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自述，他至今六十年的研究过程可分为两段，前三十年主要精力花在两个方面：一是绕出两个怪圈，即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和把社会发展史当作全部历史；二是找到新的起点。其中第二阶段可以1975年开始提出区、系、类型学说为起点。苏秉琦认为，自己在这二十多年中又走出了两步：一是从宏观角度，围绕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用区系观点选择田野工作重点并做理论探索，最终是为阐明把亿万中国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二是从微观角度，应用分子分析方法，围绕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对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期起积极作用的因素，找到它们从星星之火变成燎原烈火、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的“破密”的钥匙。

问：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古兆申先生曾拜访您，就《明报月刊》读者关心的一些问题向您请教。但他公务缠身，匆匆回港，委托我继续做这件事，我代表《明报月刊》编辑部向您致谢。

苏秉琦（以下简称苏）：我正式从事考古发掘、研究已六十三年，算得上是考古界一个老兵，把所知、所得公之于世，是我的职责。

问：第一个问题是，1986年您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的《文化与文明》讲话中提到，对中华文明的思考，今天已不像“五四”时代那样简单，而是要构想如何建设同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文明，引申出来的思考就是：中华文明的民族灵魂是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这其实也是当今中国人都十分关心的问题。由于当时您讲话的对象是考古界，着重谈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几种形式，对后面的问题未做详述。现在希望您具体谈一下这方面的想法。

第二个问题是，在您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序言中说，中国远古史涉及两个重大问题，一是从猿到人，二是从氏族公社到国家。中国考古学半个多世纪的发掘与研究，证实这两个阶段的文化一脉相承，否定了20世纪初中国人种、中国文化外来的看法。从旧石器时代到今天，中国文化的发展连续不断，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么，关键性的原因是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抑或是特殊的物质文化造成的特殊意识形态？是世界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还是由多种原因造成？

第三个问题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是以什么物质文化条件的出现为标志？西方考古学的论点是以文字、城郭、金属生产工具的出现为重要标志，但中国考古学界近二十年的讨论冲击了这种认识。牟永抗、吴汝祚两先生在《水稻、蚕丝和玉器——中华文化起源若干问题》一文中，以水稻、蚕丝和玉器作为中国原生文明的重要特色。他们认为，对说明中华文明起源来说，宗庙比城墙更重要，而玉器作为一种礼器，也达到了很高的意识形态层次。我们是否一定要用文字、城郭来标志文明呢？中华文化作为一个连续发展的文化体系，可否归纳出标志自己文明起源的特质呢？

第四个问题是，“玉器时代”的提法能否成立？“玉器时代”相对于“石器”“铜器”“铁器”三个时代而言，似乎更能体现中国文明的特色。这一提法，和其他三种时代的提法，出发点有无不同？学术界有无争议？

第五个问题是，您以“区、系、类型论”指出，中国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了六大区系文明，上古的神州是多民族、多源文化并进发展的格局。秦统一后，中国仍是多民族国家，但是秦始皇提倡书同文、车同轨，又统一度量衡，使中国文化走向一体化。那么，此后先秦时的多源文化是否仍涵涉其中？秦汉的统一对中国文化往后的发展会不会改变从前那种多姿多彩的面貌？一体与多元有没有矛盾？统一的作用是积极性多，还是消极性多？

第六个问题是，您提出的“区、系、类型论”已成为当今中国考古学的基础理论。但用这一学说来论述秦以后的中国文化发展，是否依然适合？就我所知，即使对论述新石器时代也仍有争议，如安志敏先生在《论环渤海的史前文化——兼评“区系”观点》一文中所述。您对此有何评议？

苏：古先生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说明他对中国考古学的现状很了解。他所提的六个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大题，即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在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研究中的作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即中国国家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形成的特点与道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即精神支柱、民族魂）是什么？对于这三个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是我一生奋斗的中心。1994年，当我八十五岁生日时，我的学生写了几十个字祝寿说：“历史已逝，考古学使他复活。为消失的生命重返人间而启示当今时代的，将永为师表。”他们就是这样理解我的。

在具体说明这些问题前，先叙叙家常，算作背景材料吧。我的学生和朋友编辑、出版了我的第二本论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我写了一篇不足两千字的自序，题目是《六十年圆一梦》。我的梦就是考古学的科学化和大众化。这个愿望现在已实现了很多，《明报月刊》的来访及所介绍的读者的关心，也说明了这一点。科学化、大众化是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必然归宿。我六十年的研究过程，可分为两段。前三十年主要精力花在两个方面：一是绕出两个怪圈，即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和把社会发展史当作全部历史；二是找到新的起点，即从对一种古器物（瓦鬲）的研究到对一种古文化（仰韶文化）的研究。这个新起点，对以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是具有相当意义的。

