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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敦煌飞天到胡旋舞:安禄山与杨贵妃的“出道”才艺

摘要: 中西文明交往的历史像是一条流动的长河,文化艺术是河水激荡中跳跃的浪花。敦煌壁画中美丽灵动的飞天形象,就是丝绸之路上印度佛教文明与中国道教文化,乃至希腊文化元素,交互碰撞所激起的一朵绚丽的浪花。一.何为飞天 金庸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天龙八部》,这是一个佛教化的书名。八部“天龙”之中,就有“飞天”。只是她原本的名字叫“天人”。佛陀 ...

中西文明交往的历史像是一条流动的长河,文化艺术是河水激荡中跳跃的浪花。敦煌壁画中美丽灵动的飞天形象,就是丝绸之路上印度佛教文明与中国道教文化,乃至希腊文化元素,交互碰撞所激起的一朵绚丽的浪花。


一.

何为飞天

金庸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天龙八部》,这是一个佛教化的书名。八部“天龙”之中,就有“飞天”。只是她原本的名字叫“天人”。佛陀诞生,前来祝贺的“来宾”中就有“天人”。其真名叫作“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之神,在空中歌赞、烧香、散花、散水。傣族的泼水节就源自佛诞节。“天人”在空中飞行,被国人称为“飞天”。

“飞天”原本指神在空中散花、奏乐、歌舞时的一种状态。后来动词变成了名词,乾闼婆和紧那罗混为一体,男女不分,职能不分,合为一体,变为飞天。

敦煌飞天的形象从印度传入,与中国本土的道教羽化升天等意象相结合,慢慢通过提炼、融合,最终发展为中国式飞天。像所有的文化交流一样,它经历了引入、吸收、创新的阶段。西域风格的引入。北魏以前,莫高窟早期西域风格的飞天都是上身半裸,双手合十或散花。下身着长裙,露出赤脚,飘带宽短,缺少飘逸感。在印度、伊朗早期佛教艺术中,作为天人的乾闼婆,体肥身短,造型是典型的印度舞者“三道弯”式,衣服也很朴素,几乎没有飞动的体态。印度马图拉早期佛教雕刻中,佛光两侧各有一位表现出飞行状的天人,身体直立,一手托花,一手散花。


中原风格的掺入。北魏晚期,飞天身体和飘带都加长,身体比例夸张,飘带迎风飞扬,已经显露出中原风格的明显影响。有的洞窟的飞天,脸形已非丰圆而是修长清秀,鼻挺嘴小,面目标致。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讲究羽化升天的道教有“飞仙”的形象,如王子晋乘着仙鹤,羽化升天。受到道教“飞仙”文化的影响,促进了佛教“飞天”向体态轻盈的方向转化。敦煌石窟中还绘制了飞天与道教飞仙共存的现象。在中原“秀骨清像”的画风影响下,创造出了千姿百态的飞天新形象:有的悠闲遨游,有的跃起向上,有的双手合十,有的俯冲下方。飞天造型也是身材渐渐变长,动态飘逸轻盈。飞天所飞过的地方,香花散落,大有仙境之意。北魏后期的飞天受到汉晋画风影响,开始向女性化发展,五官匀称,眼睛秀丽,鼻唇娇小,眉毛平直,腿型修长,腿部长度甚或两倍于上身。天身上的飘带数量多达四五条,有的飘带末端形成一个尖角,向下自然飘动,营造出飞动升空的视觉效果。

西域风格与中原风格的融合。隋文帝崇佛,佛教大发展,飞天也大为流行。隋代飞天,身体弯曲幅度较大,脸型丰富,身材比例适中,灵活多姿,融合了“西域式”和“中原式”的艺术特征,形成了较成熟的艺术风格。唐代飞天艺术发展到了顶峰,外型塑造和内在精神表达都本土化了。飞天的动作轻盈舒展,神情悠闲自得。盛唐飞天进入净土变,出现了双飞天,环绕宝盖,追逐嬉戏,飘带彩云形成了旋绕的圆圈,表现出“极乐世界”的美妙气象。飞天造型趋于写实,身材婀娜,发髻高耸,面容姣好,姿态妙曼。从艺术风格上说,唐代飞天应当受到了吴道子“吴带当风”画风的影响,也显示出顾恺之铁线描画的余韵。敦煌飞天展现出秀丽飘逸与雄浑豪放的和谐统一,将中国优秀传统画法与印度题材高度融合。

