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产物，多数华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龙在我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中为第五生肖，与白虎、朱雀、玄武并称为“四神兽”，又与凤凰、麒麟、龟一起并称“四瑞兽”。在中华古代神话传说中，龙是神异动物，是行云布雨的天使，传说里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太空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其形象的变换与时代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早在商周时期，龙的形象就已经出现了，龙头圆曲，首尾衔接，相对来说较为粗犷笨拙。到战国时期，龙的形象已經发展出角、爪、尾、耳等。再到秦汉时期，则已经出现了蛇形、兽形龙。发展到隋唐时期，龙的形象已经十分丰满，龙角近似鹿角，处于眼睛部位，毛发向后披散，爪三趾，有背鳍，有双翼，腿部丰满。

再到宋元时期，龙双目威严，长角、须、眉，鹰爪，蛇身，气势磅礴，苍劲有力，不仅呈现出了更多的形态，并且寄托了人们的美好追求。到明清时期，龙已经成为了最高权力的象征，相对来说更加繁复华丽。就当前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确定的最早出现的立体龙形象出现于唐代，在此之前，龙形象皆出现于饰物、建筑物中。

1.形成渊源

根据已经出土的铜坐龙形态来看，学者们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铜坐龙形态普遍与狼有关。狼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图腾，与铜坐龙的发展形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目前我们发现的铜坐龙多以坐姿出现，这种姿态与狗、狼这类动物极其相似。相传狗曾经救过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命。

努尔哈赤自25岁时起兵统一女真各部，平定辽东部，在女真部各族当中极具威信，也正是因此，女真族对于犬的重视程度相对来说更高。加之女真族属于狩猎民族，犬一方面可以保护女真族人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在狩猎的过程当中起到了有效的帮助作用，女真族人多较为青睐犬类动物。因此，许多学者又认为铜坐龙与犬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

将各代出土的坐龙进行对比，形态最为类似的为唐、宋两代，而发展至金，虽然沿袭了辽代坐龙的一些特点，但其形态变化极为明显。结合宋代出土的银坐龙来看，金代的铜坐龙也与之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我们最终可以确定，金代的铜坐龙受到了宋代、辽代的明显影响，同时在发展过程当中结合了许多女真族的文化形态。

2.演变发展

金代的铜坐龙与其他朝代的坐龙相比，在头、尾及翼部的变化尤为明显，在目前所出土的铜坐龙当中，以阿城金上京出土的铜坐龙最具特点，体现了坐龙的演变形态。在金中都出土的铜坐龙，普遍具备无鳞纹、尾部上翘的特点。

这一时期的铜坐龙又被学者们称为铜坐兽，它们与龙之间既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同时又包含着较大的差异。具体来说，唐、宋、辽几代的坐龙普遍上颚较长，肩膀处长有飞翼，身上带有着鳞片或花纹，尾巴部分有轻微的向外卷曲的特点。反观金代坐龙，上下两颚的长度较为相似，肩部的飞翼多呈现出类似于卷云的纹路形状，其中有部分的坐龙无飞翼，不存在鳞纹。

3.功能分析

我国出土的第一座金代铜坐龙即为金上京铜坐龙，学者们认为该铜座龙大致为皇帝坐辇上的装饰物品。其上装有并列的扁钉，可以用于安装在其他物品之上，从而充分保障铜坐龙饰品安装的稳定性。

在皇帝坐辇装饰物这一方面，很早以前就有记载，尽管至今考古界仍然未发现相关的物品，但在许多具有参考意义的画作当中都反映了当时车辇的基本形态。

但以著名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为例，其中所呈现的车辇上并无类似于坐龙的装饰物，一些装饰形态相对豪华的坐辇，也只是存在类似塔顶形状的装饰物品，与坐龙形态天差地别。因此，我们无法得出精准的证据来证明金上京铜坐龙属于金代皇帝坐辇上的装饰物品，仅是猜测而已。

除此之外，在1990年出土的铜坐龙，其外形更是与目前我们所认为的龙的形象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上面提到过龙的爪子多为鹰爪，可在金中都宫殿主殿大安殿遗址出土的铜坐龙，其足部却与兽足更为相似。另外，这座铜坐龙嘴部较宽，与猪十分相似，使学者们更倾向于将其称之为“铜坐兽”或“铜辟邪”。

顾名思义，专家们认为铜坐龙同样具备一定的辟邪功能，还有学者认为铜坐龙应当是金代皇帝殿前平台幄帐顶端所安装的装饰物品，主要发挥着驱邪避害的作用。然而这一说法也缺乏一定的理论依据。

而在2002年金陵考古发掘时出土的两座铜坐龙，考古报告当中并没有明确说明其作用，更多人认为应当是在墙基址外排水沟采集的铜器。也有学者认为金陵考古发掘时出土的两座铜坐龙属于镇墓兽，但更多的人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牵强。

镇墓兽最早出现于战国的楚墓当中，在魏晋至隋唐时期最为盛行，后来逐渐在发展过程中隐退消失。镇墓兽的制作在最初通常为木质和骨质，后来逐渐发展为陶质，最为精致的镇墓兽则是由唐三彩制作而成的。铜坐龙的外形与镇墓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唐史思明墓出土的铜坐龙，呈低头蹲坐的状态，与伏龙存在着相似点，学者们普遍认为这座铜坐龙是被用于镇宅的伏龙。另外，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辽宁建平张家营子出土的一辽件代鎏金双龙戏珠纹山行形简式银冠，其上方也有坐龙图案，并且是对坐的一对双龙图案，双龙皆抬头挺胸，龙爪触地，尾部轻微上翘，眉目细长。

该银冠两侧低，中间高，呈轻微起伏状，两龙中间位置雕刻着较为精细的纹饰。该冠帽与唐代高僧所配戴的冠帽较为类似，因此我们判定其与佛教领域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辽代和宋代时期，人们认为这种盘踞姿态的龙具有守护作用，可以用来镇宅院墓室。另外，也有许多高僧用盘踞的龙形态作为佛塔的守护装饰，而佛塔常被用作高僧的墓室。尽管这种设想存在着不够合理的地方，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将其作为金代铜坐龙研究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615年，建州女真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新宾县二道河子畔的赫图阿拉城称汗建国，国号“大金”。后期所出土的铜坐龙普遍与金代的皇家建筑遗址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具有代表性的金上京铜坐龙就出土于黑龙江省阿城市金代早期都城上京会宁府皇城遗址的西端，另外几座铜坐龙出土位置也基本处于金中都的城墙角下、地面建筑、宫殿遗址等部分。铜坐龙在我国古代被广泛应用于望柱、华表、宫殿等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的建设过程中，材质有石质、陶瓷质等多个种类，并且形态和大小都与铜坐龙基本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