第二阶段可以从1975年开始提出区系类型学说为起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也是我不停思考这个学说的十年）；1980年时我又说“在国际范围的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开始出现了”，此时这个思想已经成熟。“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二十多年，是中国考古学迅速发展的好时期，区系类型理论得到普遍应用、检验，日益完善，成为我国大多数考古学者的共识，发挥着基础理论的作用。我在这二十多年中又走出了新的两步：一是从宏观角度，围绕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应用区系观点选择田野工作重点并做理论探索，最终是为阐明把亿万中国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二是从微观角度，应用分子分析的方法，围绕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对中国文化传统中起长期积极作用的因素，找到它们从星星之火变成燎原烈火、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的“破密”的钥匙。这是在前一阶段工作基础上合乎逻辑的发展。我和许多朋友已经走过了第一步，正在用心地走第二步，《明报月刊》读者关心的三大问题，我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得到现有认识的。

一、绕出两个怪圈

问：能否简要地讲一讲您是如何绕出“怪圈”的？

苏：1934年我从北师大历史系毕业，进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副院长李书华把我安排在考古组，从此开始了我的考古生涯。当年即随徐炳昶老师到了陕西宝鸡，目的是找先周、先秦的遗存。先发掘斗鸡台，后来又沿渭河做了调查。关中地区的考古工作到抗战开始后被迫停顿，我受命把这批发掘资料运到大后方。1939年初，在昆明的黑龙潭安顿下来。我一个初学者面对百十多座墓葬的“哑巴”材料，就像学读“天书”一样，如醉如痴地摩挲、端详，苦思这批从未有人认识的陶器、陶片及其他随葬品在文化上的意义。不知经过多少个日夜，终于从几十件瓦鬲中找到破译“天书”的“密码”。瓦鬲是中国独有的，分布地区广，时间延续又长（约距今五千至两千多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标准化石”。我按照发生学原理把瓦鬲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描绘出各自的“谱系”，进行了分期，并推出变化过程。研究的结果使我明白，相当于商王朝时期周人已在西部关中兴起，殷人的瓦鬲和先周时代的周人瓦鬲共存。从宝鸡地区的瓦鬲上又可看出，先周文化有两个来源，一是西北方向来的姬姓成分，一是关中土著的姜姓成分，到了周王朝时期，秦人已在关西兴起。当秦人东进到宝鸡地区时，带来了素面袋足鬲、屈肢葬、铁器等文化因素。这就使原已有的商周秦不同源、各有文化发展脉络的想法（王国维已有类似意见），得到了考古学实证。1940年我写了十万字的《陕西宝鸡斗鸡台所得瓦鬲的研究》，得到同在后方的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石璋如诸位先生的肯定和鼓励。稿子交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去出版，后因香港沦陷，书稿下落不明，直到1948年发掘报告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瓦鬲研究的基本结论，是我绕出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怪圈的重要尝试。至于另一个怪圈，则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才绕出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有幸参与了文物考古事业的最初筹划。1950年成立了考古所。当时百废待兴，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急需大量考古人才进行工作，仅仅一个考古所是不够的。裴文中、梁思永等人，还有我，策划了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1952年至1955年间，共办了四期。这期间，从考古学科的长远建设考虑，1952年又决定在北京大学设立考古专业，由我与向达先生共同组织、主持。我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这项工作，认真思索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的方向问题。当时，“向苏联学习”的口号高唱入云。我们向苏联莫斯科大学索要了考古教学大纲，请来苏联专家讲学，按苏联模式办学。当时考古界忙于挖坑发掘、整理资料、发表报告。大学生们则思想活跃。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特别是在1957年至1958年的政治风云涌动下，学生们慷慨激昂地提出，在考古教学、研究中要“贯穿红线”“见物又见人”。我请了老朋友、考古界的老革命家、考古所尹达副所长来北大做了以“建立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体系”为突出内容的报告。后来又施行教学革命，师生一起写书，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的陈列设计。当时以为一手拿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一手拿着考古实物资料，两者一结合，就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大家努力了，但结果谁都不满意，于是产生了困惑。我经反复思考后感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与考古学专业理论属于不同层次；发展中国考古学并没有现成模式，只有开辟自己的路。

机会来了，1958年至1959年，有两个年级的学生在陕西华县泉护村、元君庙仰韶文化遗址发掘实习。我在指导整理材料的过程中，从大量文化因素中提取了在八百里秦川各仰韶遗址中普遍存在的三类六种陶器，作为仰韶文化的“分子”；并由此重新界定仰韶文化的“类型”，认识到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庙底沟是各自发展而又相互依存的两个主要类型。这是认识仰韶文化基本特征、社会发展程度、分布和源流等方面的基础。当时得到的认识，集中反映在《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