这里还要提到中原地区流传的“嫦娥奔月”的故事。嫦娥飞向浩淼的月空,不靠双翼,单凭动势飞翔的衣襟裙裾。这位美丽的仙人与西来佛教中会飞的天人,在“飞”的造型上产生了共鸣。这种交互感应而形成的文化创造是最美丽的一种交融。总之,敦煌飞天的发展变化体现了古代艺术家的博大胸怀,以中国儒、道思想为主导,呈兼容的姿态,吸收异域的艺术精华,融合本民族传统艺术风格,经过不断提炼、加工,创造了充满生命力的、内涵丰富的飞天形象。


类似的例子在丝绸之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可以说不胜枚举。比如,中古时期西域传入中原的动物型装饰图案,以对鸟图案、对兽图案和有翼兽图案最典型,这类图案一般与菱形纹或联珠纹结合而对称出现,在联珠纹中最常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对鸟文绮,就是一件中原风格与西域风格完美融合的艺术品。它以极为自由的宽边菱形图样,作为四方连续的构架,菱形边线内织以中国传统的回纹图案,整个图案以对舞的双鸟和两两相对的两组卷草图案呈条形间隔展开,双鸟对舞,舞姿十分优美,采用了西域艺术中常见的绕首回望式样,鸟首并有卷草组成的飘绶,与鸟身并行。楼兰出土的汉代菱格忍冬纹文绮中也有对鸟图案,楼兰鄯善还出土过对羊纹锦和对鸟、对兽纹锦,吐鲁番发现的织锦中出现了联珠对雁纹、联珠对孔雀纹等。对兽图案常见的则有对羊、对马、对狮等图案,吐鲁番、楼兰出土的丝织物和敦煌壁画中多有反映。唐代的内地丝织物也常采用这类图案,称为“陵阳公样”,据说是由唐初四川地方长官窦师伦(封凌阳公)所创。但从吐鲁番出土的丝织物来看,这种纹样早在6 世纪就已流行西域,窦师伦最可能的角色职责是将其收集、整理和定为程式,而这也说明中国工匠在接受异域图案艺术的基础上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


又如,首见于亚述帝国的有翼兽图案,也见于汉代中原丝织物、壁画,最常出现在石雕艺术中。四川雅安东汉末年益州太守高颐墓前的石狮,是中原地区最早的此类造型。石狮四足奔腾,尾部高耸,胸旁各有肥短的飞翼。南北朝时期,有翼兽动物造型已成为流行的镇墓兽像,充分体现出本土化程度。现存六朝陵墓石刻中,南京宋武帝刘裕陵前的石麒麟,陈文帝陈蒨陵前的石麒麟、石天禄,丹阳梁武帝萧衍陵前的石天禄,南京南梁萧秀(萧衍弟)墓前的石狮子等,肋下均有飞翼。这些飞翼形态不一,或呈波形,或呈浮云状,或呈鱼鳞状钩形,都与纯粹西亚式的飞翼不同,显然已经融入中国手法。唐代帝王陵墓中,这种有翼神兽的石刻也多有表现。

更有意思的是,笔者曾参观福建泉州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在那里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石刻雕像。阿拉伯商人的墓地雕刻着佛陀面容的神祗,佛陀身上挂着天主教的十字架,佛陀腰身两侧带着希腊神话中天使般的翅膀。这是12 世纪的作品。在那个时代,欧洲正在对西亚发动血腥的东征。为了讨伐异质宗教,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上产生过许多次激烈冲突。可是在中国,这些宗教文化却彼此相容无碍,共同繁荣,互相影响,相得益彰。开封的犹太人与来华的阿拉伯人和基督徒,都能够在中国和睦相处。我们不能不礼赞中国文化的博大襟怀和宽厚的包容精神。也许,这正是中华文明即使经历多少腥风血雨的磨难,也依然生生不息的原因吧!


二.

