窟南壁东侧屋形龛内维摩像的头部。那么，它被盗于何时呢？1921 年9 月东京文求堂与山本写真馆发行的山本明、岸正胜的摄影集《云冈石佛》中，收有云冈第1 窟南壁图片，照片显示（图14），维摩造像其时尚未遭盗毁。1925 年，英国伦敦出版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喜龙仁编著的《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图录中也有云冈第1窟南壁照片，维摩头像依然完好无损。1930 年在德国柏林出版的J rg Trubner: zum Gedächtnis, Klinkhardt and Biermann Verlag, Berlin 图录中，此维摩被盗头像赫然见于该图集中。山本明与岸正胜是于1916 年至1919 年间四次前往云冈拍摄的，喜龙仁抵云冈石窟考察则是1922 年的事情，因此，该像被盗的时间约于1922 年之后，1930 年之前。云冈第1 窟南壁东侧雕一屋形龛，龛内大大小小人物的头部均遭盗毁无存。维摩居中倚坐于方形床榻上，上穿交领半袖衣，领襟镶边，衣服上阴刻弧形纹，袖口宽博。左手前举，右手后撑。后面有二人，穿通肩衣，双手合掌，应是比丘形象。维摩身后雕背屏，上方有一供养天。他的左前方雕一菩萨装人物，身形既矮又小，侧身倚坐于方台上。上身披十字交叉帔帛，下裙贴腿，左手平伸，右手上举，似正在与维摩对话交流。已见诸论中均指认其为文殊菩萨，并称此画面为“文殊问疾”的故事内容。此处便出现了文殊与维摩的尊格问题。云冈石窟中的文殊与维摩雕像，自云冈中期最早开凿的第7 窟南壁首见以来，二者的尊格是对等的，不分主次的，作对称式布局。这一模式一直沿用于云冈晚期乃至之后的整个北朝佛教雕刻艺术，包括对称雕于佛龛两上角或者分列两壁遥相对应等形式，都流衍于云冈第7 窟这一模式。所以，此处人物造型比例上反差极大、尊格明显低于维摩的菩萨装人物是否为文殊，尚有待思考。1988 年美国纽约阿波罗出版社再版的《中国及远东艺术》（Chineseand Other Far Eastern Art ）一书中收录了1941 年至1943 年间卢芹斋、山中商会两大中国及远东艺术藏品公司的拍卖品目录。其中，卢芹斋提供的976幅藏品中，有一件编号为937 的飞天造像，并注明“河南龙门石窟6 世纪灰砂岩雕刻”出处。该飞天像高30.48 厘米，头梳高发髻，右手叉腰，左手托一钵（图15）。上穿短襦，下著大裙，腰束带。事实上，这是来自云冈石窟中的一件造像，不过那只雕得比腦袋还大的钵着实很怪异，有的文物鉴定专家直指其为赝品。同样还是依托山本明《云冈石佛》、喜龙仁《中国雕刻》两著图录，在第1 窟南壁未遭盗凿前的照片上，惊讶地发现，该窟南壁东侧屋形龛脊顶左上角有一托钵飞天，经反复比对，确认其正是此流失的托钵飞天造像（图16）。这也说明，该像被盗于1922 年以后。并且，他身后另雕一飞天，手中托举着更大的器物，可惜照片中只取其身体一半，具体内容不可辨识，或其也为钵。托钵飞天虽飘浮于佛龛之外，却与此维摩故事图关系密切，并且是该故事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内容。姚秦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凡三卷，计十四品，其中《香积佛品第十》讲的是维摩诘运用不可思议之神通力，给大众示现自己的化身到众香国请回香饭供诸闻法菩萨用食，借此方便，演说佛法。经云：于是舍利弗心念：日时欲至，此诸菩萨当于何食？……维摩诘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诸大众上方界分，过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国名众香，佛号香积，今现在。其国香气，比于十方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为第一。……于是香积如来以众香钵盛满香饭，与化菩萨。……时化菩萨既受钵饭，与彼九百万菩萨俱。承佛威神及维摩诘力，于彼世界忽然不现，须臾之间至维摩诘舍。