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特生1921年发掘仰韶村遗址，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梁思永1931年主持发掘后冈遗址，第一次实现了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化。苏秉琦1981年发表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1985年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改变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取向，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这些直接影响中国考古学发展和进步的主流事件，都是从东北开始酝酿、从东北开始起步，从东北走向中原、走向全国的。东北是中国考古学的“试验田” “演兵场” “孵化地”，东北考古与中国考古学同岁、同步。总结百年中国考古，在材料、方法、理论、地位、作用、保护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憧憬中国考古学下一个百年能够不断取得新突破，不断迈上新台阶。

关键词：中国考古；东北起步；百年进步；未来憧憬

在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我想从东北考古的视角谈一谈中国考古学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几件大事与东北考古的关系，再从中国考古学收获与期望的视角谈一谈过去百年的进步和下一个百年的憧憬。

一、中国考古学的起步

关于中国考古学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学术界虽然有不同的说法，但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把1921年视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之年，或者叫做中国考古学的发端之年。为什么？因为瑞典学者安特生在这一年对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1]。为什么一定要把田野考古发掘看作是考古学开始的标志？因为田野考古发掘是考古学获取研究资料的最重要的手段，和以往存在的金石学有着本质的不同。通过田野考古发掘获得的材料，时间上有早晚关系，空间上有共存关系和位置关系，纵向和横向关系都非常明确的资料才是考古学研究的科学资料。在此以前，中国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都有外国人做过多次考古调查，但不能把这些工作看作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端，理由就是考古调查资料缺少明确的层位关系和共存关系，对于解释历史问题无法提供准确的时空基础。因此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把田野考古发掘的出现，作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但值得注意的是，安特生发掘仰韶村是1921年的秋天，同一年的夏天他还在东北地区的辽宁锦西（今葫芦岛市南票区）沙锅屯遗址进行过一次正式考古发掘，并且发表了考古报告[2]，出土的材料主要是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的遗存。从时间上讲，辽宁锦西沙锅屯的工作才是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比仰韶村的发掘要早，从学术史的角度说，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东北考古有直接关系，甚至可以说考古学最早开始于东北。只是河南仰韶村的发掘在中原，影响比较大，又据此命名了第一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也是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所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仰韶村的发掘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开端，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开端。2011年，为了纪念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和仰韶文化命名90周年，中国邮政还专门发行了一组纪念邮票，可见仰韶村作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已经得到了考古界和社会的认可。这里，我们无意改变这一主流认识，但需要大家知道的是，沙锅屯的发掘早于仰韶村的发掘，毕竟这是事实。

从1921年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到1931年梁思永主持发掘河南安阳后冈遗址[3]，一共相隔了10年，这10年也往往被学术界视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就发掘方法而言，主要是采用地质地层学的办法，按深度计层进行发掘，所以不是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直到1931年，也就是梁思永在美国学成归国之后的第二年主持河南安阳后冈遗址发掘的时候，才第一次辨识出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即小屯、龙山、仰韶这三种文化遗存自上而下的层位堆积顺序。在此之前，因为没有科学的地层学作指导，人们搞不清楚仰韶、龙山和小屯三者之间的年代早晚关系，所以对于三者孰先孰后的讨论可谓是众说纷纭。“三叠层”发现以后，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功劳自然要归功于梁思永。那么，梁思永为什么能够发现“三叠层”？关键是他在发掘安阳后冈的时候，把过去按照安特生地质地层学依据深度计层进行发掘的办法转变为了按照考古地层学依据土质土色进行发掘、划分不同堆积关系的办法。这在方法论上是一次重要的飞跃和变革，将考古学引上了科学化的轨道。由此，梁思永也被称为“考古地层学”之父，成为了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但是大家是否知道，梁思永回国的头一个年头，也就是主持发掘后冈遗址之前的1930年干什么去了？他先到东北地区做了一次考古发掘工作，地点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昂昂溪遗址[4]。通过这次发掘，梁思永命名了一种有别于仰韶文化的新文化，叫昂昂溪文化，这事儿距今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重读梁思永撰写的昂昂溪遗址发掘报告，不难发现他在发掘昂昂溪遗址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初步的按土质土色区分堆积的操作理念，只是没有像后冈遗址表现得那么明显、那么成熟而已。所以说昂昂溪遗址的发掘，梁思永只是小试牛刀，限于遗址本身的条件，没能大显身手，第二年发掘的后冈遗址才让他取得了巨大成功。反言之，河南后冈遗址的发掘，可以看作是黑龙江昂昂溪遗址发掘的升级版。后冈“三叠层”的发现取决于按照土质土色区分堆积的科学方法，而科学的区分土质土色的方法最早孕育于昂昂溪遗址的首次发掘。由此可见，梁思永考古地层学的形成是有一个实践过程或试铲过程的，而这个试铲地点就在东北。因此，作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二个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同样与东北考古有关。可惜的是，梁思永的生命是短暂的，只活了50岁，如果他能活的再长一些，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也可能会更快、更好。

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大家应该很熟悉，代表人物和代表事件估计也不会很陌生。人物是苏秉琦，时间和事件是1979年在西安全国文物考古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提出的“两点意见” [5]。苏秉琦的“第一点意见”，后于1981年发表在了《文物》杂志上，题目是《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6]。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考古界的高度重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纲领性文献，其中蕴含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一度成为了后来乃至今日指导学术界如何开展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那么，什么是区系类型理论呢？简单地说，这一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原地区和黄河流域看作是中华文化发源地或中华文明摇篮的主流说法，认为全国各个不同的地区都应该建立自己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上迄旧石器时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