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1年11月20日，由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联合主办的“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东亚古代都城系列论坛之建康与洛阳：考古工作者的对话”在南京秦淮区大板巷55号三楼会议室隆重开幕。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江苏第二师范学 ...

　　2021年11月20日，由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联合主办的“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东亚古代都城系列论坛之建康与洛阳：考古工作者的对话”在南京秦淮区大板巷55号三楼会议室隆重开幕。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南京博物院、洛阳关林管理处、南京市文物局、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及学生参与了本次学术活动。

　　此次论坛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王志高教授主持，采取主题发言与提问讨论相结合的方式，与会学者畅所欲言，论坛时长近4个小时。期间还有场外学者通过语音视频连线方式参与对话，结合会议主旨发表观点。

图片论坛讨论现场

　　论坛正式开始前，与会学者来到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评事街以东绒庄街以西地块古代遗存”考古发掘现场参观。在听取主持发掘的领队王宏先生介绍目前发掘进展及主要收获后，众人步入发掘现场，围绕六朝时期夯土基址，兴致勃勃地考察一处埋葬有铜器、瓷器的祭祀坑，就器物年代发表看法，还试图联系六朝建康城市空间格局与历史地理分析遗址性质。参观结束后，与会学者来到论坛会场。

与会学者在工地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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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伊始，王志高先生首先介绍了议题缘起与议程设置。他表示此次论坛的诞生既是“兴之所至”，又“自有其来”。在古代历史上，有两座城市与南京渊源密切，一是北京，一是洛阳。作为中世纪的两大古都，洛阳与建康相互影响。在魏晋南北朝前期，洛阳对于建康城市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一阶段后期，建康亦对洛阳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王志高先生长期用心南京六朝建康城市考古发掘与教学科研，对此深有感悟，一直希望能促成洛阳、南京两地学者的对话与交流，恰逢长期投身汉魏洛阳城考古一线，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钱国祥先生日前莅临南京参观考察。借此机会，在王志高、钱国祥先生的倡议之下，“建康与洛阳：两地考古工作者对话”这一议题得到了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主要负责人及诸多专家学者的热烈响应与积极支持，迅速拟定了会议日程并积极筹备，在短时间之内集合了南京、洛阳等多地的众多学者与会，他们中有的对于六朝陵墓有深厚兴趣，有的专攻建康城市考古。这种相互交流切磋的模式为未来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洛阳——建康两地考古历史学者之间的对话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开端。

王志高先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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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国祥先生随后发表了感言。他亦感受到此次与会所见的老朋友与新朋友的热情，正如洛阳与建康两城的关系一样，有缘分又有友谊。这种对话可以促使两地学人在学术上相互支持，吸取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推动学术研究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形成的重要阶段，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特定时期的最后坚守。洛阳与建康是这一时期中国南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研究洛阳必须要了解建康，反之亦然。老一辈的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已关注到这个问题，今日能与大家一起研究探讨更是难得的机会与缘分。南京地区的考古工作者与相关学者为此次会议提供了诸多田野考古与文献两方面的成果，构成了交流学习的基础，大家能够从中汲取营养，获得新材料。

钱国祥先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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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会议主办方之一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龚巨平先生在发言中感谢钱老师对于南京六朝考古工作的关心与指导，同时表示建康与洛阳历史联系密切，洛阳地区的城市考古工作是南京地区考古人学习的典范，值得深入考察借鉴。他表示此次与会是一种幸运，南京六朝考古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在如此深厚学术基础与材料积累的情况下，能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将使得未来六朝建康城市考古工作更进一步。

龚巨平先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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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是会议主办方之一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主任刘兴林先生指出，此次会议的规模显示出与会专家学者对于会议话题的兴趣。此次会议主题很有创意，将两座古城联系起来进行观察，将南京学者了解颇深的建康城市与汉晋以来具有特殊地理、政治形势的洛阳进行比较研究，使得南北方代表之间的交流互动更为清晰。刘兴林先生发言后，会议正式进入对话交流环节。

