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19年主要在遗址东部开展工作，从剖面看，文化层自遗址中心向边缘逐渐变厚。根据出土遗物判断，由上往下分别为近现代、明清、商周以及马家浜文化四个阶段的遗存，其中马家浜文化期遗存是主体。

马家浜文化房址共25座，此外发掘区内还存在大量单独编号的柱洞，应是房址的一部分。25座房址分布于整个发掘区，依据层位可将这批房址划分为三期。

马家浜文化房址航拍图（部分）

第一期房址直接打破生土，遍布整个发掘区。此时期的房址为大量密集且不规律的柱洞群，柱洞通常为直壁平底，内部填灰褐色松软黏土，夹杂细碎的红烧土颗粒，除此外诸如居住面、墙壁、灶等相关联的遗迹均未发现。

第二期房址较前段有所发展，建筑方法有了更新，发现的房址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柱洞式地面建筑，仍然是使用木柱作为房屋的主要支撑结构。部分房址的建造方法为先在地面上铺垫一层纯净的黄土以平整地面，同时抬高房屋高度达到防潮的目的。随后在这层黄土上埋设一圈木柱形成房屋支撑框架，屋内往往还设置支撑柱作为结构上的补充，在房址附近不见大块的红烧土块与红烧土颗粒，推测墙体是用芦苇、树枝、茅草等有机物作为材料。屋内少见其他设施。这类建筑以F23为例，该房址由7个柱洞与1个室内灶组成。室内空间长2.4米，宽2.5米，面积约5平方米，门道设置在南面。柱洞内填灰褐色致密粘土，室内灶位于房址中心，灶内遗留灰白色灶灰。房址下垫土内填埋大量碎陶片以及1具幼猪遗骸。该处可能是一处临时性的窝棚建筑。

另一类为纯基槽式或者基槽-柱洞式的地面建筑，这类建筑开始使用墙体作为房址的主要支撑结构，构筑出室内空间。木柱则起到辅助作用，布置在室内或者墙体转角等部位。这一阶段的基槽深度较浅，宽度略窄，基槽内多填塞黄土与红烧土颗粒。以F15为例，该房址呈长方形，长8米，宽7.4米，面积约60平方米。四面挖基槽修筑墙体，基槽宽0.4~0.7米，内部填丰富的红烧土颗粒。房址内部埋设6列共42个柱洞，排列极为规整。在房子室外东南角也发现了数个柱洞。可能是门道处的支撑。房址上堆积一层红烧土块，是房址墙壁、屋顶倒塌后的废弃堆积。

马家浜文化房址F15

第三期房址与前一时期的结构相近，但是基槽变宽加深，有些宽可至1米，同时柱洞数量进一步减少，表明此时更加重视墙体的作用，在结构上承担了主要的支撑作用。房址垫土上多有大量红烧土块，有些土块外表面较光滑，另外一些则残留有明显的植物茎杆印痕，应是倒塌后的废弃堆积。以F4为例，长方形地面式建筑，长约9.8米，宽约6.11米，面积约59平方米。东、西部各有一道基槽，基槽最宽处1.23米，北部有10个大小不一的柱洞，柱洞围合成方形，形成小套间。南部未见基槽与柱洞，应是房屋门道之所在。基槽为弧壁圜底形，内填大量红烧土块。

马家浜文化房址F4

F4基槽解剖及红烧土块上的植物杆茎痕迹

在两座晚期阶段的房址间发现了一段道路，呈西北-东南走向，两端分别叠压于三期房址F2和F5下。道路长约27米，宽3.6~4米，厚度在0.25~0.35米。路土两侧薄、中间厚，整体由遗址外围向中心方向延伸，中心方向（西北）较高，外围（东南）较低。路土经过解剖未发现明显的分层，堆积呈灰褐色，土质紧密，内含大量的陶片、粗砂砾，少量草木灰、蚌壳粉渣等。

马家浜文化道路

居住区出土器物十分丰富，依据质地可分为陶、石、骨、玉四类。

陶器以夹蚌陶为主，其次为夹砂陶、泥质陶，基本不见夹炭陶；泥质陶表面饰红陶衣的现象比较普遍。陶色以红褐色占绝大多数，灰黑色较少。晚期地层遗物以式样繁多的鼎足最常见，较典型的有足面中间安装竖向凸脊两侧按窝与仅有足面按窝两种。其次有陶釜、平底盉、匜、小罐、喇叭形高圈足豆、器耳、大口缸、羊角形器盖、网坠、纺轮、陶灶、甑等。陶釜在居住区罕见完整器，多为鋬手、腰檐、口沿等部位。鋬手可分为长扁形与宽扁形底面带凹槽两种。腰沿宽大厚重，沿边常装饰一圈按捺纹，部分在底部贴附竖向泥条。陶豆器表多装饰红陶衣，喇叭形高圈足，圈足上钻孔比较常见，豆盘存在敞口圆形深腹与多边形浅弧腹两种形制。器耳有环状与牛鼻状两种。

