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理论视角下百年中国考古学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百年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继往开来，有必要进行总结，思考与分析还需要完成的任务，展望未来可能取得的突破。从理论的视角的考察更可能把握学科发展的要旨。总结百年中国考古学的成就，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科学考古学的学科体系的形成、中国史前史时空框架的建立、史前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解释、考古学应用体系的发展。反思当前中国考古学面临的主要任务，其中包括与透物见人考古推理相关的理论建设、人文视角的研究、世界视野、进一步发展考古学的应用体系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考古学最有可能获得突破的三个方向是中华文明探源、人文考古与科技考古。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考古学理论；学术史；人文考古；考古推理
10月17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召开了盛大的会议，纪念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总书记致信祝贺并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1]。值此学科发展的关键节点上，有必要总结收获，厘清当前的主要任务，展望未来发展的可能。中国现代考古学经过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众多的分支领域，已经不可能通过一篇论文进行具体而全面的总结。理论是学科的基础，是学科不同分支的共同指针，从理论视角出发有可能实现对学科整体发展的考察。期望本文的总结与展望有助于学科的发展，同时谨以此文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华诞。
一、百年中国考古学的成就
百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主要成就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1）科学考古学的学科体系的形成；（2）中国史前史时空框架的建立；（3）史前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解释；（4）考古学应用体系的发展。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可以追溯至金石学，它在北宋时已经具备研究宗旨与研究方法。吕大临在《考古图》序言中指出金石学就是“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目的是要“探其制作之意，以补经传的阙亡，正诸儒之谬误” [2]。刘敞提出研究古器物的方法，“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 [3]。金石学希望通过古器物的研究获得三代时期美好的风尚，其暗含的前提是，器物是（文化）风尚的载体，或者说，古器物就是古人存世的代表；金石家在研究过程中可以重新感受到古代的风尚，吕大临所述说的宗旨其实包含着研究古器物的第四种方法：文化意义的重新体验。现在我们从后过程考古学理论的角度再来看金石学，就会发现其中存在显著的人文性。研究古物是继承古代文化意义的重要途径，文化意义本身已经渗透在古物之中，通过重新体验能够感受到传统的文化意义，至于礼制、文字、谱系的研究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金石学到清朝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据统计北宋至乾隆之前，金石学的著作仅有67种（其中宋人22种），乾隆以后的200年有906种[4]。近代中国考古学发展发生转型，金石学遂成为绝唱。
现代考古学的另一个名称是“科学考古学”，之所以又称之为现代考古学，这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关。金石学虽然看起来完备，但是与科学考古学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这其中的关键就是科学精神。梁启超曾注意到中国传统学术的弊端：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等；把科学与科学精神归纳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具体表现为六步骤，即注意、虚己、立说、搜证、断案、推论[5]。梁启超只是众多注意到中西学术差别的代表之一，在清末民初，现实中国的困窘不言而喻地证明了中国传统学术存在严重的不足，而科学应该是学习与发展的方向。现在我们归纳起来说，可以发现科学考古学与金石学存在三方面显著的差别。
（1）按照科学的本体论，主客体必须是分离的，物的存在不依赖于人，它是客观的，人通过理性去认识物，物是检验人之认识的基础，相比而言，金石学的本体论是主客体融合的。
（2）科学的精神就是求真，人应该积极地探寻存在于物之中的真理，表现在考古学上，那就是重建真实的人类过去，探索人类历史的规律；具体在研究中，考古学家应该亲自动手去寻找实物遗存，通过它来重建真实的人类过去。为此，考古学家需要深入不毛之地，发现已湮没的文明；他们通过细致的发掘，获取物质遗存原初的位置信息；通过多学科的合作来了解物质遗存所包含的种种信息，如此等等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了解真实的过去。这一目的与金石学试图从古物中获取文化意义的目的是迥然不同的。
（3）科学研究是一个逻辑论证的过程，研究者需要基于理论、方法分析材料，建立一个合理的认识。表现在考古学之中，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建立有效的推理，从实物遗存（考古材料）中获取有关人类过去的真实信息。这些认识需要经得起新的考古材料的检验，其理论前提、分析方法都应该是明确的、可以检验的。考古学需要依赖一步一步的推理，逐渐深入了解人类过去。科学是人认识世界的行之有效的认知体系，相比而言，金石学及其所依赖的认知体系是非逻辑的，难以检验。
