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1　

西安南郊这三处秦墓地,共发掘了317座秦墓,时代跨度由春秋晚期至秦统一以后(部分墓葬的年代可晚到西汉早期),数量较多,延续时间也较长。

　　这三处秦墓地虽在不同的地点,却相去不远,皆处在神禾原以北,少陵原以西,?河两岸的第二级台地上,应属西安南郊的同一历史文化区域。从西安郊区古墓的分布来看北郊多汉墓,东西郊多唐墓,南郊则秦汉唐明墓都有。再从历年的考古工作看,秦墓在北郊、东郊偶有零星的发现,而多集中于南郊。这批300余座的秦墓就发现于西安南郊,可以认为西安南郊这一区域是秦国较大的一片墓地,反过来讲,秦墓在西安的分布集中于南郊这一区域。这批墓在形制、葬具、葬式及随葬品上虽有差别,但整体上看墓葬规模都较小,随葬器物也不多,可见墓主的身份地位并无明显的差别,应是平民墓地。

　　历年来,在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秦墓主要有: 1955年在长安客省庄发掘的71座东周墓葬①; 1954年～1957年在西安市半坡发掘的112座战国墓葬②; 1974年户县宋村发掘的1座春秋秦墓及1座车马坑③; 1976年～1977年在临潼县上焦村发掘的8座秦墓④; 1979年～1980年临潼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清理的99座刑徒墓⑤; 1986年～1987年蓝田县洩湖发掘的4座战国墓葬⑥;1990年临潼砂轮厂清理的1座秦墓⑦; 1997年在周至县仙游寺遗址发掘12座战国秦墓⑧,及咸阳塔儿坡、任家嘴秦墓。相比之下,该报告中的秦墓是西安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批秦墓,对研究西安地区的秦墓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西安地区秦墓的分期

　　这批秦墓出土各类器物共1880余件,其中陶器1350余件,铜器240余件,铁器80余件,另有少量的玉、石、骨、料器等等,出土物较为丰富。对于西安地区乃至关中地区秦墓的分期、墓葬形制和各种器物的发展演变等方面的研究皆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将这三处秦墓的材料综合起来考察,可发现,西安南郊秦墓从春秋晚期直至秦统一以后,延续达300年之久而中间无缺环。这对于秦墓的分期研究至关重要,我们将这批秦墓分为六期:

　　第一期: 只在光华胶鞋厂工地有发现,仅有几座墓,以M75和M83为代表。都是出土仿铜礼器的墓葬。墓葬形制皆为狭长式竖穴墓道土圹墓。头向皆朝西。皆作侧身屈肢状,蜷曲较甚。仿铜礼器的组合为鼎、簋、钫、盘; 日用陶器有鬲、盂、甗、喇叭口罐、盆等。使用的狭长式竖穴土圹墓是商周竖穴土圹墓的延续和发展。商周时期的竖穴墓均较狭长,长度往往是宽度的二倍以上。而秦竖穴墓长度一般不超过宽度的两倍。M83下带熟土二层台,开口长宽比为2:1,秦早期竖穴墓的特征明显。M75下带半生半熟二层台,开口长宽比为1.76: 1,墓型较M83略晚。M75的器物组合、型式以及彩绘纹饰与1977年凤翔高庄发掘的M12表现出很大的共同性。该墓被认为是高庄一期的典型墓例,时代大致在春秋晚期⑨。M75出土的钫和喇叭口罐与陇县店子秦墓三期的同类器型相似,但鼎、簋的特征早于三期的同类器物。店子秦墓的二期定为春秋晚期,三期为战国早期⑩。因此,我们推断,M75的时代大致在春秋晚期,或可晚至春秋战国之交。

　　第二期:仍只发现于光华胶鞋厂工地,墓葬形制仍为竖穴土圹墓,向宽敞式方向发展,为口小底大,带生土二层台。开口长宽的比值大致介于1.72～1.53之间。墓葬的方向基本为东西向,头向西。个别墓朝北或西北,皆为屈肢葬,下肢蜷曲特甚。本期陶器基本不见仿铜礼器,以鬲、盂为基本组合,常见喇叭口罐。与凤翔高庄秦墓的第二期、凤翔西村一期的同类器物相似,以此推测,时代也应属于战国早期(11)。