刘兴林先生致辞

　　王志高老师首先就建康都城相关问题与钱国祥先生对话。王志高老师提出自己个人对于建康城市发展分期的看法：第一时期为孙吴至东晋苏峻之乱；第二期为苏峻乱后王彬主持都城建设至齐高帝建元二年（480年）重新规划都城，建康城市格局经历了巨大改观；第三期为建元年间以后。王志高先生认为第二期值得特别关注，这一时期建康都城经过重新规划，从规制、规模到道路、城门名称等都与洛阳有着巨大相似之处。建康都城规划无疑参考了洛阳城市布局。而作为建康城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朱雀门，其渊源是否与洛阳有关？位于建康城国门与都城南部正门之间的朱雀门的性质到底为何？王老师就此提出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疑问来自诸多学者针对建康都城空间的不同复原，建康都城平面形状与北界长期众说纷纭。王老师认为，建康都城正门宣阳门与朱雀门之间的空间可能属于都城核心部分，当时规划在“周二十里十九步”的范围内，建康都城平面形状似乎类似后世都城（皇城）的“凸”字形。

　　钱国祥先生认为，朱雀门是四神、四方体系的产物，作为皇城正门存在，以唐代长安城最为典型，东汉洛阳城中的南北宫宫门亦与四神体系相配合。东汉洛阳城情况十分特殊，城内存在南北两宫，共有七个宫门，其宫门司马门的名称来自管理宫门的官职，在《汉书·百官志》中有明确记载。在现今复原成果中将东汉洛阳城南宫南移，明确“南屯司马”官职管理南宫南门及平城门后，能够使得各个司马官职与宫掖门一一对应，对以往东汉洛阳城复原中存在的与文献有所偏差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钱先生指出，东汉洛阳南宫的南门没有明确记载为“朱雀门”，在汉魏洛阳城中朱雀门被认为是北宫南门，相较于南宫东门称之为苍龙门，南宫北门为玄武门，明显与四神体系不吻合。这一现象的形成可能与南北宫修建时间及地位发生变化有关。与西汉皇太后长居长乐宫、皇帝居于未央宫的格局有所不同，东汉皇太后居南宫可能促使汉明帝修建北宫，使得北宫的正门变为朱雀门，也是后代宣阳门变为皇城正门。

　　钱国祥先生接着谈司马门的相关问题。东汉洛阳城南北宫门的“司马门”称呼极大影响了南北朝时期宫门正门的名称，如建康城宫门正门即名“大司马门”。司马门之名新出现于曹魏时期魏文帝新修洛阳宫以后，在曹操修建始殿之后，曹丕修洛阳宫城北部，魏明帝修昭阳、太极殿及总章观，这些建筑及规制大多与南朝建康城相对应，并可以与邺南城相参照，此时洛阳宫城的南门有司马、阊阖二门，司马门当是延续东汉北宫之朱雀司马门。司马门对应朝堂、阊阖门对应太极殿的规制至建康城仍被继承下来。

　　王志高老师提出，有不少学者认为，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北魏洛阳城城市格局有可能一度模仿了建康城，故想请教钱国祥先生：建康朱雀门的设置对于北魏是否产生影响。