我通过解剖仰韶文化这只“麻雀”，顿悟到考古学研究必须对仰韶文化遗存做分子分析，并在不同遗存间进行文化分子的比较研究，确定哪些遗存属于同一文化共同体，每一文化共同体各自经历怎样的发展过程，又受何种动力驱使，如何一步一步地前进。仰韶文化的典型解剖启发我们，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不知存在过多少这样的文化区系。我就是这样绕出了把考古材料硬套社会发展规律教条的怪圈。绕出这两个怪圈，也就找到了新的起点：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必须按实际存在的不同系统寻其渊源、特征及各自的发展道路。这一认识为我以后的研究奠定了新基础，孕育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学说。

二、区系类型说的主要论点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区系类型理论的主要论点及其指导意义。

苏：1975年我在考古所给吉林大学同学讲中国史前文化的总体分析，首次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此后数年中，应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钢铁学院、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史学会等单位之邀，做了反复阐述。这一理论的主要之点是，在中国古文化大系内部，可分为六个大的文化区：一、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二、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区；三、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四、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区；五、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区；六、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区。这六大区系又可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各三区的两半，或为面向东南海洋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两半。六大区并非简单的地理划分，而是着眼于考古学文化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的差异。我最初把“区”称为“块块”。这三南、三北或三东南、三西北的六大“区”或六个“块块”，直到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未完全消失，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的行政大区划分，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我把“系”又称为“条条”，这是一个探索古文化源流的新概念、新范畴。我国古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是错综复杂、连绵不断、丰富多彩的，追本溯源时要考虑文化的分解与组合，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发展程度对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其中阶段性的突变；还有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作用。这就是“系”所包含的内容。所谓“类型”，则指各大区系内部的不同分支，或称为“小块块”。“类型”之间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能明确显现其渊源又有充分的典型特征和完整发展道路的，往往只是一二小块（类型）。也就是说，每一大区系中各有范围不大的文化发展中心区域（常常是后来春秋、战国时期大国的中心区域）。当然古代文化区系并非一成不变，更不像今天行政区划那样界限分明，各大文化区系之间也还会有一些交汇带。由于区系类型的理论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因而并不深奥难懂。依我看，全国曾经存在过的几百个“地区”建制，相当多的部分就与考古学文化中类型的分布范围差不多。

正因区系类型研究的最终结果可建立中国古文化的基础结构，一经提出，即得到广泛响应，并视为考古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大家认识到，要研究中国史前社会，就必须有明确的“区”“系”概念，如果像以往的历史书那样，把全国各地的考古材料凑到一起，用“红线”串起来，显然与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中国史前史相去甚远。这除去客观原因（如考古资料不如今日丰富）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把史前中国，特别是三代时期的中国，看成是铁板一块。

三、中原文化不是中国文化唯一来源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历来有一些学者认为，不论在原始农业、制陶业还是文化的其他方面，中原从来就是最先进的；或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一地，然后才光被四夷，其结论就是中原中心论。在中华民族形成问题上则导致了汉族中心论，把汉族以外的兄弟民族视为“非我族类”，有了诸如“五胡乱华”之类的观点。合理的态度就是应认真按区系类型理论，对中国文化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以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主体）的系统性、阶段性和多样性这样一些中国历史中头等重要的问题，做出更为接近史实的回答。

我还经常指出，这是一种辩证的方法论。我常举“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讲，初学解牛，所见“皆牛也”，即都是全牛；经过一段解牛的实践，再看到牛，则“无全牛”；最后达到“游刃有余”的高超境界。以此类比，初级的能力只把古代中国视为“全牛”，而以区系类型理论当作解剖刀，就能认识“古代中国”这个“牛体”内部复杂的结构及其间的有机联系，达到“无全牛”的认识高度。有了这样眼光的考古学的“庖丁”们，便能逐渐进入“游刃有余”的境界。如果把认识一直停留在“皆牛也”的阶段，岂不只是一个放牛娃！

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曾提出“环渤海考古”是一个重要课题。古人所谓的“海”即是渤海，正如古人所谓的“河”，是专指黄河一样。“环渤海”既指注入渤海的辽河、滦河、大小凌河、海河和黄河下游等流域，又指辽东、山东、朝鲜三个半岛的广大海域周边及其腹地。还可以将其中的京、津、冀看作一片，辽河东西是一片，鲁北和胶东半岛又是一片。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如把“环渤海”看成是一个“区”，也并非无理，就像现在所说的“环渤海协作区”一样。由其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关系而言，既可统属广义的北方，又可归于我国面向太平洋的重心位置。渤海又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大门。中国古人认识这一点，比西欧人认识地中海更高明些。它是打开东北亚（包括我国大东北）的钥匙，又是连接整个东南沿海的龙头。“环渤海考古”指上述广大区域诸文化区系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要把山东、辽东、渤海西岸的古文化同东亚、东北亚的大文化区联系起来考察。如果对此还有争论，我看不必理会。区系类型理论不只可用于分析远古中国，也是认识秦汉以后的中国，甚至是整个古代世界的理论。

四、中华文明发展有自己的道路

问：您是否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史的核心问题是从氏族公社如何转变为国家及国家发展的道路、民族的形成以及文化传统问题？若是，能否先就前一问题谈一谈主要论点？

