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者：陈煜来源：《学习时报》（2021年11月26日 第3版）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图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文明就已经摆脱了野蛮蒙昧的状态，进入了先进发达之境。我们常常说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由多元走向一体，并且在一体的基础上保留精彩纷呈的多元形态的最重要的时期，恰恰就是先秦。至战国末期，遂形成 ...

作者：陈煜

来源：《学习时报》（2021年11月26日 第3版）

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图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文明就已经摆脱了野蛮蒙昧的状态，进入了先进发达之境。我们常常说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由多元走向一体，并且在一体的基础上保留精彩纷呈的多元形态的最重要的时期，恰恰就是先秦。至战国末期，遂形成齐鲁、三晋、楚越这三大核心文化圈，它们齐头并进，彼此交融，最终形塑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故我们说先秦文化，其潜德幽光，乃大兴于后世。

先秦文化蕴藏着中华文化的原始基因。先秦时期创造的灿烂文化，无论是在思想传承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上，都给后世留下了可资借鉴和利用的资源，且能常用常新。而且，先秦文化具有十分强烈的超越色彩，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如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就论道：“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三代”固属先秦，但黄宗羲论述的目的，并非讨论先秦之法，而是用“作为方法的先秦”，来构建他心中理想的法制。与此相类，中国历史上许多“托古改制”者，其理论依据，亦大多来自先秦特别是“三代”。可见，先秦已经超越“历史”范畴，而进入到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之域。

我们可以说，中国思想文化核心精神，基本都奠定于先秦之时，举起要者又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礼教中心。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最重礼教。礼的发达也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标志。先秦时期，时人对礼的认识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如公元前517年，郑国的子大叔与晋国执政赵简子论礼时谈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礼被视为立国和成人之本，应该已经成为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准则。

其次，义务本位。无论是礼还是由其派生出来的刑，都要求人们承担一定的义务或责任，先秦典籍中对此说得也非常明白：“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当然这个义务或责任，既是法律上的，更是广义的道义上的。义务本位，就是中国文化中，十分强调个人对他人及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个义务本位的最高体现。

再次，家族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信奉家国一体，国乃家的放大。社会生活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故对于破坏家族和谐的行为，甚至不惜以严厉的刑法来惩治。比如后世法典就规定“不孝”为十恶不赦的重罪。而这个观念同样自先秦即启其端，如《尚书》云：“王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将属于家族伦理的“不孝不友”，视为治国理政的极则，充分说明了家族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意义。

最后，民本对待。中国文化强调民本，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远神近人，历来治国理政者视人民的福祉为重，而不乞灵于超现实的神祇；第二，也是最为突出的，则是将人民视为国家的财富、立国之根本。《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语，可视为传统民本思想的最强音。立足于现实人生，崇尚人文关怀。

以上四者，不过略举大端，但它们已经深深渗透到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当中，至今不绝。而这些思想，都是发端或者成型于先秦之时。因此我们可以说，发达的先秦文化，蕴藏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要想理解中华文化，必得上溯到先秦。

先秦文化奠定了中华文化区系“条块”融合的基础。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条块说”，将全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分别为以燕山南北长城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它们共同构成了整个中华文化圈，而在各自的区系中，又有核心文化区和边缘文化区。

不同的生态环境，不同的内容的生产活动，不同的文化传统，这是形成不同文化区系的根本原因。而每个文化区系自身发展所形成的文化特征决定了每个文化的性质。不同文化区系边缘地区，是文化的过渡区。过渡区的文化受相邻地区的文化影响，较之于核心区要大得多。文化的融合，首先就是从这个过渡区开始，逐渐进入到各个核心区的。诚如苏秉琦先生所云：“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若将一个“点”状的考古学文化视为一颗星，那么自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三代，整个中国文化就呈现出“满天星斗”的情景。