　　钱国祥先生不认为北魏洛阳都城完全模仿南朝建康城。北魏洛阳都城规划更多参考了中原曹魏西晋以来旧有的布局。经历西晋末年以后的长期战乱，虽然洛阳城曾经的地表建筑大量损毁，但基础仍然保存，后来者可以对其规制进行学习，北魏洛阳城中轴线及两侧建筑布局基本延续曹魏西晋的传统。同时北魏洛阳城也有学习南朝的方面，更多体现在对于南朝都城地面建筑形式的模仿。迁洛之后的北魏皇帝并不熟悉汉晋以来从宫殿形式以至于衣冠服饰的一整套典章制度，出于对汉文化的尊崇，有必要向南朝学习。但自曹魏西晋以至北魏洛阳城，都不存在朱雀门。针对建康城宣阳门与朱雀门间以驰道沟通，两旁设置高等级建筑，及其与都城核心部分的关系，钱国祥先生结合汉魏洛阳城中的“三朝”规制作以说明。文献记载东汉洛阳城南宫东门有苍龙门，北宫正门朱雀门外有大阙，三公府（太尉、司徒、司空）布置于苍龙门大阙外，这说明东汉时期的外朝在东门之外，其后随着皇帝迁移至北宫，位于北宫之东的尚书省地位提高，并被曹魏之后包括东晋南朝在内时代所延续。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的张学锋先生在发言中认为，杨宽、宿白等老一辈学者强调汉文化的正统所在，认为建康城市规划极大影响了北魏洛阳城，这一观点导致之后的研究产生了某些偏误，直至近些年的著作表述依然如故，多援引《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所记北魏孝文帝派遣蒋少游至建康考察宫殿之事，以说明北朝都城有意模仿建康，现今汉魏洛阳城的考古发现对这一历史观多少有所动摇。同时苏峻之乱后重新规划建造的建康城作为魏晋洛阳城的翻版，其平面布局在当时不会有太大改变，但在之后的使用时间里，南北双方的都城当按照各自的需要发生一定的变化。咸和五年建康城规划的主持者王导，实际规划人王彬都有在洛阳城长期生活的经历，这一时期对于城市的规划当时模仿洛阳为主。建康城对于北方中原都城产生影响发生在隋唐统一以后，更多发生在制度层面。隋炀帝在灭亡陈朝后至毁灭建康城之间的三个月间在建康城处理善后，建康城的规模很可能给他留下一定的印象，且被带进此后东都洛阳的规划建设中，在考古发现中亦能得到印证。故建康一开始模仿洛阳，300年后影响新的洛阳，是两座城市关系总的线索。张学锋先生还援引日本平城京的例子认为，朱雀门作为宫城门或皇城门还是郭城门并无一定规律可循，朱雀门的设立可能与都城城门设置的一般原则不同，其渊源来自朱雀桁（大桁）。

张学锋先生发言

　　钱国祥先生比较认同张先生提出的朱雀门渊源的观点，并和汉魏洛阳城进行了比较。洛阳城亦有与朱雀桁相似性质的洛水浮桥，此桥于文献中虽并未明确记载周边有门存在，但桥两端共安放四座华表，以作为出口或是重要界域的标志。汉魏时期经过华表即进入“国”的范围之内，这与朱雀桁的功能和性质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位于朱雀桁的朱雀门作为南朝的独特创造，又将太庙太社等高等级礼制建筑安置于朱雀门北，可以与洛阳城将同类建筑安排于宣阳门北作比较，能看出建康朱雀门与魏晋洛阳城宣阳门的对应关系。北魏洛阳城修建的外郭城，与东晋以后建康都城都采用“二十里”见方的规制，可能是北方受南方影响所造成的。

　　同样来自南京大学的吴桂兵先生在发言中提出应该对于南京六朝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做一些冷静的反思，这种反思在南京城市考古爆发式发现的大背景下尤为必要。在考古工作中应该注重考古材料获取的完整性。考古材料的获得不仅要更加科学规范，同时也要注意与材料相关联的遗迹、遗物，在综合的考古学背景下审视所获得的考古材料，另一方面对于考古学研究中文献的使用应更加客观。考古研究包括遗物、遗存、遗址、区域系统等多层次、多维度，但在当前的一些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对于对象的关注还停留在遗物阶段，没有系统的考古学思维来公布、研究材料，导致材料信息的缺失，给后续的研究工作造成很大的困扰。他随后谈到了文献利用的问题。考古研究提倡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在利用文献时应秉持审慎的态度。在现实考古研究中，存在着有意识利用文献的做法，对某些文献证据避而不谈，这一现象值得历史时期考古研究者思考。他最后鼓励考古研究者关注前沿难点问题，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以及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反思与努力，为六朝考古研究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起点与未来。