苏：20世纪80年代中期，区系类型理论已经经受住了相当的实践考验，成为我国大多数考古学者的共识。在这一条件下，如要把学科建设再推进一步，就应深入探讨各区系内部的文明进程，其核心就是国家的起源与发展。中国的历史，自公元前841年起，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就没有中断过。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文明特别是发达的青铜器，堪称世界古代文明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然而，有人则以为中国文明始自商代，并认为是近东两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的再现与发展。考古证明这些推断不符合事实。璀璨的中华文明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和特征，需要找到自己的渊源。

对于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认识，我概括为：从氏族公社向国家转变的典型道路——古文化—古城—古国；

国家发展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

国家形成的三模式——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

所谓“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是普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形成这些认识，得益于辽西考古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突破性收获。最重要的三项：

一是公元前3000多年红山文化的石砌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遗址群（即习惯简称的“坛、庙、冢”）的发现；

二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赤峰大甸子墓地、英金河沿岸链式城堡群的发现与深入分析；

三是作为秦帝国国门的绥中—秦皇岛大型宫殿基址群的发现与宏观认识。

在这些收获的基础上，1985年我做了《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讲话，是想通过探索辽西地区文明的起源、发展过程和方式，来推动中国考古界对文明起源问题的思考。由于传播媒体的参与，出乎意料，一时间竟形成了“中国文明起源热”。但由此也明白，这实在是值得关心的大问题。

再说辽西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辽西古文化有兴隆洼—查海、赵宝沟文化等，或称之为前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的极盛期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也就是产生“坛、庙、冢”的时期。“坛、庙、冢”遗址群所在的建平、喀左、凌源三县交界的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没有发现日常生活居址，这里显然是某个较大社会实体的宗教活动中心。既然有大型的“积石冢”，就必定有了阶级、阶层的分化；既然有祭坛和神庙，当然有神职人员；既然发现不少真玉制作的礼器、神器，肯定已经存在着专业玉匠；还发现了冶铜遗迹，而铜器的铸造从采矿、冶炼到浇铸，是复杂的工艺过程，必然存在一种有组织的协作劳动。可见，辽西地区的古文化到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新的劳动领域，更新了技术，促进了社会分工及其专业化。社会的分化除出现贵族、军事首领外，还表现为祭司或巫师的存在。

当社会分工与分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导致“城”的出现，“城”是一种表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程度的概念，不一定有“垣”。西亚早在九千年前无陶新石器时代的聚落中，就出现了石砌的“垣”，而商代殷墟遗址至今也还未发现城垣。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与大面积宗教活动场所相应的生活聚落，想必也会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分化，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从红山文化中看到的这种基于社会分工、分化而形成的“古国”，我归类为“原生型文明”。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辽西的材料也表现出了“古国—方国—帝国”这一国家发展的三部曲。

在红山文化、后红山文化那种文明初期的古国群的基础上，公元前2000年初期，辽西地区发展起一支早期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历史上又到了一个文化昌盛期。在一处“大甸子”墓地中，一些贵族大墓随葬了许多象征特殊身份的器物，如权杖的铜杖首、成组的精美玉器、仿中原铜器的陶器以及大量有复杂纹样的彩绘陶器。这种彩绘陶器，决非日常用具，而是礼仪重器，与其他区系的青铜礼器有类似性质。如做综合考虑，当时的社会结构肯定要比红山时期复杂。这一文化还有另一突出特征是，密集分布在河谷地带的聚落几乎都有防御设施，一大几小的城堡构成有机的群体；在英金河两岸又有呈链式排列的城堡带。战国秦汉的长城大致与其平行，后来的长城显然受到了它的启示，似乎已具“原始长城”的性质。这就意味着当时已建立起统辖多个古国、独霸一方的“方国”，进入了国家发展的第二阶段。

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等多种文化的交错共存。由夏家店上层文化到西周分封以前，直到西周时期的燕文化，其国家形态都还处于方国阶段，只是发展程度有低有高罢了。燕文化及其共存的其他文化，在周朝的八百年中，为进入下一个更高的国家发展阶段准备好了条件。

下一个阶段就是秦汉帝国。辽西地区原有方国（群）已成为帝国的组成部分。秦汉在辽西打上了帝国的烙印。史书记载，秦统一后，营建了阿房宫、骊山大墓，同时也提到碣石。我们在渤海湾西岸，绥中的止锚湾和秦皇岛的金山嘴一带，发现了自秦始皇到汉武帝时营建的两处大型宫殿建筑群。两处遗址群连成的东北—西南的直线，恰恰和渤海湾中由辽东旅顺至山东北隍城岛一线相对应，而又面对着矗立于海水中的“碣石”。遗址群分列左右的形势，宛如宫城的双阙，从这里远眺可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及其所环抱的海域连为一体。史书记载，秦始皇最后两次东巡到海边，确曾有过择地作“东门”（国门）的设想。秦皇岛—绥中的两组一体的建筑群确似“国门”，颇具秦汉统一大帝国的气势。

