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国际期刊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刊发了我院靳桂云教授作为共同作者的研究成果“Understanding crop processing and its social meaning in the Xinzhai period (1850–1750 cal BCE): a case study on the Xinzhai site, China” （以新砦遗址为例理解新砦时期（1850-1750BC）的农作物加工及其社会意义）。文章第一作者为德国基尔大学博士生安静平，我院2017届硕士毕业生。

众所周知，中原地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1750-1550 BC）出现了第一个城市中心。而城市化作为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其产生可追溯到更早的新砦时期（1850-1750 BC）。因此，了解新砦时期的社会组织类型，对于理解中国早期城市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们对于新砦时期的几个遗址（新砦、花地嘴、东赵、郑州商城）的植物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作物发现上，鲜少考虑有关作物加工及其相关社会方面的问题，因此，对当时的劳动力和社会组织知之甚少。基于此，作者选择新砦遗址2016和2018年的发掘区（图1）作为研究区域，采集了220个浮选植物大遗存样品和59个植硅体样品，综合分析以揭示新砦时期的农作物加工模式以及其社会意义。

研究方法上引用民族志调查的农作物加工方法，分析植物大遗存和植硅体的数据，将其对应到不同的加工步骤之中。收获是作物加工的第一步，而收获方式的不同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后续加工阶段植物的组成。完成收获在进入食用环节之前，茎、叶、谷壳以及各类杂草须通过各种加工步骤去除，在不同的加工阶段，作物、杂草和谷壳的比例发生变化。以这些比例为证据，可将其与作物不同的加工阶段相对应。研究结果显示：

· 粟和黍的加工。新砦遗址未成熟、未脱壳谷物与成熟、脱壳谷物的比值大多 ‹1，说明大部分遗址样品以成熟籽粒为主，可能是扬场的产物 （图2a）；四类(SFH、BFH、SFL、SHH) 田间杂草中，重的杂草种子（SFH、BFH、SHH）占总数的99.6%（图2b）。由于它们更易于保留到后期加工阶段，有些甚至需要在最后一步通过手工分拣去除，因此它们指示了粟黍加工的后期步骤；同时，对来自植物不同部位的植硅体类型的比例分析显示，大多数样品含有来自粟黍和相应农田杂草稃壳的植硅体，而产生于茎、叶的较少（图2c），也说明处于加工的后期阶段（早期阶段去除较大的非作物成分，如茎叶；后期加工阶段分离较小的部分，如稃壳）。综合遗址中粟黍农田杂草中低、中高度的杂草比值较高的结果，作者认为新砦遗址中粟黍以较低高度切割茎秆的方式收割，在开放区域完成脱粒以后以小穗形式储存。同时，作者还指出，遗址内少量样品包含大量粟黍扬场副产物，很有可能是扬场副产物被带回聚落用作动物饲料的结果。

· 水稻的加工。大多数样品中杂草、未成熟的稻粒和带壳水稻的比例很高表明出早期加工的特征（图3a）；小粒型杂草种子和不成熟稻粒在样品中的混合也说明水稻在被带回聚落之前未经历早期的加工阶段 （图3b）；同时，植硅体中也存在大量来自水稻和伴生杂草茎叶的形态类型。结合遗址中高、中、低高度的稻田伴生杂草的比值关系，作者认为新砦居民很有可能用镰刀在较低高度或整株收割水稻并带回遗址储存，然后在聚落中进一步加工。此外，因水稻加工副产物对反刍动物而言，口感不佳且营养含量低，更有遗址内动物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不支持大量C4类植物的摄入，因此作者推测稻副产物被用作动物饲料的可能性相当低，它们在聚落的沉积应为日常食物加工的结果。

· 大豆的加工。由于缺乏与加工相关的大豆残留物的出土（豆荚、豆秆等），对大豆加工的理解受到限制。但由于大豆种子的尺寸范围很广（图4），兼有大、小豆粒，作者认为遗址内的大豆是通过连根拔起或在其根部收割的方式加以收割，并在过粗筛之前将其进行储存。

该研究是新砦时期第一个将农业活动与社会组织联系起来的个案研究，通过对新砦遗址植物大遗存和植硅体的分析，为我们展示了将植物的宏观和微观证据结合起来研究古代农作物加工方法的可行性，也为我们探索新砦时期劳动力分配和社会组织模式提供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