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成都地铁三号线军区总医院站车来人往，这里曾经发生的一段惊世往事，不知是否还会有过客忆起。

首先带来惊喜的，是一号墓出土的大约50枚木牍。这些黝黑的木牌记载了官府文书、求子巫术等内容。简牍文物在四川，以往都因环境条件的关系而难以保存。

考古工作者更加没有料到，木牍的发现还只是个开始，三号墓出土的大约 950支医书等竹简，填补了中国古代医学史上的重要空白。这些简牍包括五部医书以及一本治疗马病的兽医书，所列病症涉及内科、外科、妇科、皮肤科、五官科、伤科等等。

其中一部记载有“敝昔曰”的竹简。质地虽已如面条一般绵软，却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经考证，“敝昔”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扁鹊对于中国古代经脉医学具有开创之功，《史记》曾言“自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如今，扁鹊所著医书已经失传，而考古工作者在老官山汉墓中抢救出的这部医书，则如神助般为今人提供了复现扁鹊学派医学经典的希望。

与竹简“遥相呼应”，三号墓还出土了另一件古代医学史上的国宝——一尊高约14厘米的髹漆经脉人。这位五官、四肢造型准确的“裸体小人”，让学者们立刻想起了1993年于四川绵阳双包山西汉大墓发现的一尊漆俑。

它们最惊人的共性在于，漆俑上都标注有人体经脉的循行路径。双包山漆俑通高28.1厘米，老官山漆俑虽然个头稍矮，但却另外标有穴位、铭文，经脉条数也更多、更复杂，堪称双包山漆俑的“升级版”。

纵贯全身的22条彩绘红色经脉线、45条白色经脉线、109个黄色圆点（可能为穴位点）以及标注有“心”“肺”“肝”“胃”“肾”等人体部位的铭文，汇聚在这方寸大的漆俑之上，实在令人无法不对两千多年前古人已经掌握的精深医学叹为观止。

发掘一、三号墓所带来的惊喜，令考古工作者对二号墓的发掘也充满了期待。而最终，二号墓果然没令他们失望。这里发现了四台高度仿真的织机模型，一部略大，其他三部略小，但尺寸相近、结构一致。

织机模型部件上还残存有丝线和染料。另有15件彩绘木俑与织机模型伴出，这些织工俑的左胸上还写有人名。虽然世人皆知成都以蜀锦闻名，有“锦官城”之谓，汉代在成都即设有织锦的官办机构，但眼前这一派汉代蜀锦织造作坊的模拟景象，还是令考古工作者大喜过望。

这组中国考古首次发现的汉代织机实证，无疑打开了一扇通向中国古代纺织史的大门。

在《国家宝藏》第二季的节目中，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展示了他据老官山织机模型复原出的汉代提花织机，以及以此来织造汉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的技术原理。

赵丰将老官山式织机比作汉代的“计算机”，横纵交错的织锦，就如由0和1组成的“文件”，根据预存在织机中的“程序”，织工无需复杂的培训，即可完成织造。二千多年前的中国纺织智慧实在令人啧啧称奇。

根据出土钱币等信息，老官山汉墓的年代被确定在约西汉景帝、武帝时期。而考古人员又根据一号墓出土的“景氏”铭文漆耳杯，将老官山汉墓与曾经的楚国三大望族之一“景氏”联系了起来，这正好和楚地以膏泥保护墓葬的风俗相扣合——马王堆女尸千年不腐，部分就是拜膏泥所赐。

再根据三峡考古发现的重要文物景云碑等提供的线索可知，因西汉初年中央朝廷削弱地方势力，景氏家族曾被迁至关中一带，后景氏一支又徙至梓潼，与其他来自关中的豪族一道成为蜀地“拟于人君”的名门。

由此说来，可能出自同一家族的老官山汉墓，即见证了两千多年前逐步成为天府之国的四川，达官显贵们曾经拥有的富足而精致的生活。

以上珍宝的幸存于世，很可能是因为古代盗墓贼未将当时并不值钱的简牍与漆器放在眼中，而现代工人对墓葬的侵扰又“浅尝辄止”，可谓不幸中的万幸。

另外，二、三、四号墓中的一种类似手提箱夹层的防盗设计，也蕴含了墓主人防盗的心思：棺材外的椁室最下部，有一层用隔板分隔出的底箱，每层底箱又被再分隔为四个区域，分别放置随葬品，髹漆经脉人、织机模型即发现于此。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二号墓墓主的遗骸，却已被拖出了棺外。谢涛认为，这意味着在墓主人下葬后不久，穿戴首饰的尸身未腐，老官山汉墓便遭遇了盗墓贼的洗劫。

结合底箱部分箱室被盗，部分又保存相对完好的情况，这是否意味着盗墓贼即是对下葬过程有过参与、目睹或至少知情的人呢？生前享尽荣华的墓主人，可曾想到他将在尸骨未寒时即遭遇厄运？

历史终将随雨打风吹去，唯有重见天日的国宝，勾发今人无尽的遐思......

（图片来自遗址考古领队谢涛和《中华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