这样，解释辽西这三大文化古迹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就从一个实例体现了中国国家起源（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原生型与国家发展的典型道路（古国—方国—帝国）。

对于中国六大文化区系来说，国家的起源与发展，都走过了这样的道路，虽各有特色，却是殊途同归。

五、中原文明是次生型文明

黄河中游的早期文明是“次生型文明”。公元前4000年前后是特别值得看重的里程碑阶段，氏族制度发展到了极盛期，成为往国家方向发展的转折点。但这里古国的出现比北方的红山文化晚一些，大约距今四千五百年。典型遗址是山西襄汾陶寺。陶寺有一处墓地，性质已超出了原始氏族——部落阶段。大型墓葬的墓制与随葬品，绝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丰富”，朱绘龙纹陶盘及成组彩绘陶器、成组漆木器，特别是巨型土鼓、鼓和特大石磬等成组乐器，颇带“王气”，绝不是普通百姓的日用品，应是象征王权的礼器。

我把中原文明说成是“次生型”，有两个基本理由。一是因为陶寺遗存有华山、泰山、北方三个主根，还有来自太湖及其他区系的文化因素，更难排除北方红山文化早期文明的影响。另一是洪水期与治水事业。治水事业大大促进了原始部落间的接触与联合，强化了管理公共事业的国家职能，在这里国家的出现既有社会分工、分化而来的内部动力，又有北方原生文明的影响以及治理洪水带来的文化交融。因而就比最早出现的北方的“原生型文明”起点高、基础广。四面八方的文化成果汇集中原，形成了最初的“中国”，又经数百年发展，继续吸纳各地文化精华，终于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载入史册的夏王朝。《左传·哀公七年》“哀公七年”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夏王朝只不过是“万国”中的一个“方国”，类似春秋的“盟主”。后经商、周时期，到秦始皇才完成了统一帝国的大业。需要指出的是，夏、商、周、秦并不是一脉相承的王朝更替，而是不同族源的方国间的替代。夏、商、周、秦各有起源与开国史。其中秦的建国史最完整，经历了襄公（古国）、缪公（方国）、始皇帝（帝国）三部曲。

在我国全部古史中，“古国—方国—帝国”的公式多次重复，立体交叉。秦汉帝国解体之后的一二千年间，一直是北方草原民族大迁徙的时代。所谓的“五胡”，各有各的开国史；辽、金、元亦无不如此，直到清帝国。女真——满族就曾经是一个比较落后、长期处于“四夷”地位的民族。由努尔哈赤上溯六世，为“肇基王业之祖”，在女真社会内部分散的部落政权（相当于“古国”）间进行了无数次兼并、重组，直到1616年才在沈阳东北的新宾设立帝王之位，建立后金国，成为一方大国（方国）。自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又进行了大量兼并征战，1636年改后金为大清，建立了满、蒙、汉三个八旗，为入主中原做了充分的政治、军事、文化和人才的准备，终在1644年完成清帝国的统一伟业。在这里，我想提一提清朝创业中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庄妃。她不仅以民族利益为重，成为统治阶级内部凝聚的核心，而且能吸收、继承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治国之道，集结、吸引各族优秀人才（如她对洪承畴的说服），为推翻明政权的准备立下了大功。可以说，一部清帝国的建国史，仍然是“古国—方国—帝国”这一公式的重复。

上述北方民族的文明起源与发展，显然不完全是由本族自然成长的文明因素的积累，相当程度上是因受到汉族文明的影响，依靠历史的借鉴和特定的历史环境才以较快速度走了国家发展的捷径，因此，我把这种发展模式的文明称为“续生型文明”。

六、文明要素与文明因素之辨

问：有一些西方学者曾把“城市”“文字”“青铜器”视为“文明三要素”。国内也有人使用过这种提法。但有的学者不同意三要素之说，而提出了另外的几要素。您能否就这一问题谈一谈。

苏：刚才我讲了，古城、古国是社会变革的产物，是数种文明因素交错存在、互相作用的综合体。各区系自有各区系特有的文明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出现的不同条件（契机）。因此，很难说进入文明时代在物质文化方面有什么统一的标准，或者说是有相同的物化形式。城市、文字、青铜器这三者固然是文明因素，但不必把他们说成是“三要素”。“要素”者，缺一不可。世界各地和中国的考古发现一再说明，有一些文明是“三缺一”，甚至缺得更多，却有其他现象说明当时社会已经完成了由氏族公社到国家的转变。因此，我常说，不要从概念出发，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什么文明因素就是什么文明因素，然后分析其综合发展程度能否说明当时已进入文明阶段，看看各区系的文明因素经过“辐辏”“辐射”的交流，有哪些逐渐变成中国古代文明的共同因素。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由个别到一般的研究过程。正如不必急于把“坛、庙、冢”说成是“中国文明因素”一样，也不必急于把“稻谷、蚕丝、玉器”说成是“中国文明因素”，更不必在中国史前史上另划出一个“玉器时代”。当然，也不要贬低甚至否定“坛、庙、冢”或“稻、丝、玉”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它们最终都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化、文明的重要因素。