　　第三期:只发现于光华胶鞋厂工地,本期可分作前后两段,前段墓葬形制仍多为竖穴土圹墓,更加宽敞,开口长宽的比值大致介于1.59～1.42之间。出现下用生土分隔成双椁室的竖穴墓,墓壁凿有脚窝。墓葬的方向基本为东西向,头向西,屈肢蜷曲较严重。仍不见仿铜礼器,陶器组合在鬲、盂这一基本组合的基础上,新增加大口罐等。主要器型有: 鬲、盂、喇叭口罐、大口罐、壶、囷等,纹饰主要为粗绳纹。后段竖穴墓出现口大底小者,并凿有小龛,还出现平行式竖穴墓道洞室墓,并十分流行。墓向和屈肢状况与前段略同。仍不见仿铜礼器。由鬲、盂组成的基本组合型式发生了变化,还出现了釜、盂的基本组合。主要器型有: 鬲、盂、釜、壶等。第三期的器物型式与宝鸡地区秦日用陶器墓的第四、五期相似(12)。时代推测为战国中期早段。加之从墓葬形制来看,秦洞室墓的出现一般认为在战国中期晚段。因此推测三期前段时代为战国中期早段,三期后段为战国中期晚段。

　　第四期:本期可分前后两段。前段的墓葬基本集中于光华胶鞋厂,此外,邮电学院的个别墓葬也属本段。后段的墓葬则主要集中于邮电学院,光华胶鞋厂有一部分也属于本段,潘家庄秦墓第一期的个别墓葬亦可归入本段。本期前段在平行式洞室墓的基础上,出现直线式洞室墓。墓向以西向为主,头向向北的墓例也出现了。葬式以屈肢葬为主,屈肢程度略放松。仿铜礼器墓的组合有鼎、壶、大口罐,或有盒、小口大罐等。日用陶器墓以釜、盂为基本组合。器物主要有鼎、壶、釜、盂等。本期有绳纹、弦纹、方格纹、大麻点纹及暗弦纹等。后段直线式洞室墓成为主要的墓葬型式。墓向以西向为主,其他方向的墓例也有不少。葬式以屈肢葬为主,屈肢程度略放松,出现直肢葬的葬式。仿铜礼器墓器物基本的组合为鼎、盒、壶,再增加大口罐、小口罐等。日用陶器墓数量较多,器物基本组合为釜、盒、壶、钵。釜和壶是本期有代表性的器物,还出现了蒜头壶、缶、鍪等。个别陶器出现 “杜亭”等印戳,陶缶上出现刻划符号。本期有绳纹、弦纹、方格纹、大麻点纹,新出现抹绳纹。器物上常见暗弦纹、凸棱等装饰。本期出土的器物与凤翔高庄、凤翔八旗屯、西安半坡、咸阳塔尔坡等地出土的相当于战国晚期的器物型式接近,因此推测时代也应为战国晚期的前后段。

　　第五期:本期墓葬主要集中于潘家庄墓地,光华胶鞋厂和邮电学院部分墓葬也属此期。本期平行式洞室墓已不见,直线式洞室墓是主要的墓葬型式。墓向以西向为主,其他方向的墓例也有不少。葬式方面屈肢葬和直肢葬都有,屈肢程度略放松,潘家庄墓地中直肢葬占绝大多数,光华胶鞋厂和邮电学院则以屈肢葬为主。器物的组合多为鼎、盒、壶、蒜头壶、鍪(釜)、缶(或小口罐)、瓮、大口罐、盆、钵构成。本期蒜头壶和鍪较为流行。陶器上多见“杜市”、“杜亭”等戳印。纹饰以暗旋纹和抹绳纹为特色,多见方格纹、篮纹等。本期墓中的陶缶、蒜头壶、带盖鼎、陶鍪等,与云梦睡虎地秦墓所出的同类器物形制相同(13)。睡虎地秦墓地被证实属于秦昭襄王与始皇时期。此外,缶、盆、罐、鍪 、蒜头壶、盖鼎之类形制相同的器物在秦始皇陵内的殉葬墓中也有发现(14)。因而可以推测,第五期墓的上限可能是昭襄王时期,下限则至秦亡。

