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4日下午1:30-3:30，应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邀请，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龚巨平研究员在仙林校区敬文图书馆二楼西报告厅，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主题为《清凉问佛——法眼祖庭清凉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的讲座。此次讲座是我校考古学系列讲座总第58讲（考古名家讲坛第29讲）。讲座由王志高教授主持，校内外师生近百人到场聆听了本次讲座。

主讲人龚巨平研究员

《金陵四十八景》之“清凉问佛”

随后，龚老师向同学们简要介绍了今日清凉山区域内的历史文化资源。他指出，如今雄踞南京城西的清凉山实际上就是古籍所载“钟阜龙蟠，石头虎踞”中的石头山，又称石首山，其由大小七座山阜组成，属钟山西延余脉的尾端，最高处海拔约为65米。唐宋时期，江水可直拍石头山，唐代诗人刘禹锡诗句“潮打空城寂寞回”所描述的即是此景。南唐时期，这里建有清凉大道场，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原在幕府山麓的清凉广慧寺移徙于此。在此后的岁月里，山以寺名，人们逐渐将石头山遗忘，而习称清凉山。由于历来江水的不断冲刷，如今的石头山还形成了“鬼脸城”的奇观，俗称“鬼脸照镜”。

关于清凉山的历史，传说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金陵邑城。据文献记载，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越国进攻楚国，反被楚国所制服，直达越国腹地钱塘江。曾经在吴越争夺过程中反复易主的南京地区，成为楚国领土。为加强对这一区域的控制，楚威王在石头山上营建金陵邑。金陵邑是史书明确记载的南京老城区政区建置之始，也是南京“金陵”雅称的由来，为后世南京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秦灭楚国后，金陵邑城逐渐坯颓毁弃，并被改名秣陵，至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孙权由京口移驻秣陵，第二年开始重整金陵邑城，改称石头城，用以贮藏粮草器械。至唐代，石头城遗迹尚存。宋代以后，江水西移，秦淮河口较之六朝发生较大改变，石头城渐废。此外，如今的清凉山上还有着始建于南唐时期的清凉寺遗址、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崇正书院、龚贤故居扫叶楼、方苞教忠祠、惜阴书院旧址、白崇禧故居、民国首都水厂等历史遗迹，今乌龙潭公园中的魏源故居和颜鲁公祠实际上也在清凉山的范围内。由此，龚先生指出，随着江水西退，明清以后清凉山的军事地位和作用逐渐消解，其逐渐演变为一座被各类人文古迹环绕的文化名山，是当下十分理想的文教场所。

接下来，龚巨平先生概述了石头城遗址的发掘成果。他指出，“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玄武北镇、朱雀南舞”是南京城的典型风水格局，其中“石头虎踞”所指代的石头城之遗迹就在清凉山上，今日清凉山西侧隆起的部分区域就是原石头城城墙的残余。同时，通过对清凉山上某些特定点位的解剖，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不少与石头城城墙有关的遗迹。值得注意的是，贺云翱教授团队在清凉山的东北角曾发掘出一块印有“石头”二字的铭文砖，证实了石头城遗址确在清凉山上，另据铭文砖出土位置的遗迹现象来看，该处应为石头城的一座城门遗址。

清凉山东南角的城门遗址

印有“石头”二字的铭文砖

除了军事防御的作用外，龚老师还着重强调了清凉山在佛教历史上的地位，并指出佛教文化是清凉山的文化概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文献记载，至迟在南朝时期，清凉山上就建有寺院，而有明确史实记载的清凉寺之前身，则可追溯至杨吴时期的兴教寺。顺义四年（924年），杨吴重臣徐知诰在修建金陵城时，在城西修建了兴教寺，这是清凉寺可以确认的最早渊源。升元元年（937年）徐知诰复姓李，改名昪，在金陵称帝，建国唐，史称南唐。随后将兴教寺扩建为石城清凉禅寺，成为南唐的皇家寺院，开启了清凉寺最为辉煌的历史。至南唐元宗李璟时，其又扩建为清凉大道场，并让法眼宗的创立者文益禅师于此住持，清凉寺遂成为禅宗法眼宗祖庭。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又改称清凉广惠禅寺。明洪武三十五年，周王朱橚重修山寺，成祖朱棣题额“清凉禅寺”。清代雍正二年寺院遭火灾，于乾隆年间重修。太平天国时期，寺庙遭到严重破坏。光绪年间略有恢复。时至今日，清凉寺遗址已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清凉寺旧影

