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长达两千年的中国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之初的礼制大构建。它们是青铜，也是王者。似归来，却未曾远离……近期，湖南省博物馆推出的“王者归来——中国古代青铜器巡礼”为青铜器大展，汇集10多家文博单位的280件青铜重器，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等典藏青铜瑰宝。从展览中，观众可以窥见商周青铜器的庄重典雅以及汉至明清 ...

长达两千年的中国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之初的礼制大构建。它们是青铜，也是王者。似归来，却未曾远离……近期，湖南省博物馆推出的“王者归来——中国古代青铜器巡礼”为青铜器大展，汇集10多家文博单位的280件青铜重器，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等典藏青铜瑰宝。从展览中，观众可以窥见商周青铜器的庄重典雅以及汉至明清青铜器的传承和变化。
王者归来——中国古代青铜器巡礼
中国青铜时代是一个辉煌而独特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青铜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器体庄重古雅，器形千姿百态，纹饰奇谲瑰丽。尤为重要的是，青铜器的铭文笔法雄奇，结体严正，记载了天子祭祀、赐土封王、诸侯交往、开疆扩土等国家大事，正与文献典籍相互印证。
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青铜礼器与兵器直接应用于商周礼制中、参与国家政治的状况：古人以青铜器祭祀祖先神灵，构建礼乐制度，区别尊卑贵贱，并以青铜兵器强力维持秩序。青铜器见证了中华文明之初的秩序大构建，也奠定了此后三千年中国皇权社会的礼制根基。

展厅现场

展厅现场

青铜时代结束之后，青铜器及其代表的宗法、礼乐文化依然在中国社会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青铜铸造工艺继续向前发展。
自汉至唐，青铜器延展了日用功能，同时广泛地运用了镶嵌工艺、大小焊等新的技术，并紧随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思潮，发展出新的特征。宋元明清都曾再现“三代”的礼乐制度，朝廷大量铸造仿古铜器，完备祭祀制度。又结合“胆铜法”炼铜、珐琅等新工艺铸造轻巧美观的新型青铜器，将造型艺术、生活实用、时代理念融入到青铜精品之中,推动青铜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展览共分为“王的时代”“国之大事”“庙堂之下”“古典余辉”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王的时代
“王的时代”，表现了随着合范法等铸造工艺的发展，青铜礼器日渐规范化、规模化，到商周之际成建制出现，这不仅是“青铜时代”的崛起，也是中国社会仪礼、仪轨逐步形成的重要阶段。西周早期发展了宗法制度、封建制度（分封制）、礼乐制度及井田制等制度，周王为天下共主，依次下行形成“公侯伯子男”五级爵位，“家国同构”的稳定结构就此成形。
青铜器在实际运用中体现并记录了这些制度。到了西周中后期及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势力渐渐衰弱，“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诸侯僭礼用器、造器屡见不鲜。各诸侯国都发展出了具有本土艺术特色的青铜器，出现了青铜冶铸的再度繁荣。

兽面纹单柱爵——饮酒循礼 商代早期 高17.9厘米，长15.8厘米 征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人面纹方鼎——王权与神权相结合的瑰宝 商代晚期 高38.5厘米，长29.3厘米，宽23.7厘米 1959年湖南省宁乡县（今宁乡市）黄材寨子山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该鼎整体以云雷纹为地纹，器壁四面装饰高浮雕的人面纹饰；腹内壁铸铭文“大禾”两字。是目前出土商周青铜器中唯一一件以人面纹作为主题装饰的青铜方鼎。鼎历来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人面与兽身的结合，体现了王权与神权的结合。其特殊装饰，更体现出古代长江流域文明的独特意识形态与祭祀礼仪风格。

 三星堆青铜人头像——谜一样的男子  商代晚期  高41.5厘米，横径20厘米，纵径17.3厘米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该遗址的发掘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文物中，青铜面具及立人堪称一股“清流”，不仅“骨骼清奇”，而且带有神秘的穿越感。

“䚄(lù)”簋  ——对周王朝册命仪式及制度的记录  西周中期  高19.5厘米，口径22厘米，座高6.5厘米  传陕西省宝鸡市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动物纹提梁卣——“卣王” 春秋  通高50厘米，口径24.4厘米，腹径38厘米  1988年湖南省衡阳市赤石出土  衡阳市博物馆藏

错金银鎏金云纹鼎——岁月流金   战国  高21厘米，口径16厘米  征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第二部分：国之大事
祀（祭祀）与戎（战争），是邦国、王国乃至皇朝政治的重大事件。第二部分“国之大事”通过一系列反映祭祀和征战的器物，说明了“礼”与“兵”是早期青铜器的主要功用。
自商周时代始，逐步确立了以鼎、钟为核心礼器的“列鼎制度”和“乐悬制度”，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的皇权政体。即使后世青铜器功能不断延展，青铜器依然具备超乎器物之上的制度文化意义。