从金石学到科学考古学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通过百年的努力，中国考古学基本形成了科学考古学的学科体系。田野考古已有规范化的操作规程，考古学地层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理论成为中国考古学基础理论，考古学与相关学科交叉形成诸如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分支领域，多学科合作已经成为惯例。在此基础上，已经形成相应的实践体系，建立相应的人才培养制度。尽管在科学精神的贯彻上还有一些欠缺，但确认科学考古学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是没有问题的。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转折采用的是一种替代式的做法，即把金石学视为前现代的、落后的方式，然后代之以现代的、先进的方式。当下在我们回顾中国考古学发展历史的时候，不难发现其中存在过激的做法，科学考古学与金石学其实并不矛盾，它们分别在不同维度上（即科学与人文）开展研究，完全可以互补。
在科学考古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史前史只存在于传说之中。1921年前后发现的不仅仅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遗址，还有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周口店遗址、水洞沟遗址、萨拉乌苏遗址。百年来，通过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史前史的框架基本建立起来。在新石器时代阶段，八十年代初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六大区系类型得到进一步的完善[6]，在此之外的区域，文化发展序列也逐渐建立起来。他随后提出中国考古学的目标应从区系类型的构建转向探索中华文明起源[7]。最近二、三十年与之相关的考古发现很好地体现了不同区系的文明发展历程，如良渚与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石家河与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些区系孕育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反过来说，它也印证了区系类型理论在揭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通过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国史前史已经延伸到距今2百年万前，如陕西上陈遗址[8]、山西西侯度遗址[9]。泥河湾盆地以良好的地层材料展示了旧石器时代从早到晚的发展序列[10]。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独特面貌见证了人类在欧亚大陆东部相对独立的演化轨迹[11]，丰富了早期人类演化的图景。
在重建史前史的过程中，中国考古学针对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展开了集中的研究。当前世界有关现代人起源的种种争论部分立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独特性，“走出非洲”假说还不能解释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中国产生了至少两个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北方的旱作农业与南方的稻作农业[12]。它们是与西亚并称的两个最早的农业起源地带，对后来的文明发展以及历史进程影响极为深远。中国考古学在中华文明探源上努力与成绩更加突出，相比而言，世界其他古典文明的主要发现都集中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基本都是由西方考古学家所做；而有关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现是最近几十年发生的，是中国考古学家的贡献。经过数十年的工作，中华文明起源的格局已基本清楚，从群星璀璨到多元一体，从古国时代到王朝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与文献记载的上古历史正在接近。
传统金石学是贵族士大夫的嗜好，所服务的只是占社会极少数的上层精英，与一般民众基本没有关系。百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应用体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服务精英走向服务大众。1949年以前，国家局势动荡，列强环伺，民生凋敝，科学考古学缓慢建立。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摆脱殖民主义、建立独立自主学术体系的愿望。受外部条件影响，考古工作范围有限，主要集中于周口店、殷墟、城子崖等少数遗址上。这个阶段的主要成绩在于初步建立了科学考古学，但考古学与普通民众仍然没有什么关系。从1949到改革开放之前第二个阶段，新中国建立之后，考古工作全面展开，各省有了相应的考古机构与博物馆，民众开始有可能了解考古学的工作。但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经济实力与技术手段仍然落后，民众接触考古成果的机会有限，而且通常仅限于部分城市居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腾飞，技术面貌日新月异，大量博物馆建立，大型国家考古公园成为亮点，电视、网络以及旅游，让民众有了较为充分地了解考古成果的机会，尤其是互联网自媒体兴起之后，民众可以直接参与到讨论中来，实现了民众与专业群体的互动，中国考古学真正参与到民众的文化生活之中。这方面的发展方兴未艾，前景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