飞天与琵琶

敦煌飞天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敦煌莫高窟112 窟《伎乐图》中反弹琵琶的飞天。这幅《伎乐图》是无量寿经净土经变的一部分。飞天本来就来自音乐女神,伎乐图中自然少不了她。琵琶这一乐器在敦煌壁画中、在各种舞蹈和奏乐场合出现多达600 余次,有手持琵琶的,有边弹边舞的,而舞姿方面有怀抱竖弹的,有挥臂横弹的,还有昂首斜弹的,或者倾身倒弹的,最绝妙的则是背后反弹的,反弹琵琶有很高的技巧难度。敦煌莫高窟第112 窟是中唐时期的作品,其中反弹琵琶的飞天,乃是来自天国的舞伎。


然而,天国歌舞却是地上歌舞的写照。琵琶这种乐器在汉代就从西方传入,最早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而“琵琶”一词大概来自波斯语中的Barbāt,汉代一度译称“批把”或“枇杷”,晋以后改称“琵琶”。传入中国的四弦琵琶直接来自龟兹,所以又称龟兹琵琶。龟兹改进西亚两弦琵琶,成五弦曲颈,不过传入中原后又被改为四弦,据宋代《乐书》称,是以法四时天地。四弦曲颈琵琶在汉代已流行于北方黄河流域,东汉灵帝时进入宫廷乐队。秦汉时期陕西地区还有一种称为“秦琵琶”或“秦汉子”的三弦琵琶,也是原产西亚、后经汉人改造的乐器。公元前2 世纪末,汉公主嫁于乌孙昆弥时,所带嫁妆即有此种琵琶,俨然已作为中国特产。唐代的宫廷和社会上的音乐演奏中,琵琶已经十分流行,白居易的《琵琶行》描写来自长安乐手娴熟高超的琵琶琴艺,给人印象深刻: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汉唐时代传入中原内地的胡人乐器,除了琵琶之外,还有箜篌、觱篥、胡角、胡笳、胡笛等。

箜篌原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000 年创制,之后传入中亚和印度,并从三弦竖箜篌逐渐发展为11~ 15 根弦的弓形卧箜篌。汉武帝征服南越后,箜篌自南亚传入中国。东汉《释名》解释“箜篌”之名时,称这种乐器是印度西南部的一个小国空国的贵族常用,所以又叫“空侯”,这正说明了此乐器来到中国的直接途径。中国乐师将箜篌稍加改进,成为一种类似瑟的小型弦乐器,风行一时。它在西汉时已经和钟、磬等中国传统乐器相并列,东汉的中国乐师还专门创作《箜篌引》乐曲。箜篌至隋唐已成为传统燕乐调中常用的弦乐器。

传入中原的簧管乐器有多种。觱篥,又有“必栗”“筚篥”等。别称,唐中期以后固定为“觱篥”。这是一种簧管乐器,也称竖笛。由西亚或印度传入中亚,汉代传入中国,东汉已在民间普遍使用,隋唐时期更频繁用于隋九部乐、唐十部乐。胡笳,似觱篥而无孔,有大小之分,传说是张骞自西域带回。东汉时还有《胡笳调》《胡笳录》各一卷,专门编集胡笳曲。最著名的是据传由蔡文姬创作的《胡笳十八拍》,流传至今。蔡文姬是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是个饱读诗书的才女。因战争不幸流落,嫁给了匈奴左贤王,生下两个儿子。《胡笳十八拍》(郭沫若说,十八拍即胡语十八首之意)描写了蔡文姬在胡地的生活,以及曹操派人把蔡文姬赎回汉地时,她与儿子生离死别的场景。唐代著名诗人李颀有诗云:“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这里的董大,就是唐代著名音乐家董庭兰。又有吹鞭,也属于笳之类,状如鞭。原是匈奴、楼烦牧马之号,长期作为军乐的主要乐器。另说吹鞭即胡笳,胡角又名“横吹”,亦是来自西域的乐器,与鼓一起组成另一类军乐,是横吹乐的主乐器,其强大的声响被认为有惊退敌军的作用。西汉音乐家李延年等人,曾据胡角原曲改编出配乐“鼓角横吹”。隋唐时期的高昌乐中,胡角成了牛角形的铜角,宋代改用皮革、竹木制成,在民间则逐渐演变成鼓吹乐中的大喇叭,又称号筒。有种说法称“横吹”即为横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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