清凉寺现状

近年来，为了配合清凉山大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全面了解该区域古代遗存的分布情况，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承担了清凉山公园北侧兰苑区域清凉寺古代文化遗存考古发掘任务。此次发掘任务的学术设想可分为两点：1、通过发掘，弄清寺院的发展史及不同时期寺院的布局、建筑特点，为寺院复建提供依据；2、通过发掘，探寻六朝时期石头城内建筑布局和建筑特点。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认为清凉寺所在区域是六朝时期石头小城位置所在。通过局部地段的发掘，了解地下有无六朝地层及遗迹，为石头城考古工作提供新的资料，为石头城遗址公园建设提供学术支撑。

清凉寺遗址保护范围及发掘区

清凉寺发掘区全景

大殿基址F1为带月台的台基建筑，平面呈‘凸’字形。由主体建筑及附属建筑的月台，月台东、西两侧台阶与台阶外侧道路及排水沟，东侧南北向长廊，东、北两侧排水沟，东、北两侧台地砖石包墙等部分组成。F1主体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为5开间、3进深。大殿的四面围墙均有残存，且可分为两期。南墙墙体与基础均采用明城砖砌筑，此墙为第一期建筑墙体；北墙墙体与基础均用残砖砌筑，保存较好，北墙外与排水沟（F1：G1）之间，有用青灰色方砖与长方形砖铺设单层散水；东山墙墙体与基础均用残砖砌筑，此山墙是在第一期建筑墙体的基础上向外扩修建的；西山墙无墙体,基础均用残砖砌筑。柱础和磉墩共发现17个，以北墙为北第一排6个，保留有圆鼓形石柱础及其下垫的青石板；第二排现仅存东1个、西2个（编号为F1：ZC7—F1：ZC9），均保存石板，中部二个是否减柱不详，东第二个位置被晚期破坏不存。第三排保存西3个（编号为F1：ZC10—F1：ZC12），均为砖砌磉墩，东3个位置被晚期破坏不存；第四排保存西3个（编号为F1：ZC13—F1：ZC15），均为砖砌磉墩，东3个位置被晚期破坏不存。此外，F1室内还保有部分铺地砖，为青灰色方砖错缝铺设，现仅在后部残存两处，保存面积较小。

F1大殿

殿内铺地砖、北墙及散水、排水沟

月台在F1主体建筑的南部，平面长方形，其东、西侧发现有砖砌包墙，均为城砖纵横交错砌筑，东侧面砌筑工整，西侧参差不齐，与内侧夯筑土相铆接。月台西侧的包砖墙已被破坏不存。月台顶面在F1南墙外偏西部位，发现局部遗有青灰城砖纵向铺设路面。包砖墙内筑黄褐色夯筑土，质地较紧，夯筑迹象比较明显，含较多碎砖瓦、石灰以及石块、红烧土等，出土明代时期的建筑构件、兽面瓦当以及部分残碎的青花瓷残片。在月台与主体建筑交接部的东西两侧均设有东西向台阶，其中西侧大部分在发掘区外，台阶基础部分均为残砖砌筑，东部2级台阶面部采用青灰砖立砌，以城砖为主。台阶与F1之间用青灰砖砌筑实体平台，实体平台的东端与G2西壁相接。

大殿（F1）月台东侧包墙及台阶

F2法堂主体建筑现有平面为长方形，由于揭示面积小，加之被晚期破坏，中部未发现柱础，现根据东西2磉墩及总长度推测，应为3开间，发掘区内仅见第1进深2.1米，其它不详。现存有南墙、东墙和西山墙，均基础采用残砖砌筑基础。石柱础共发现2个。保存完好，为圆鼓四方形，均包于墙体中部。与F2有关的道路发现有2条（L1、L2），其中L1分布是在F1与F2的中轴线部位，南北向，北端为砖铺路面，南端与F1落差处设有台阶，总长7.55米，其中砖铺路面残存于北端，长4.35米，宽3米。台阶基础以碎砖、石灰、黄土混合夯筑而成，面部铺设石板，但大部分已被破坏不存，仅最低1级保留石板铺面。台阶石板为一块整体，长3.55米，宽0.4米，厚0.2米。