各文化区系发展并不平衡，中原、东方和北方率先发展起来，随后东南部、西南部和南部渐次跟上。而“中国”的形成过程，就是各文化区系不断交流和融合的过程。最初居于中原的区系将自身视为“中华”或“华夏”，而将四周的其他区系视为“四夷”或“夷狄”，于是有了空间上的“华夷之辨”。其后随着各区系交往的频繁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中华”的范围日益扩展，乃至超越了地域和种族的范畴，成为一个文化上的概念。至西周时期，夷夏之别，已经转化为文明和野蛮的区别。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个区系，无论属于哪个部族，若能恪守中华普遍奉行的礼义，重视对天下对国家的责任，维护家族和谐，对他人秉持人道主义的对待等，那么这类人，就可以称为“中国”或者“华夏”。所以“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孔子视保存中国文化为第一要义，所以他虽然不赞赏管仲用霸道治国，但依然承认管子“尊王攘夷”的贡献，原因在于“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同时他又有感于向来被视为后劲不足的夷狄，倒还能守礼担责。而中原诸国，却礼崩乐坏，于是他沉痛地感叹：“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子此处说的“王”“夷”，都不是实指人或者部族，而是以礼义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而至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之世，在虞夏时期被视为东夷部落的北方、东方文化，早已经进入儒学昌明的齐鲁文化之境，为两周礼乐文化的经典代表。

所以，正是以礼义为核心的先秦文化，承担起了融合各文化区系条块的重任。各文化区系互相影响，亦存在后进文化颠覆先进文化的情形，古籍所谓“蛮夷猾夏”，即指此义。文化发展伴随着夷夏之辨，最初互为消长。但是最终的发展趋势，则是先进的文化逐渐占据上风，影响和改造了后进的文化，继而将小的文化区系融成大的文化区系，在“夷狄进至于爵”的同时，“中国”也日益扩大并巩固。

“以夏变夷”促成三大文化圈的形成和融合。以文明程度来分辨华夷，以此为视角，则三大文化圈的形成和融合，乃是一个“以夏变夷”或者说是“中国化”的过程。三大文化圈在战国时期最终形成，至末世，则融合成为一体的中华文化。所谓三大文化圈，一是齐鲁文化，如上所述，是由六大区系条块中的东方和北方文化融合发展而来，直承西周礼乐文明，以儒家文化为最盛行；二是三晋文化，是由六大区系条块中的中原文化发展而来，中原文化发达最早，源远流长，于治政理刑经验最富，故以法家文化为最盛行；三是荆楚（楚越）文化，是由六大区系条块中的东南部、西南部、南方文化发展融合而来。此地文化迥异于北方，最初巫谶文化盛行，后因与北方地区长期交往之故，于是巫谶文化中逐渐增入人文理性内容，最终以道家文化最为盛行。

但不管是在这三大文化圈内部还是之间，“以夏变夷”是最为普遍的文化演进方式。在春秋时代，尚存在着“尊王攘夷”的呼声。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夷夏”高下之分，已经不足辨。孟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可见先进文化取代后进文化，已经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先秦儒墨道法诸家，皆是有理论有担当的思想体系，对自然与社会、人生和人心都进行了体系化的思索，无一例外皆博大精深。代表着“华夏”文化的精华，皆是先秦文化关于礼义、责任、家族、百姓诸核心命题的进一步深化。其面临的社会情势和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社会该如何治理，人心该如何安放才至妥帖。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圈内，各自的侧重点或者方法论不一样。齐鲁文化圈，主要就主张通过礼义教化实现治理；三晋文化圈，主要就主张通过政刑法制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至于荆楚文化圈，既不主张礼义教化，又不主张政刑法制，而采取一种相对消极的“与民自化”的措施，实现社会的自然进化，也都促使这三大文化圈各自向四周扩张其影响力。

以夏变夷，固然是一个先进文化影响后进文化的过程，同时也可视为同等程度文化相互吸收借鉴的过程。这个过程，就体现了文化的融合。事实上，以上三大文化圈任意一个，皆不是单一纯粹的文化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交流从未间断。诚如严耕望先生所云：“儒、墨、道、兵各即其地位中心向外传播，墨学西北传入三晋，影响名家之兴起，南传而为别墨，亦与名家为近。儒、道西传三晋，助成法家之兴盛；东传至齐，道衍为黄老，儒则颇与阴阳合流……”法家在未能吸收儒、道精华之前，可目之为“夷”，儒、道西传三晋，则可视为“用夏变夷”，最终使得法家学术更上层楼，充分体现了文化圈或者文明的融合。

总之，如苏秉琦先生所云：“到战国末世，夷夏共同体重组的历史使命已大体完成，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社会基础。”三大文化圈的形成与融合，亦可视为夷夏共同体重组的大体完成，这得拜以讲求礼义、倡导责任、注重家族、强调民本为主要特征的先秦文化所赐。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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