吴桂兵先生发言

　　以视频连线形式参与本次会议的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先生讨论了洛阳与建康关系在各个时期的变化，为我们勾勒了两地互动交流的宏观图景。贺先生认为建康、洛阳关系的第一个时期为三国时代，曹魏都城洛阳与孙吴都城建业在文化上存在同源关系，都继承了二里头文化以来直至东汉洛阳作为文明中心的遗产，当时还处于草创期。但必须注意到这一时期建康、洛阳两座城市地处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各自发展出不同的城市模式。曹魏洛阳城在继承东汉时期城市格局与建筑风格的同时，产生了独特的建筑材料。孙吴也在继承东汉遗产的同时复兴了长江中下游的地域文明，还建构出一定的特色，如建业城市中轴线的走向、瓦当、瓷业、丧葬制度、宗教习俗等，体现了对于东汉遗产一定程度上的的扬弃。洛阳与建康关系的第二期为东晋时期，突出表现为文明中心的南移。在洛阳地区积淀两千年的文明东移至南京，促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与南朝建康城的形成，建康城一方面继承孙吴的遗泽，同时吸收了洛阳晋文化的精华，表现为太极殿与台城制度、都城道路与门名以及陵墓丧葬制度等。这一时期的建康文化可以视为洛阳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晋文明的延续，获得了周边政权的承认。在继承中，东晋建康城又有所创新，瓷器、瓦当类型与工艺都出现变化。第三个时期为刘宋至萧齐时，萧齐作为南朝文化发展形成的重要时期，在都城建设、建筑材料、陵墓制度、艺术、宗教等各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促成了后世萧梁南朝文化高峰期的出现。第四时期为建康、洛阳南北双雄并峙的时期，处于南方萧梁朝代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四十年间，构成了南北两朝两个文明高峰。梁代的建筑材料、佛教造像、钱币生产、陵墓制度等各方面均卓有成就。孝文帝迁都洛阳至东魏天平元年（534年）迁都邺城，东魏元象元年（538年）东西魏大战于河桥，再次对洛阳造成严重破坏。北魏洛阳城继承西晋空间格局所创新的里坊制、三重城郭、佛教建设影响深远。这一时期文化交流频繁，梁代发现了洛阳瓦当的风格，洛阳龙门石窟可以看到南朝化的现象。大统一的萌芽在交流中孕育，北朝在学习南方青瓷后发展出白瓷体系，南北方在海上与陆上两条丝绸之路上实现了中华文化的传播，为未来南北统一打下了基础。第五个时期为陈朝，这一时期建康体现出衰退的迹象。建康都城风貌、瓷业系统及陵墓文化都衰退了。洛阳这一时期更为凋敝，北齐河清三年（564年）北周北齐洛阳之战中，北齐仅凭借金墉城据守。洛阳在隋朝初年更为衰败，建康亦在隋灭陈后破坏严重。贺老师认为对建康与洛阳都城地位、文化继承与发扬、双雄并峙时期的文化交流等都可以进行深入研究。

贺云翱先生以视频连线方式发言

　　南京大学的周学鹰先生从自身古建筑研究的学术背景出发，围绕会议主题谈了一些感受。他首先表达了对于会议地点所在地，即历史上的南捕厅地区的特殊情感。在城市开发进程中，这一区域许多古代建筑在诸多学者的推动下得以保存，但仍有不少遗珍消失了，令人感叹坚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理想的不易。周老师受业于最早提出建康宫城位于今南京大行宫地区的老一辈学者郭湖生先生，对老先生为城市史研究矢志不渝的情结深有体会。从古建筑考古角度，他提出应该注意城市平面形状与城市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文化寓意之外，古代城市方形平面格局有利于土地最大利用率的实现，而不同形状的宫城除了在土地、交通的利用上有不同表现，还需要考虑安全因素。在建康都城建筑复原时，应考虑到这一时期西晋洛阳城的巨大影响，为表现文化正统性所建设的官式建筑与当地固有、保存至今的民居建筑可能存在很大区别，须加以区分。另外，各个时期社会经济状况也会作用于建筑形制。汉代相当活跃的社会经济造就了百花齐放的建筑造型与工艺，斗拱造型千变万化，至六朝时期，斗拱造型呈现成熟化、模式化的趋向，可能与当时被迫采取标准化建筑构件生产工艺有关。这些关键点有必要在今后的建筑考古与复原工作中加以注意，促进建筑考古与考古研究的结合，以丰富考古材料内涵。