　　第六期:本期墓葬集中于潘家庄墓地,以潘家庄墓地中的第二期为主,光华胶鞋厂仅有两座墓也可归入本期。本期墓葬头向有朝西、朝北、朝南几种。本期的器物组合为鼎、盒、蒜头壶仿铜陶礼器和釜、鍪、钵、甑、罐、缶等日用陶器。出现了陶钫和房形仓。本期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新出现了陶灶。本期的陶缶,与汉初的略同,彩绘陶钫盖,与汉初的相同,时代下限应为汉武帝以前。

　　上述六期,是对这批西安南郊秦墓的分期,由于这批墓葬的材料基本涵盖了西安地区的秦墓,因而可以认为,这也是对西安地区小型秦墓的分期。以往西安地区发现的小型秦墓中没有早至春秋者(户县宋村春秋早期墓出土十余件铜礼器,有殉人及附葬的车马坑,不是小型墓,墓主身份非平民故不在讨论之列),这批墓中的光华胶鞋厂M75和M83为春秋晚期的秦墓,是西安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小型秦墓。

二、三处墓地的形成原因及其特点

　　从西安南郊秦墓各期墓葬数量来看,第一期即春秋晚期墓葬极少,第二、三期(战国早、中期)渐多。从第四期(战国晚期)开始墓葬数量则急剧增多,至第五期和第六期达到最多。这种情况应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

　　秦人是东夷族的一支,原居于东部沿海地区,约在西周初年,即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中叶,先后迁往甘肃东部及陕西关中地区(15)。其祖先非子,周孝王时受召为周王室养马,因“马大蕃息”,周王 “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平王东迁时,秦襄公因护驾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以“岐西之地”。“立国”之后,为了发展的需要几经迁徙:德公元年(前677年)徙都于 “雍”,灵公元年(前424年)“居泾阳”,献公二年(前383年)“城栎阳”,孝公三年 (前359 )商鞅变法,至秦孝公十二年(前 350年)迁都咸阳。通过变法,秦国经济军事势力大增,也开始了对外扩张。至秦始皇时,经过十年战争(前230年～前221年)灭六国,建立“秦朝”,完成了统一大业。西安南郊这几处墓地的形成,当与秦人东渐和势力的扩张有关。光华胶鞋厂秦墓,排列有序,少有打破关系者,时代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到秦代,直到汉初仍有使用,这处墓地应当是本地的原住居民墓地,亦即原秦 “杜县”(关于秦杜县见后文论述)的土著居民之墓地。邮电学院和潘家庄秦墓地,时代集中在战国晚期至秦统一以后,而没有更早的墓葬,并且数量骤增。这两处墓地应是秦迁都咸阳后突然形成的新墓地。秦迁都咸阳后,把天下有财富的人迁往国都咸阳来满足其政治军事上的需求,光秦始皇时就“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16),同时,还迁徙大量平民充实于咸阳附近,以利其统治,西安作为秦的京畿之地自然有不少外来人迁入,人口剧增。这种迁徙活动正是邮电学院和潘家庄这两处秦墓地形成的历史背景,这两处墓地应是外来人口的墓地。但从葬俗和出土器物看,这两处墓地又有各自的特点:邮电学院有骨架的143座秦墓中,除17座为直肢葬外,其余126座皆为屈肢葬,占88%。而潘家庄墓地只有2座为屈肢葬,其余皆为直肢葬。屈肢葬是秦人固有的葬俗,单从这一点来看,邮电学院秦墓则保持了秦人的传统。从出土器物看,邮电学院秦墓出土的陶器与咸阳塔儿坡秦墓陶器十分相似,多属秦文化典型的器物,在出土的铜器等小件器物中往往有兵器。潘家庄墓地出土的器物则体现了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如陶釜、陶鍪显然是受到了巴蜀文化的影响,以鼎、盒、壶为基本组合的仿铜礼器较多,当是受到了三晋两周地区文化的影响。此外从潘家庄秦墓还出土了一枚楚国金币以及出土的 “南阳赵氏十斗” 的陶文看,墓主人可能是从楚地和南阳迁来的。