F2法堂

F3伽蓝殿开口位于近代层下，距现地表1.3米。受建筑红线范围限制，基址南部未能全面揭露。揭露部分仅存北墙、前廊局部及部分铺砖。根据2017年度发掘的F4形制，二座建筑依中轴线对称分布。伽蓝殿廊庑,平面长条形，发掘区内发现南北2进深，发掘区内发现有问道2处。其中有1处位于廊的北端，东西贯穿，向西进入F1区域，向东转向北进入F2区域。另1处位于南一进深的中部，同为东西贯穿，向西连接F1的东台阶，向东进入F3区域。

伽蓝殿基址F3

祖师殿基址F4发掘平面呈长方形，揭露出的部分与大佛殿方向垂直。F4共暴露六个柱础石，三个磉墩。柱础石大小不一，三磉墩均用青砖砌成，正方形。根据已发现的柱础及磉墩分布位置分析，F4为带前廊的四进深建筑，目前已揭露出北侧两开间。南北已暴露两开间。

祖师殿F4

据《金陵梵刹志》卷十八《清凉寺》篇记载，清凉寺殿堂建筑有山门三楹、天王殿三楹、左钟楼一座、佛殿五楹、左伽蓝殿一楹、右祖师殿五楹、毗卢殿三楹、方丈八楹、僧院九房。该卷附图上，建筑由南至北有标有金刚殿、天王殿、伽蓝殿、佛殿、法堂、禅堂、方丈等。龚先生指出，发掘清理出的F1，其位置、建筑尺度与佛殿基本相合，基本可判定F1即为佛殿，F2为图中所标示的法堂，F3为伽蓝殿、F4为祖师殿。

《金陵梵刹志·清凉寺》

出土文物标本（建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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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龚巨平先生着重介绍了南唐塔墓的发掘情况。塔墓位于发掘区西北，法堂基址西侧，被法堂基址叠压，开口于明代地层下。打破生土，南部被现代坑打破。墓内填土灰褐色土，土质疏松，土内包含大量砖块、瓦片、白灰粒（块）和少许器物陶瓷残片等建筑及生活垃圾。TM1为土坑圆形砖室墓，墓口平面形状圆形，直径3.70米，墓口距现存地表1.80米。圆形墓坑直壁平底，壁面较光滑。墓内砖室圆形，直径2.40米，砌筑法为一丁三顺，每层顺砖为三排错缝平砌，宽0.42米，最高残留两组0.40米。砖与砖之间用泥土粘合，底部铺底为一层正“人”字形青砖平铺。在墓室底部铺砖之上除塔志铭外，放置三块石板，平面形状呈“品”字形。其中两块正方形，边长0.42、厚0.08米；一块长方形，长0.95、宽0.34—0.42、厚0.05米。墓室底部三块石板具体用途不详。TM1共发现六件随葬品有塔志铭、铜钱、金戒指、粉盒、铜钵、铜瓶等。据出土墓志可知，志主为南唐高僧悟空禅师。