时维摩诘即化作九百万师子之座严好如前，诸菩萨皆坐其上。是化菩萨以满钵香饭与维摩诘，饭香普熏毘耶离城及三千大千世界。[3]第1 窟南壁东侧形龛内的雕像，表现的就是《维摩诘所说经·香积佛品》的故事内容。画面中托钵的飞天是维摩化身的菩萨，其身后随行飞天手中若亦托钵，那就代表从众香国同行而来的菩萨。龛内与维摩对坐的人物不是文殊，而是舍利弗。同样故事题材内容云冈另见于第32-12 窟，该窟西壁形龛上方左侧，维摩头戴尖顶帽，外披大氅，右手执尘尾，左手扶隐几半倚半坐（图17）。龛额中央二飞天共托一钵起舞，龛上方右侧本对应有一菩萨像，但该龛右半随前立壁坍毁已不存。流失造像复位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如果能将更多的流失造像重新复位，亦不知还会拼合出怎样美妙神奇的故事。在昙曜五窟东端的第15 窟与第16 窟之间，有一个奇怪的横长方形小型洞窟，其外廓凸出于第16 窟外壁立面近1.8 米，现编号为第16-1 窟（图18）。20 世纪初，这个洞窟遭到了疯狂盗凿，尤其是北壁两尊交脚菩萨像，被整身凿窃。图19 20 世纪30 年代搭建在第16-1 窟前的民舍
盗贼为什么会把目标聚集在这个洞窟呢？有几种原因吧。一是当时村民在此窟内搭有堆积蒿草的草棚，棚顶草垛的高度刚好便于窃贼接近洞窟壁面，它成了窃贼盗凿雕像的一个如意平台（图19）；再是该窟北壁与第16 窟南壁为共用壁，壁厚不足20 厘米，易于凿取，而且正反两面均有造像，一凿两得，有意外收获；另就是该窟属云冈中、晚期过渡际洞窟，雕刻风格胡汉交糅，造像艺术价值极高。如果一定要在云冈设一道“哭墙”的话，那就非第16-1 窟莫属了。该窟前立壁早年坍残，窟门以及明窗全无，成为一个敞口窟，站在外面，窟内被盗的残相就可尽收眼底，尤其北壁造像被盗挖后，壁面上留下三个大窟窿（图20），那黝深的黑洞，像被割掉了乳房的女人，殷殷地渗着血，望上一望，都如乱棍捅眼般地刺痛。说是三个窟窿，其实只有上层中龛交脚菩萨像和下层东龛交脚菩萨像两尊造像被盗凿，下层中间尖拱龛那个洞口由沙畹1907 年拍摄的图片资料清晰可见，原为一尊坐佛，当时佛头即已毁坏，似与盗凿无关，佛像呈结跏趺坐姿的双腿至今仍可辨识。按理说，没有了佛头的造像不应被盗贼列为凿窃对象，极有可能是它的背面—第16 窟南壁禅定坐佛像引起了盗贼的兴趣。很多人将第27 窟东壁上层被盗的交脚菩萨像与这一空洞内的雕像搞混淆，包括长广敏雄在内也张冠李戴地说：“原来在第15A 窟的交脚像，两个收藏在纽约的大都会美术馆，一个收藏在巴黎的色黎利努斯基美术馆。”没错，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现藏两件云冈交脚菩萨像，但并非全部来自第16-1 窟。其中一件的原始位置在第16-1 窟北壁上层中央龛内，为美国罗杰斯基金会于1922 年入藏，编号22.134。该菩萨像高128.7 厘米（图21），头戴高冠，冠饰化佛，冠下辫发缕缕，分向两侧。菩萨面颊丰圆，双目微启，嘴角微翘含笑，颈饰项圈，左手抚膝，右手上举（手部半残），身形挺秀劲健。帔帛自双肩搭下，宽博遮臂，垂至腹际呈“X”形交叉后顺腿面折向身后。下衣轻薄贴体，下摆八字形散开，底边原雕有波状密褶，造像被盗凿下来后，这部分雕刻物被毁失。让人不解的是，该像被整尊盗挖后，其背面应该连带有第16 窟南壁的千佛及佛座雕刻。2015 年，中国箜篌演奏家吴琳老师访美演出期间去参观大都会，特别拍摄了这尊像，与所有人一样，她当时只拍了正面，听我说背面也应该有雕刻内容后，这位执著的东北姑娘径直冒雨重返大都会去拍背面。结果，背面只见道道凿痕，别无所有。背面的雕刻哪儿去了，怎会不留一丝痕迹？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相信美国大都会方面会有这方面的线索吧。另一件的原始位置在第27 窟，像高129.5 厘米（图22），1948 年由罗伯特·雷曼赠送，编号48.162.2。第16-1 窟北壁中层左侧龛内同样也是一尊交脚菩萨像，被盗于1922 年，最初由法国人王涅克（L. Wannieck）收藏，现藏于法国巴黎色努斯基博物馆。王涅克是法国著名的古董商，他打着传教士的幌子，很早就在大同及周边地区活动，专门收购古代文物。