青铜斝[jiǎ]  商代晚期 高66.5厘米，口径30.7厘米，重20.5千克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斝是古代中国先民用于温酒的酒器，也被用作礼器，商汤王打败夏桀之后，斝被定为御用的酒杯，诸侯则用角。酒器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礼器之一，所谓“礼以酒成”。文献记载铜斝用以行祼[guàn]礼，亦可滤酒，双柱可能用来悬挂滤酒网。此器体型硕大，口缘下内壁铸有铭文。从铭文看，此物应为商代王宫中管理某项祭祀的女官之专称。

此器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墓主人可与商代甲骨文中的人物相印证的商代晚期高级贵族的墓葬。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女将。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她曾多次代商王主持王室的祭祀，率军征伐夷、羌、土等方国，战功卓著。这一特殊的地位在妇好墓的随葬品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反映。妇好墓共出土随葬品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小铜泡等不计）、玉器755件、石器63件、宝石制品47件、骨器564件、象牙器5件、陶器11件、蚌器15件。此外，还有红螺2件、货贝6820多枚。妇好墓宛如一座地下宝库，向世人展示了殷商时期的王家气派。

 镂空人面纹钺——远古威严的表情包 商代晚期  长31.8厘米，宽35.7厘米  1965年山东省益都县（今青州市）苏埠屯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钺由斧发展而来，古籍中有“钺，大斧也，一名天戉”的记载。青铜钺在先秦时期具有重要礼制意义，是具有权杖一类性质的兵器。商周时期，青铜钺一直是权威和武力的象征，只有高级贵族才能够随葬。钺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用途：用于军事活动时,作为兵器象征军事统率权；用于礼仪活动时,也有仪仗的作用。这件铜钺形体巨大，两面均透雕着张口怒目的人面形，眉、目、耳、鼻、口均突起，似威严的表情包。

象纹兽面纹大铙——“铙王” 商代晚期  高103.5厘米，甬长36.3厘米，铣宽69.4厘米，重221.5千克 1983年湖南省宁乡县（今宁乡市）黄材镇月山乡转耳仑出土  长沙市博物馆藏

铙为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周礼有云：“金铙以止鼓。”以鼓开端，以铙收尾，是祭祀、宴乐、进军中最盛大的礼节。湖南是大型铜铙的主要发现地，目前出土铜铙40多件，其中逾100公斤重的铙大约为10件，如此巨大体量的铙在别处罕见。出土时几乎都为口朝上，甬在下，且多为单独发现。有专家推测，铙很可能是作为祭祀山川神灵的一种特殊礼器。本器是目前所见商代铜铙中体量最大的铙，被誉为“铙王”。

“天亡”簋——铭记武王伐纣的重器 西周早期  高24.2厘米，口径21厘米  传清道光年间陕西省眉县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青铜簋和青铜鼎，为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核心。青铜簋主要用于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食粮。其作用相当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大碗，人们使用工具从簋中取食。在商周礼制中，青铜簋通常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以奇数组合的列鼎配合使用，如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天亡簋最具价值之处在于内铸铭文记述了在乙亥这天，一个叫天亡的礼官协助周武王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典礼和祭祀活动，祈祷伐纣能成功。最终，武王成功灭商。天亡也因此制作了这件簋，并把周武王的美德和这一事件宣扬在簋的铭文里。透过这段简短的铭文，我们可以知道这尊天亡簋与历史上的“武王伐纣”有着直接关系。

 “逨（lái）”钟——弘扬天子美德的乐器 西周晚期  高62厘米  1987年陕西省眉县杨家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许公”簠（fǔ）——许国公主的嫁妆 春秋中期  高18.4厘米，长34厘米，宽21厘米  征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许公”簠（fǔ）铭文

铭文译文：王五月初吉（月牙刚出现）丁亥日，许公制作为叔姜陪嫁的簠，作为祭祀用器，子子孙孙一直珍爱地使用。

盖内和器内底部铸有对铭5列31字，记载了此器系许公为叔姜所作陪嫁器。许是周初文叔收封地，在今河南省许昌市东张潘乡古城村，战国时为楚所灭，前后经历550余年。

 “越王州句”剑——王者之剑 战国  长56厘米，宽4.5厘米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庙52号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第三部分：庙堂之下
“庙堂之下”主要展出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礼器和体现贵族日常生活的佩剑、铜镜、铜印、铜车马饰等青铜饰品。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诸侯、士大夫、家臣及新兴军功贵族势力的不断壮大，青铜器的使用制度也向前发展，礼器原有的神圣性与专属性被打破，青铜器除了应用于庙堂、国事，也更为广泛地出现在贵族阶层的家族祭祀、宴饮、射御、畋猎等诸多场合。与此同时，青铜小件等日用品也流行于世，进一步延伸了青铜器的世俗用途。

 鸟形盖瓠壶——“尚礼”之用 春秋中期  高34厘米 征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器体量硕大，盖作鹰首形，以鹰喙为流，喙开启关闭灵活，设计巧妙，造型生动逼真，富有艺术价值。鹰首形盖提梁壶多出自山东地区，存世数量较少，是青铜壶中罕见的佳器。