　　通过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茅坡光华胶鞋厂秦墓地是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到秦统一以后的当地土著居民之墓地。一直保持着屈肢葬和头向西的秦文化传统。邮电学院墓地则是迁都咸阳以来,为充实京畿之地而由原秦人活动的 “西岐”等西部地区迁来的秦本国人而形成的墓地,时代集中在战国晚期至秦统一,仍然保持了原秦人的固有传统。潘家庄秦墓地的时代似乎更晚一些,集中在秦统一及其以后,当是秦统一过程中从关东以及南方诸地迁徙来的 “外地人”,被纳入了秦王朝的统治范围以内,接受了秦文化而形成的新的秦墓地。

三、关于墓葬形制

　　这批秦墓共317座,除3座因被扰形制不明外,其余314座墓中竖穴墓36座,约占11.4%,平行式洞室墓37座,约占11.8%,直线式洞室墓241座约占76.8%。从大的类别看,竖穴墓只占了一成多,而洞室墓占了近九成。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考古界普遍认为洞室墓是战国时期关中秦墓的固有特点,但后来的研究者发现,关中地区从春秋早期到战国中期早段的各类秦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墓。到战国中期晚段才在东部地区和西安地区开始出现洞室墓,到了战国晚期宝鸡地区才相继出现了洞室墓。大量出现洞室墓的年代是在战国晚期,而且其分布情况是东早西晚。因而认为关中秦墓自身固有的墓葬形制应是口大底小的长方形竖穴墓(18)。有学者进而指出 “洞室墓可能是秦人吸收外来文化产生的一种新的墓葬形式”(19)。

　　西安南郊这三处秦墓地墓葬形制的资料,正好验证了上述这一观点。

　　这三处秦墓地中的竖穴墓几乎全分布在当地居民墓地——光华胶鞋厂墓地;而且在战国中期早段以前,也就是在大量的非当地居民进来之前,还没有发现洞室墓。洞室墓特别是直线式洞室墓则集中于战国晚期以后形成的外来人口墓地——邮电学院墓地和潘家庄墓地。这就说明竖穴墓是秦人的传统,洞室墓是伴随着外来人口的迁入而进来的。

四、关于秦 “杜县” 的位置

　　光华胶鞋厂和潘家庄秦墓陶器上发现了不少“杜市”、“杜亭”的戳印,对于秦杜县的位置确定和秦代市亭机构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 “十一年(公元前687年),初县杜、郑”。宋敏求《长安志》记载:“汉宣帝时修杜之东原为陵,曰杜陵县,更名此为下杜城。”“下杜城在县南一十五里,其城周三里一百七十三步。”《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下杜故城在雍州长安县东南九里,古杜伯国。” 1975年在西安市山门口乡沈家桥村发现了错金铭文的杜虎符(20)。据研究,这是秦惠王初年颁发给杜地的兵符(21)。杜虎符的发现为我们找到秦杜县的位置提供了线索。

　　在杜虎符发现地东南约3公里,至今尚有一村名曰 “杜城村”,保留着杜城的遗存,原是古杜伯国所在,应是秦杜县县治之地。长安茅坡北距“杜城村”约二公里,是处于秦杜县南部的一处墓葬区,潘家庄则是处在秦杜县北部的一处墓葬区。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

　　②金学山:《西安半坡的战国墓葬》,《考古学报》 1957年3期。

　　③陕西省文管会秦墓发掘组:《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10期。

　　④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 1980年2期。

　　⑤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钻探清理简报》,《文物》 1982年3期。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陕西蓝田洩湖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 1988年12期。

　　⑦临潼县博物馆、文管会:《临潼县城东侧第一号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 1993年1期。

　　⑧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发掘,资料待发。

　　⑨雍城考古队(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

　　⑩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店子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11)参见雍城考古队(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雍城考古队(李自智、尚志儒):《陕西凤翔西村战国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1期。

　　(12)滕铭予:《关中秦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3期。

　　(13)云梦县文物工作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1期。

　　(14)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 1980年2期。

　　(15)《史记·秦本记》。

　　(16)尚志儒:《早期嬴秦西迁史迹的考察》,《中国史研究》 1990年1期。

　　(17)《史记·秦始皇本纪》。

　　(18)滕铭予:《关中秦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3期。

　　(19)王学理:《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6月。

　　(20)黑光:《西安市郊发现秦国杜虎符》,《文物》 1979年9期。

　　(21)参见王学理、尚志儒、呼林贵等编:《秦物质文化史》170-171页,三秦出版社,199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