石器以各种磨石最多，其余有长条形石锛、石斧、石钺等器形。

骨器有骨针、骨镞、骨簪等。骨器、石锛、石钺的器表都磨制得十分光滑，石斧则相对粗糙。

玉器数量极少，仅有几件璜、管。早期地层最大的变化是鼎足数量的急剧减少几至不见，器形种类也更加简单，以陶釜的腹片、鋬手、罐腹片等居多。

遗址居住区出土马家浜文化遗物

遗址居住区出土马家浜文化遗物

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墓地三处，一处接近居住区东部边缘，为婴孩瓮棺葬区，共清理瓮棺56个；另两处为集中的聚落墓地，分别位于居住区的西南与西北侧，共清理墓葬373座。

瓮棺葬群集中分布，葬具分层置于居住区边缘的坡面上，均为平地放置，未发现挖坑埋瓮的现象，瓮棺之间有叠（挤）压。葬具皆为陶釜，均倒扣放置，其中5座瓮棺破坏严重，情况不明；其余瓮棺中仅5座陶釜的底部保存完整，其余陶釜的底部皆被刻意敲坏或损毁。部分釜中残存婴孩骨骸。葬具的种类有罐形釜、筒形釜及尊形釜三种，陶质为夹蚌或夹砂红褐陶，未见夹炭陶，腰檐以上习见涂抹红陶衣的现象，这些特点与骆驼墩遗址出土同类器物基本相同。

马家浜文化瓮棺葬群

居住区西北侧墓地共清理9座墓葬，分为两组，分别开口在⑥层下与⑨层下，两组墓葬在形制、随葬品方面无明显差别。墓葬均为单人葬，墓坑比较明显，深度不超过40厘米，墓向为北偏东。葬式中仰身直肢占多数，少部分墓葬存在人骨移位、缺失，或者拢作一堆的情况，不排除二次葬的可能性。

随葬物品较少，以石、角器为主，陶器不多，数量均不超过5件。器类包括陶鼎、网坠、石锛、石斧、玉璜、鹿角靴形器、骨簪等。石、骨、角器摆放的位置较固定，靴形器均放置在足部，石锛多放置在颈部两侧，骨梳、骨簪等饰品都出现在颅顶位置。陶器数量少，未见明显规律。囿于发掘规模的限制，这处墓地并没有被完全揭露，其北侧可能还存在更多墓葬。

居住区西南侧发现了另一处规模更大的聚落墓地。

马家浜文化墓葬区（局部）

这片区域的遗迹类型比较简单，以墓葬为主，灰坑、柱洞等遗迹十分少见，表明是一处单纯的墓地。从发掘情况看，北侧、东侧可能已到达墓地边界，西、南侧边界由于建筑的占压无法明确。目前共清理马家浜文化墓葬364座，分布十分密集，在局部区域甚至出现数座墓葬层层叠压打破的情况。墓葬以单人一次葬为主，少见合葬与二次葬。

墓葬墓向绝大多数为北偏东，少数为正北，未见其他朝向，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墓葬面向多朝上，也有朝向左、右两侧的情况。葬式以仰身葬占绝大多数，未见明确的俯身葬与侧身葬。仰身葬中以仰身直肢最多，有少量屈肢葬。墓地人骨保存较好，为体质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部分墓葬中出现其他个体的骨骼，较集中地摆放在墓坑边缘。在一些墓葬中也发现了头骨缺失或者移位的现象，从现场看可以排除埋藏后遭受扰动的可能。

墓地中层位较晚墓葬可能遭到较频繁的晚期破坏，墓坑均不明显。而层位较早的墓葬因为打破生土或者螺壳堆，墓坑十分明确。这一现象在神墩等遗址也有发现。墓地内还发现了大规模的散乱人骨，部分探方揭去表土层后便出露大量散乱人骨，无法分清个体。人骨大都保存较好，在附近地层里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玉璜、玉玦等。这些散乱人骨在表土层下分布最为集中，进入马家浜文化层后数量便大为减少，不成规模。