兽首铜匜（yí）、蟠虺纹铜盘  ——沃盥之礼的体现   春秋中期  匜长22.6厘米，高11厘米；盘口径37厘米，通高13.6厘米  1986年湖南省岳阳市凤嘴形山1号墓出土  岳阳市博物馆藏

 “王子臣”俎——楚国王子用器  春秋晚期  高22厘米，长30厘米，宽13—15.5厘米  征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蚕桑纹尊——古越人田园生活的记录  春秋  通高21厘米，口径15.5厘米，重2.75千克  1963年湖南省衡东县霞流市（今霞流镇）湘江岸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蟠虺纹铜鉴——临鉴照影 春秋  高14.3厘米，通宽38.3厘米  1965年湖南省湘乡县（今湘乡市）牛形山27号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羽状纹地八叶四山纹镜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  战国，直径4.4厘米，边厚0.4厘米 征集  湖南省博物馆藏

“燕客”铜量——楚国标准量器 战国  通高13厘米，口径15厘米  1984年湖南省长沙市征集  湖南省博物馆藏

第四部分：古典余辉
“古典余辉”着重展现了自汉至唐，青铜器制造技术继续向前发展，青铜器也一直紧随时代思潮，融合发展出新的特征，例如体现汉代神仙思想的博山炉，反映民族融汇及东西交流、具有异域风情的青铜器，还有青铜造像等。
到了宋代，随着以“再现三代”为目的的文化复古运动兴起，确立了仿古铜器为宗祠祭祀用器，再次出现了铜器制造高峰。经过元、明、清的传承和发展，新出了宣德炉等铜器品类，铜制日用器及清玩小件也更为普及。“吉金”穿越古典时代的辉光映照，为中华文化增添了绚烂的一笔。

彩绘雁鱼釭（gāng）灯  ——2000年前的环保灯 西汉 高52.5厘米，长33厘米  征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已较多摆脱礼器等功用约束，而广泛作为陈设实用的器物。正因为此，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有着极大的造型创作自由，并立足于实用价值的设计构思。雁鱼釭灯堪称反映这一时代背景的翘楚之作。这件雁鱼釭灯由雁首及长颈、雁身及雁足、灯盘、灯罩四部分组合而成，表面施以彩绘，勾画出翎羽、鳞片等。釭灯通过调整灯罩来控制亮度和光照角度，烟尘则通过雁首及长颈引入雁身，溶于水中。雁鱼釭灯既美观又实用，是造型艺术和实用功能完美统一的青铜器佳作。

胡人牵马铜俑——东汉民族融合的见证 东汉  胡人俑高43.7厘米，重6千克  马俑高51.5厘米，长45厘米，重12.15千克  湖南省衡南县道子坪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胡人俑深目、高鼻梁、浓眉大眼、胡髯卷曲，耳上穿环。戴帽着履，穿交领右衽紧袖长袍，腰间束带站立，左臂曲于胸前，右手上举作牵马状。马身膘壮，竖耳，仰首作嘶鸣状，尾呈弧形，近端处打结，马衔、勒辔[pèi]齐全，颈下系有三环。胡人牵马俑造型优美、生动、逼真，静中有动，是东汉青铜雕塑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同一墓地发掘的3号东汉砖室墓的墓砖上有“二千石”铭文，而3号墓的规模要小于1号墓，说明1号墓的主人应是“二千石”（郡守）以上的高级官吏。该组文物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还为我们研究东汉的民族关系和农牧业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砖座舞蹈人物青铜俑——自带光芒的灵魂舞者 南朝  通高27.5厘米  1983年湖南省津市市孽龙岗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黄钟清”钟——皇家编钟 北宋  残高25.0厘米，舞修16.5厘米，舞广14.5厘米  征集  湖南省博物馆藏

鎏金铜佛像——无畏之印 辽  高37厘米  征集  湖南省博物馆藏

陶澍（shù）家祠礼器  ——湖湘宗祠之礼的体现 清道光六年（1826）征集 湖南省博物馆藏
笾：通高26厘米，口径15.8厘米 
爵：通高22厘米，流长15.5厘米   
豆：通高28.2厘米，口径10.9厘米，足径16厘米
铏：高17.9厘米，口径15.2厘米
簋：高15.9厘米，口径21.7×16.1厘米

四季流转，如人面纹方鼎不动声色的脸孔；祖先的功德，镌在青铜上便刻骨铭心，雨打风吹也未曾湮灭。
鼎、簋、尊、罍、觥、爵……酹山川岁月，敬宗亲贵客，定天地人间之秩序；戈、矛、钺、刀、剑……将士们摆开阵仗，先礼后兵。沙场寒光凛凛，金鼓声声震天动地，西风猎猎，纛旗飘飘，最终有道者胜。铙、鼓、钟、磬……传华夏之音，亘古的长歌，至今仍在耳边依依回响。
那是长达两千年的中国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之初的礼制大构建。它们是青铜，也是王者。似归来，却未曾远离……
展览将展至2022年5月18日。
（本文综合自湖南省博物馆、“文博圈”公众号及澎湃新闻此前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