七、“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的说法不确切

问：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途径，也是读者关心的重大问题，能否展开谈一谈？

苏：我多次讲过，中华民族是大熔炉的产物，而各文化区系也都是熔炉。这和以往所说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有着明显差异。过去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看成是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真实。因此，对研究民族的组合与重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来说，区系类型的研究仍是重要基础。中国古代文明多源一统的格局铸就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历时不散的生命力。

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古国”阶段是各先远支系形成期，也是多源一体格局的奠基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最为明显。

“方国”阶段是夷夏关系互为消长和夷夏共同体重组、新生的阶段，大约在战国时期，多源一体格局初步形成。

“帝国”阶段把初步形成的多源一体格局从政治上固定下来，并不断得到强化。

当万年之前农业发生后，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三大经济文化区：华南水田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华北和东北南部旱地粟作农业经济文化区，东北北部、内蒙古高原、新疆、青藏高原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一次组合。

约在公元前6500年到公元前5000年间，在三大经济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若干区域性的考古学文化。如黄河流域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磁山—裴李岗文化，后李—北辛文化，内蒙古东南、辽西的查海—兴隆洼等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彭头山—城背溪文化，等等。公元前第4千纪间，由于农业的继续发展和人口的增殖，在一些地区形成了殖民垦荒浪潮，出现考古学文化的大传播和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影响、融合。如庙底沟类型的大举西迁到甘青之间，向北涌入河套地带；大汶口文化通过胶东半岛渡海移民到辽东半岛；等等。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二次组合，约在公元前3000年之际，各区系稍有先后进入所谓“早期龙山”“龙山”阶段。各地分别以快轮制陶、养蚕缫丝、专业治玉、漆器工艺、烧制石灰、夯筑技术、冶金技术等等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而这些新技术一旦出现，就会有一个推广过程，即匠人流动、文化传播的过程。同时也就促进了经常性的交换、贸易；刺激了掠夺、战争的经常化和武器的改进；出现并不断强化防御工事；引起了社会的大动荡、大改组，进入“古国”时代。这是文化区系的又一次大重组，表现为考古学文化分布图的大改观，也是中华民族中汉民族形成之前最重要的一次重组，由此奠定了多源并趋向一体的基本格局。

进入“方国”时代，亦即夏、商、周三代已有文字记载，出现了“四夷”与“华夏”的区分。如果说，夏、商两代还是“诸夷猾夏”“诸夷率服”那种夷夏较量而互为消长的话，周王朝时期则是“以夏变夷”为主流，在周初的大封建中，将“殷民六族”分封给鲁公时，要求“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将“殷民七族”分封给康叔时，要求“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将“怀姓九宗”分封给唐叔时，要求“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都是按当地传统办事，有一点类似今天的“特区特办”。这正是孔子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一个原因。西周之后又历经东周五百年的夷夏融合，夷夏共同体——汉民族终于形成。秦汉帝国能使多源一体的中华民族得以形成、巩固，可说是水到渠成。

八、长城是各民族文化的熔炉

在中国古代史上，南北朝时期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陕北、晋北、冀北及内蒙古南部这个大体东西向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从史前到三国时代是北方畜牧文化与黄河流域农耕文化接壤、过渡地带。长城内外的两种经济类型、两种文化传统的民族（群）长期接触、共存，既经常冲突，又需要互补而互为依存。它是一条很宽的“带”，直到近世仍是“那达慕”盛会分布的地带。“那达慕”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组织农工产品与牧业产品的交流。长城是农区与牧区的分界，长城地带也是一个活跃的民族熔炉。在历史大动荡时期，这一地带经常起到缓冲的作用。建立北朝的北方民族正是通过这一地带的若干“口岸”南下的。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即所谓的“五胡乱华”，与欧洲的所谓“蛮族入侵”不完全一样。“五胡”是牧人，他们虽也带来战乱，但还有北方民族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北朝的文化十分昌盛，其遗物、遗迹显现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的光彩。北朝文化在都城建筑以及农业、科学技术、艺术等方面都留下了可称为瑰宝的遗产。大唐盛世的诸多业绩源于北朝，北朝经济的发展也并不比南朝逊色。总之，北方草原民族不仅为中华民族注入了生命活力，还带来了欧亚大陆草原民族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方民族南下的另一后果，则是造就了大批中原人南迁形成的“客家人”式的新群体，至于客家人在发展我国南方和东南亚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当然无须多说。所以，只有用新观点、新方法，才能从浩瀚的文献和考古史料中发现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一般规律的民族形成的历史脉络，重建一部内容丰富而又符合历史真实的中华民族史。