周学鹰先生发言

　　来自山东大学的高继习先生结合山东地区与洛阳及建康两城市的关系以及自己的研究方向发言。他提出山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因素受南北都城影响很大，在当地考古工作中参照“长安模式”“洛阳模式”作比较曾成为一种习惯的方法。山东地区在刘宋与北魏长期对峙与战争过程中，南北方文化交错，留下大量文献记载，墓葬形制也可以与建康地区进行比较。南方文化对北方的影响可以在山东地区找到一些踪迹，包括青州造像与南方的联系值得进一步探讨。他认为中古时期建康城作为中心文化向周边辐射，某些洛阳因素可能经由建康地区改造传至山东。他进一步谈及自身感兴趣的佛教考古内容。中国最早的仿横穴式地宫为麟德元年（664年）建成的法门寺地宫，对于中国北方舍利地宫形式产生很大影响，但在江南地区至今未发现横穴式地宫的例子。到底是何种因素造成南北方舍利地宫形制的分野，今南京地区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需要我们更深入的思考。

高继习先生发言

　　龚巨平先生接下来就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正积极开展的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发掘工作遇到的一些问题求教于钱国祥先生。他提出目前所见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中的建筑基址“地宫”遗迹，与此前所见北朝时期佛塔地宫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舍利函瘗埋方式也有区别，想请钱国祥先生就此问题进一步解读。

　　钱国祥先生提出中原地区北朝佛塔地宫结构与建康之间有相似的地方，又存在差异。差异产生的原因可能与地势及气候有关。南朝、新罗及日本所在区域由于地下水位较浅，多为砂石地基，与中原在深厚黄土中所筑基础有区别。故北魏洛阳城永宁寺地宫可称之为竖穴式地宫，深入地下；西营村则表现为横穴式，以台阶连通地下石函。西营村建筑基址“地宫”遗迹建造过程相对清晰，即构筑基础后挖掘横穴式坑，再埋设石函，埋设同时还伴随举行仪式（可以与文献中洛阳永宁寺奠基仪式的记载相对应），石函中放置舍利后整体封护。新罗皇龙寺遗址地宫以宽达十米的巨石覆盖于石函之上的作法，可能也与地基处理方式及背后的气候地理因素有关。

 

　　来自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王宏先生在接下来的对话中，对建康城市布局与中轴线问题求教于与会专家。他提出六朝建康城经历了多宫城制向单一宫城制的演变，在持续多年的建康城市考古中，似乎逐步揭示了孙吴时期苑城、昭明宫及城北渠的大致重合关系，甚至和后来的建康宫城有重合的可能。这种传承关系还体现在城市中轴线上，2003年至2006年，在南京图书馆新馆与大行宫新世纪广场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相互叠压的道路遗迹，一度被认为是建康城中轴线，王宏先生提出此中轴线的存在是否有上溯到孙吴时期的可能？

王宏先生发言

　　王志高先生补充交代这一道路在台城内部，与建康城中轴线关系较小，他认为孙吴时期建业城中轴线当不止有一条，包括太初宫、昭明宫、苑城与朱雀门相联系的道路肯定不是重叠关系。昭明宫与苑城并非重叠关系，昭明宫当位于苑城外围。孙吴时期建业城中轴线可能有所转移，从早期朱雀门至太初宫之间，到孙皓时期昭明宫南门至朱雀门之间的变化值得进一步研究。东晋苏峻之乱后所规划的中轴线为台城正门大司马门至都城宣阳门再到朱雀门，同时阊阖门外的南驰道也可能与中轴线有一定关系。钱国祥先生以汉魏洛阳城中轴线分布情况加以补充。汉魏洛阳城中存在司马门至朝堂与阊阖门至太极殿两道中轴线并列，曹魏西晋洛阳城铜驼街中轴线也存在一定的偏移。