有材料显示，他在1923 年还参与了浑源李峪村“浑源彝器”的竞购。这尊交脚菩萨像高167 厘米（图23），头戴高大的宝冠，额留辫发，眉线平直厚重，双目微合，鼻高而直，嘴角微露笑意。颈饰项圈，左手平伸置膝头，右手并拢上举。帔帛宽博，于腹部上方交叉，裙下摆横折向两侧。造像体态雄浑丰满，神情庄静温婉。该像原来有圆形头光雕刻，两臂衣袖另表现了高翘的尖角，被盗凿后，这些细节均遭破坏。此像背后也应该有另外的雕刻内容，不知是否像美国大都会那尊造像一样，只剩下一场空梦。木下太郎第一次来云冈写生的时间是1920 年9 月，关于第16-1 窟，他在9 月18 日的日记中这样描述道：一个开凿较浅的小石窟，然而其中却有许多造型精美的佛像。本来石窟的正面墙壁有九个、左右两壁分别有两三个的佛龛。如今洞窟中央搭着堆满柴禾的棚子，有些佛龛已被完全损毁，沙畹及大村图谱中此窟的全貌已然不复存在。佛像或结跏、或盘腿而坐，它们的容貌都十分可爱。此洞窟以西的诸佛像大概都是这样的容貌，可是这里的佛像却最为典型。[4]1939 年9 月，木下再次来到云冈，他与当时正在云冈做考古调查研究的长广敏雄相见后，畅叙云冈往事。长广在9 月6 日的日记中写道：当说起在徐州有相当美的石佛时，木下先生便说以前到这里时（指云冈），也见过实在很美的石佛，它到底在什么地方，还要再三寻找。与石窟相接的农家的样子与当时好像大不相同。最后，木下先生所记得的是第15A 窟的二佛并坐像，现在已被破坏，什么也没有了，只留下丑陋的窟窿，从这个窟窿可以进入第16 窟。木下先生失望地回去了。[5]第15A 窟就是现编号的第16-1 窟。木下所说“实在很美的造像”，是指该窟东壁中层尖拱龛内的二佛并坐像左侧佛像。像高41 厘米，现藏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该造像高肉髻，细眉长眼，鼻高而直，两翼分明，嘴角内含，面相慈和，堪谓云冈佛教雕刻艺术中的精品（图24）。龛内壁上方有一条较早形成并横跨全龛的裂隙，刚好通过被盗佛像的发髻上端，佛头被凿离后，仍有少部分在窟壁上。所以，被盗后的佛像髻顶应有削切状的平面。另外，现存与其对坐的右侧佛像面部有呈黑色的施彩迹象，那么，被盗造像面部也应该有相近的颜色。五、结语
总的看来，云冈石窟造像被盗主要发生于1907 年至1934 年间，其中以1918 年至1929 年间最为猖獗。经调查统计，被盗造像一百余件，现主要流布于日本、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以日本为最，约占整个流失造像总量的65%。实际上流散欧美的云冈造像，多半也是经由日本古董商转卖出去的。
注释：
[1] 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3），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376 页。
[2] 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2），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78 页。
[3] 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大正藏》第14 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第552 页。
[4] 木下杢太郎著，张嘉伦译《大同石佛寺》，江苏美术出版社，2017 年，第140-141 页。
[5] 长广敏雄著，王雁卿译《云冈日记》，文物出版社，2009 年，第49 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龟兹研究院 编.克孜尔石窟与丝绸之路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08:114-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