九、多源一统、历久不衰的原因

问：先生能否更深一层地谈一谈中国历史地形成这样一个多源一统的国家、中国文化又历年不绝的主要原因？

苏：多源一统的基础结构是多种因素综合的产物。有地理的因素，如多样的天时、广阔复杂的地利，造就了原始经济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源性。但中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没有难以逾越的地理阻隔，有利于族群与文化的流动、接触和多次重组，我在前面已谈到，从距今万年到距今四千多年的三次大的文化组合与重组，就是在这样一个舞台上演出的。如果说，最早的三大经济类型区中所见各自的共性，还主要是因经济类型的一致而引起的，那么距今七八千年的黄河流域，自西至东，从陇山到渤海，老官台—大地湾文化、磁山—裴李岗文化、后李—北辛文化虽然各有起源，各有特征，但在经济类型、日用陶器的制法、某些器别（如支座、磨盘、磨棒）甚至器形等多方面所表现出的一定共性，至少暗示着曾经存在过的联系。再如，在距今五六千年前，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有着强大的扩散能力，其影响从关中向北达到黄河河套，向西直达甘青之交，向南至于长江沿岸，向东抵今山东省腹地。特别是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所谓“龙山时代”，几乎整个黄河、长江流域各区系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呈现了相当的一致性，以灰、黑陶的三足器、圈足器、袋足器为共同特征。上述诸例，意味着文化的交流、族群的组合与重组，是在六大区系之间交互进行的，发展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或裂变，或撞击，或融合。特别是到“龙山时期”八方文化精华辐辏中原之后，出现了以传说中尧、舜为代表的“中国”。此后，这个“中国”就再也没有真正地分解过。当然从尧、舜的“中国”到秦皇、汉武的“中国”，又经历了多次重组。意识形态上与之相应的则经历了由共识的中国到理想的中国而达现实的中国。

这里所谓共识的中国，指在“万邦林立”的条件下，中原的古国由于治水、居中的地利以及个人等因素，万邦诸侯“朝觐、诉讼之中国”的“中国”，这个“中国”，只是一种共识。理想的中国，就是《诗经·大雅·北山》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种“中国”，大一统“中国”的愿望虽已明确，也只是周王朝的理想。真正成为现实的，则是秦汉帝国。所以中国多源一统的格局的形成，既有天时地利的环境条件，更有源远流长的族群、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势以及思想上的共识等原因。

十、中华文明的精华

问：您提到中国的文化传统问题，不论是历史学者、其他学者还是一般读者，都非常感兴趣，非常关心。

苏：回顾历史，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被提出和受到重视的背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两个转折点。“五四运动”前后，国家、民族面临危亡，社会上出现了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中国文化落后了，需要向西方学习什么？答案之一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际，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又一次被提了出来：要开放，要建设现代化，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日本式的、新加坡式的和欧美式的，当然不行。我们要建设的是与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是什么，民族灵魂是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的问题。中国文明起源、中国文明特色、中国文化传统等问题，正是社会转折时所引起的历史反思的组成部分。这两次历史反思的社会思潮也就是引发我梦想的最初萌发和更为完整的契机，也是中国考古学20年代产生和80年代走向成熟的时代背景。

各国历史有各国特点，各民族有各民族特点。特点就是差异，既有体质上的差异，也有民族气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有些文化传统可能随社会的变化而消失，或被新的传统取代，唯构成民族特性的传统精神往往世代相传。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起积极作用的传统，我多次提到过的有：

精于工艺，善于创造。这一特点可以上溯到中国猿人那里。他（她）们采集劣质的石材（例如脉石英），却打造出小型石器。这一传统在其后数十万年中一直传承。如良渚玉器的细雕工艺、丝绸、漆器、瓷器、“四大发明”以及流传至今的数百种民间手工艺，总体的精巧水平在世界上似无与伦比。中国农业亦以精耕细作闻名于世，直到今天还以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这一传统与勤劳、朴实、自强不息的美德融为一体，几乎可称为是创造中华文明的基因之一。

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形成主要不是由于外力、武力，而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交融、组合与重组，并在思想上形成了越来越强的认同趋势。当“中国”产生之后，君权（王权）的大一统政策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汉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给中原民族注入新鲜血液，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由此产生了更强的凝聚力。自秦汉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来，从总体来说，分裂是短暂的，统一是主流。在维系中华民族的纽带中，方块字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方块字以形、意为主，能克服各地方言障碍，在不同方言区域内，比较容易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推行统一的政治，大大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兼容性和凝聚力。