　　张学锋先生从文献材料出发对建康都城中轴线与宫城的继承关系做了介绍。孙吴时期太初宫虽然规模较小，但南门外仍有一条向南通往朱雀桁或竹格桁的直路，《建康实录》所记载的“古御道”或“西御道”具体所指值得讨论。此时期禁苑（苑城）规模宏大，太初宫和孙皓时期于禁苑西南截取一部分所建的昭明宫规模都较小，两宫东西并列，从苑城南门向南延伸的格局雏形开始形成。后世把苑城整体改建为宫城，苑城南门变为大司马门，形成了新的中轴线。南朝刘宋孝武帝修直道后，原先所修道路可能均有保存，但中轴线只存在一条。至唐朝随着皇城的营建，单一中轴线形成，可见单一宫城制与中轴线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

　　接下来，来自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陈大海先生结合近年考古发现，就建康城的城市布局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他首先指出，南京是一个历代叠压型的城市，因此对建康城的发掘只能是“见缝插针”式的，这也导致了相关资料的碎片化和迟滞性，使得相关研究进展较为缓慢。但他同时指出，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上看，建康城在礼制上整体继承了汉晋洛阳城的规范，这在王志高教授和张学峰教授的相关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至于建康城的整体格局，陈大海先生认为其四至范围和功能区早在孙吴时期就已通过水系固定下来，其北界为潮沟，东界为青溪（东渠），西界为运渎，南界为秦淮河（朱雀门）。此外，近年的考古发现表明建康城内的“路”和“沟”是相互结合的，有“路”必有“沟”，据此他提出建康城内的水系就相当于北方的路网结构，只要掌握了这些水系，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建康城的坐标系。最后，他也就朱雀门问题进行讨论，认为朱雀门性质确实值得推敲。

陈大海先生发言

　　钱国祥先生指出，朱雀门的设置跟“天子五门”密切有关，很可能是“五门”之一。至于朱雀门周围有无城墙这一问题，王志高先生指出，前辈学者多认为朱雀门周围没有城墙，但他近年有了新的认识，怀疑朱雀门两侧可能有墙，但目前仅是从文献中得出的推断，还没有发现关键性的考古依据，因此他希望这一问题能在新一代的一线考古学者手中得到解决。此外，张学峰先生亦对朱雀门的性质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朱雀门之名源自朱雀桁，其位于秦淮之滨，有秦淮河作为天然屏障，无需单独筑墙，故朱雀门的真实性质应是用以收税的税门。

　　来自洛阳的著名碑刻研究学者赵振华先生通过微信电话线上参与了此次论坛。赵先生认为，东晋南朝是西晋的士大夫们“衣冠南渡”而建立的政权，自然继承了中原的文化和礼制，所以在城市布局、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上都与东汉、西晋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接着，他从墓志、买地券和石刻艺术三个角度入手，对其观点进行了论证。首先从墓志上看，南京出土的谢鲲墓志上称其为“假葬建康”，旧墓在今河南荥阳，可见当时的士族还是希望归葬中原。同时，且其书法风格也与洛阳地区墓志相近，可见两者间应为传承关系。再从买地券上看，东汉时期的买地券虽少，但形制多样，且多出土于洛阳附近的中原地区，南京地区的买地券则主要出自东吴以后，因此买地券也是东汉后期由洛阳传至建康的一种丧葬文化。在石刻艺术方面，南京六朝石刻中的有翼神兽形象在洛阳周边亦有发现，如洛阳曾多次出土东汉时期的天禄、辟邪等石刻，亦有北魏时期的有翼石狮存世，南阳东汉宗资的辟邪也常被相关学者视作南京地区同类文物的母本。此外，南京萧景墓神道石柱与洛阳韩寿墓表的形制也十分相似，不同处在于萧景石柱上的纹路为圆柱形凹槽，韩寿墓表则为圆柱形凸棱。最后，赵振华先生指出，建康和洛阳两京之间的历史文化比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希望相关研究在日后能有新的突破。