墓地随葬器物分为陶、玉、石、骨器四类。

马家浜文化墓葬出土器物

陶器数量很少，玉、骨、石器数量较多。纺轮、网坠、玉璜、玉玦、靴形器、石锛是墓地中比较常见的随葬器物。随葬品摆放的位置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玉玦一般放置在双耳处，玉璜位于颈部下方，腰腹部压置砺石，脚背随葬鹿角靴形器，左手处放置陶纺轮，两侧大腿边放置石钺与石斧，陶容器放置于头端或者脚端。随葬品并未因性别、年龄不同而进行严格绝对的区分，但存在一定的倾向性。在部分已经鉴定性别的墓葬中，靴形器、石钺、石锛、玉玦多出现在男性墓中，纺轮、砺石、骨簪、骨针出现在男、女性墓中的频率大致相近。这表明此时期部分器物已与特定性别形成关联。

瓮棺葬群是遗址较早的一批遗存，葬具中尊形、筒形、罐形三种釜均有使用。其中筒形釜腰檐位置偏下，另外一些陶釜的腰檐变窄退化、在其下方贴附竖向泥条，这些特点较符合骆驼墩遗址第二期的特征。居住区晚期地层鼎足形态多样，陶豆施红陶衣、钻孔现象普遍，F4基槽内的豆柄为黑皮灰陶且出现三圈凸棱，其余器物如小罐、陶盆、把手、羊角形器盖等与神墩遗址的器物比较类似，因此居住区晚期遗存属于西溪-神墩类型，时代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聚落墓地内出土随葬陶器极少，但地层内出土器物与居住区晚期地层基本一致，两者时代应相近。

环太湖地区在距今6500~6000年存续的考古学文化，在湖东岸为马家浜文化，在湖西岸则为骆驼墩文化。这一阶段的聚落材料总数已然不少，但缺乏系统性。大部分遗址囿于发掘面积，出土房址不超过10座。东滩头遗址的居住区总共发现27座房址，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均为以往发掘的马家浜文化遗址所未见，同时三个阶段房址的演变较为清晰，第一阶段的房址与溧阳神墩、宜兴西溪、金坛三星村、高淳薛城等地的早期阶段建筑形制基本相同，均采用大量密集的柱洞来组成房址的主体部分，推测应该是干栏式结构的建筑。马家浜文化晚期出现了地面建筑，但仍是使用柱洞作为主要的支撑结构，基槽短浅更接近于柱坑。东滩头第二、三阶段的部分房址以基槽墙体为主要支撑结构，少见柱洞，在其他遗址极其少见，是本区域这一阶段聚落材料的新发现。

马家浜文化墓葬

瓮棺葬位于居住区的东侧边缘，放置在遗址的⑨-⑪层上，与第一阶段房址时代相同，其北侧与西南侧均发现了第一阶段的房址。瓮棺所处区域，是一处向东低伏的坡地，地层中掺杂较多砂砾、碎陶片，水平层理特征比较清晰，可能是河滩、沼泽等水体环境下形成的沉积。从这些现象可以推断瓮棺葬区域是当时生活区的边缘，外围可能存在水体。神墩与骆驼墩等地也发现过瓮棺葬，但这些地点的瓮棺葬通常与房屋建筑与墓葬分布在一起。东滩头这种大规模独立的瓮棺葬区尚属首次发现。

两年的发掘共清理墓葬接近400座，墓地规模在同时期、同类型遗址中也是十分少见。根据开口层位可将这批墓葬分为两个阶段，时代相差不大。②层下墓葬在墓地内分布较为均匀，①层下墓葬则在西南侧更加集中，表明墓地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向西南扩展。对于部分探方出现的乱骨现象，经过现场观察与分析，我们认为这些散乱人骨的出现与后期人类活动破坏有关。这批墓葬的墓坑普遍较浅，大多数深度仅20厘米左右，加之遗址上原为村庄，建屋挖塘等行为比较常见，对于晚期埋藏较浅的墓葬影响是很大的。

墓地中器物组合与神墩遗址基本相同，常见器物如平底小鼎、陶盆、带小鋬的平底钵、长条形石锛、纺轮等均与神墩墓地中同类器物别无二致。而东滩头墓地也有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墓葬头向多数为北偏东，不见本地区盛行的东向；二是随葬物品中陶容器数量极少，而玉、石、角器占比极高。璜、玦、锛、鹿角靴形器大量使用，与神墩、骆驼墩等地墓葬以陶容器为主的习惯差别明显。这两点与金坛三星村、北阴阳营等地的墓地较为相似，因此遗址晚期阶段在继承太湖西部传统的同时也与宁镇地区史前文化存在一定交流。

作者：贺亚炳 周鑫 史骏 胡颖芳

作者单位：南京博物院 溧阳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