悟空禅师塔墓

悟空禅师墓志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龚巨平先生对墓志内容做了详细考证。他指出，悟空禅师为南唐著名高僧，于《景德传灯录》及《五灯会元》中有传，其相关碑刻亦见载于《景定建康志》《入蜀记》《宝刻丛编》等文献中。据文献记载，悟空禅师原为漳州罗汉院桂琛禅师弟子，后继法眼住抚州崇寿禅院，南唐中主李璟创立清凉道场，遂延请居之，终于后晋天福八年（943年）圆寂，仍致祭、荼毗，收舍利建塔于清凉寺。从墓志内容来看，其对悟空禅师的生平描述较传世文献更为详细。据墓志记载，悟空禅师初至兴教寺时“其岁稍旱”，然经其一番做法，竟天降大雨，旱情消解，李璟遂对其大为加赏。此外，悟空禅师还为寺庙主持修建了方丈、崇堂、厨构、廊庑、周殿等主体建筑。值得注意的是，墓志中记载的悟空禅师卒年为保大九年（951年），与相关文献中记载的天福八年（943年）不符，龚老师认为这是古人传抄失误所致，实际年份应以墓志记载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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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龚老师对墓志中所载相关地名及人物做了细致考证。他指出，墓志中的抚州崇寿道场在今江西抚州临川区，悟空禅院则位于江西九江，白水山即白水院，亦见载于《景德传灯录》。同安祖寺位于江西省永修县艾城乡境内洪州凤楼山，离云居山真如寺仅十数里，为唐宋江南名刹。该寺原名凤楼山同安院，由唐僧念所建。人物方面，第二主即指南唐元宗李璟，其为烈祖李昪长子，是南唐第二位皇帝，于保大元年（943年）嗣位，后因受到后周威胁，削去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德化王杨澈，为吴太祖杨行密第六子。武义元年（919年）封鄱阳郡公。杨溥即皇帝位（927年），封平原王。后又徙封德化王。德化王杨澈行迹，史料记载甚少。除南唐书等典籍外，尚见于《庐山记》。章川罗汉和尚，或为“漳州罗汉和尚”，应与漳州罗汉院有关。建安王杨珙，睿帝杨溥兄子。初封南昌郡公，乾贞元年（927年）进封为王。南唐受禅，降珙等十二人为公。珙领康化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居无何，称疾罢官。归永宁宫终焉。临川牧周公则应为南唐名将周本。同时，龚先生还注意到，墓志中提到悟空禅师圆寂后“立塔于院之北百步内”，他认为由此便能根据塔墓的位置推测原清凉禅院的北界范围。此外，墓志亦云塔墓还与“吴主会军殿”相邻，龚先生根据墓志内容与名称推测，此殿很可能为杨吴时期设立于清凉山上的军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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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最后，龚巨平先生对清凉寺遗址的发掘做了总结。他指出，此番发掘的意义主要有四：1、经过三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工作，基本摸清了发掘区内明代寺院布局。在今清凉寺还阳泉北部区域内，中轴线上主要分布有大佛殿、法堂二座殿宇，大佛殿左前侧为伽蓝殿，右前侧为祖师殿，对于复原明代寺院的建筑规模、布局具有重要意义。2、悟空禅师墓塔的发现，为研究南唐时期南京佛教的发展提了新的资料，可以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纠正谬误，对于丰富学界关于南唐佛教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悟空禅师墓塔所在位置，对于探讨南唐时期清凉大道场的范围具有重要意义。3、在发掘区内，寺院大殿东西两侧为山体基岩，大佛殿后法堂所在为生土，塔墓即砌筑于生土中。勘探过程中在大殿下未发现早期建筑遗迹。整个发掘区内，最早的遗存为南唐时期的悟空禅师塔墓，其余建筑遗迹时代为明代，是明初周王朱橚修建清凉寺的遗存。有关南唐清凉大道场的建筑及孙吴时期石头城附属仓城，其分布应该在本次发掘区南侧，为以后研究南唐清凉寺及石头城附属建筑地望指明了方向。4、鉴于发掘清理出的明代清凉寺建筑基址及南唐悟空禅师墓塔对于清凉寺的重要意义，他建议寺院方在做下一步的建筑设计方案时，将充分考虑保护发掘清理出的建筑遗迹，并做陈列展示，把新的设计方案将纳入清凉山石头城遗址公园的整体规划方案中通盘考虑，使遗址将得到更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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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结束后，王志高教授首先感谢龚巨平先生为我校师生带来了如此精彩的讲座，而后就讲座内容做了简要总结。他说，龚巨平先生从考古材料出发，结合文献记载，详细梳理了清凉寺遗址的历史沿革，并对明代清凉寺的整体布局和南唐悟空禅师墓志做了细致入微地考证，这种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密切结合的研究方法十分值得同学们学习。随后，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