　　随后，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刘可维先生发言讨论了建康城的研究现状。他指出，建康城的第一代研究者至今仍活跃在学术舞台上，并不断提出新的创见，反观年轻一代的学者却鲜少能听见他们的声音，似乎在学术传承上存在一定的缺环。但洛阳的情况则不同，当地常设有多支专攻城市考古的队伍，故而有着完备的传承体系，能将历代考古工作者的学术成果稳定地传承下去。因此，刘可维先生希望南京的考古也能建立相应的机制，以将建康城的研究传承下去。

　　接着，来自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的邵磊先生就南北方石窟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首先介绍自己曾于90年代末对栖霞山千佛岩石窟做过专题调查，其时学界主流观点均认为南方的佛教艺术对北方佛教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而考察发现千佛岩的佛教造像确与龙门石窟中的北魏造像十分神似，故主流学者亦以此为龙门石窟受栖霞山石窟影响的有力证据。但邵磊先生通过实地调查和梳理文献，得出了与主流观点完全不同的结论，即栖霞山石窟的营建受到了北魏龙门石窟的影响。他指出，据文献记载，梁武帝天监十年（511年），临川郡王萧宏曾对栖霞山千佛岩石窟进行过一次大规模修缮。他根据文献推测，此次修缮不仅是对千佛岩的简单重装，可能还涉及结合当时新风尚的一些改制，而这些改制很可能就受到了龙门石窟的影响。此外，千佛岩石窟与龙门石窟规模相差过大，邵老师认为其尚不足以对龙门石窟产生剧烈的影响。

邵磊先生发言

　　之后，来自南京博物院的马永强先生分享了下邳城遗址近年的发掘成果。他首先指出，据文献记载，东汉和西晋时期下邳地区曾是下邳国的封地，东晋南朝时期的北府兵也起源于下邳。此外，2015年发现的煎药庙西晋墓地亦位于下邳古城的范围内，这些资料都证明下邳城在东汉魏晋时期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从近年的勘探和试掘情况来看，下邳城遗址可分为一个大城和一个小城，其中小城位于大城西南角上，它们之间有着互相打破的关系。马永强先生指出，根据考古材料来看，大城的年代应为汉代，小城的年代则从魏晋延续到明清，同时大城和小城之间的地块也没有发现除汉代外其他时期的地层，故下邳城的城市发展应该是由大而小的。通常来说，一个城址的发展在规模上应该是越来越大的，但下邳城的发展情况却截然不同。对此，他给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下邳城规模的演变应该与其政治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下邳城最早是指西汉初期楚王韩信治下的下邳，而后又改为徐州刺史部的治所，东汉和西晋时期则为下邳国，但到了西晋以后，下邳地区逐渐分为多个县，划归各个行政区域分属，下邳城的规模自然也就随之缩小了。

 

马永强先生发言

　　自由提问环节，与会的青年学子就魏晋洛阳城新发现的相关问题向钱国祥先生求救，钱先生一一予以了耐心解答。

与会学生代表提问

李天石先生会议总结

与会部分学者合影

　　最后，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李天石先生对此次论坛做了总结。他首先感谢与会的各位学者，并高度评价了此次论坛，认为大家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新观点，再次拓宽了建康城的研究思路。他说，中古时期的建康、洛阳两个城市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但两地学者以前多是各自为战，相互间缺乏交流，今天的会议则提供了一个对话平台，使得两地学者第一次坐在一起，就相关问题互相讨论，并提出不同的见解，共同促进学术发展。李先生特别指出，这次会议中关于两地文化互相影响借鉴的问题涌现了诸多不同观点，新、老两代学者都在同一层面上进行讨论，大大加深了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这体现了一种学术的平等，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同时也指出，此次会议时间有限，很多问题还停留在讨论阶段，需要继续积累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他提议，以后要定期举办这样的专题会议，为两地学者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文：赵五正、马健涛 图：裴世东、马陈城、马健涛）

（图文转自：“南师文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