玉代表了一种崇尚高洁、坚贞、温良的美德，体现着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人类从会制造石器起，就有机会与玉石打交道，后来又把令人赏心悦目的“美石”选出来制作装饰品和贵重用具。真正把玉与一般石材区分开而用来制作珍贵饰物的是万年以内的事。例如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了十多件真玉器物，除一件玉锛外，均为装饰品。玉的一个特点是“温”，冬天摸玉，有温润感。玉又有特点为“坚”，除金刚石以外，几乎无物能克。中华民族把玉所具“温润”“高洁”“坚硬（贞）”等特点，转化到人文观念中，纳入社会生活。玉器体现的美德是中国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又是自史前时期以来一直承袭着的传统。

近期我曾反复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与敬重，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

中国除了有些政教合一的少数民族以外，从来没有高于王权的宗教，也就是没有国教。一些外国人不能理解，于是想出来一个中国人自己并不认可的宗教——“儒教”，没有教主，没有教规，没有教义，也没有宗教意义上的经典。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最高崇拜的对象，这就是“天、地、君、亲、师”。

我国古人对“天、地”，赋予了超自然的属性。这里的“天”，是一种抽象的权威象征，一种不可抗拒的超自然正义力量。大家熟悉的明、清两代的天坛，就是皇帝通天对话的神圣之地，可是在祈年殿里并没有设置一般宗教庙宇里的那种偶像。这是由于任何偶像都不足以代表天的伟大。从祈年殿到圜丘之间的天街东侧，有所谓的“七星石”，实际上，那应是泰山的象征。对于“地”的崇拜，反映了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至于对“君”的崇拜，则反映着对于社会秩序化即国泰民安的追求。对于“亲”的崇拜，我看至少包括“祖先崇拜”以来至现实生活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内容，是维系、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对“师”的崇拜，则是要求对文化、知识的尊重与继承。

如果今人能够对这一思想体系赋予这时代的新含义，就能够更好地去对待自然，重视和协调人与自然和人际的关系。敬老爱幼，尊师重教，继承发扬这样的文化传统，就能对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化、大众化的当代中国考古学，也就能站到现实社会中应有的位置上。

十一、世界必将走向“大同”

问：谢谢！最后还请您作为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长，在世纪之交，向《明报月刊》的读者展望一下中国考古学的远景。

苏：人生短暂，我已是八十八岁的老人。我不讳言老，我很欣赏英国哲学家罗素讲的哲理。他说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应该像一条河——开始涓涓细流，在狭窄的堤岸间行进，冲过岩石，跳过瀑布；其后水量变大，堤岸后退，流速湍急；最后，没有明显的停顿，汇入大海。我意识到和年轻的考古同人在一起，似乎融入其中，与事业合为一体，生命将在事业的发展中得到延伸。1994年我的第一本考古论文选集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一等奖，朋友们前来祝贺。我平静地回答大家：“同喜！同喜！事情是大家干的，这是学科的荣耀。考古学是人民的事业。”

承香港商务印书馆美意，不久将出版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这不仅是给考古同行做个交代，也希望使史学、民族学界以及其他对中国古史有兴趣的海内外朋友们，理解最近二十多年来许多中国考古学者奋斗的目标和成果。我的愿望是希望大家清醒地看到，我们已取得的成绩是很有限的，仅如一部大书的序言，未知数是大大的。跨世纪、21世纪的考古学新局面是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的，事在人为，老一代人当然应该继续发挥作用，但终究有赖于年轻一代的拼搏、开拓。不仅学科整体如此，就是一个重要课题也往往需要一代接一代地像接力赛那样传递下去。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起跑线上迎接21世纪时，需要同时完成双接轨的任务。一个是“古与今”的接轨，也就是如何循古代中国的发展脉络来看未来的中国，如何使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变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一种动力。另一个就是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的接轨，要求在认识上把“区系的中国”上升为“世界区系中的中国”。中国东部、东北部、东南部的史前文化与东亚、东北亚、东南亚乃至环太平洋文化圈有着广泛的联系。例如作为饕餮纹祖型的那种眼睛部位突出、夸张的神人兽面纹艺术风格、有段石锛等就与环太平洋文化圈中的同类因素可能有源流关系。进入成文历史时期之后，“四夷”的概念在不断变化，秦汉以后的“四夷”主要指汉民族以外的边疆四隅的兄弟民族。这“四夷”正是中国同外部文化的连接点与桥梁，很难把中国与世界文化截然分割开，这是其一。还有，在中国，从旧石器时代起，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孤立的，这已为许多考古发现证实。中国历史上诚然有过“中华帝国无求于人”的闭关锁国时代，但“闭关锁国”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愿望。事实上的中外交流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如此，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路更是如此。史不绝书的沟通中外的功臣的业绩，只是中外交流银河中的一些明亮之星。这是其二。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世界上没有其他文明古国能像中国这样，既有如此广阔的文化区域，又有如此长久的文化传统。研究这样一种文化实体，无疑将不断概括出新的理论认识，对世界文明史取得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人类必将对“地球村”的过去和未来取得共识，现实世界必将走向“大同”！

来源：《草原文物》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