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禹都阳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现历程

文 图 / 方燕明 郝红星

　　从20世纪50年代起到21世纪初，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终于揭开了距今4000多年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神秘面纱：这里就是中国夏王朝的起始之地——大禹之都“阳城”！

　　大禹治水是个不老的传说，在中国历史上是否果有其事？夏王朝到底是谁筹建的？是鲧？是禹？还是启？都说“夏鲧作城”，那么能否找出作城的一二？鲧城找不出，能否找出史籍有载的“禹都阳城”或“启居黄台”？这些都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想给民众说清楚的事。现在看来，考古学家肩上的担子更重，他们拿着打开华夏之门的钥匙。

“禹都阳城”今安在

　　1951年，为配合治淮工程，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开始在河南郑州、登封、禹县等地进行文物调查，以确保地上地下文物的安全。告成八方遗址（即王城岗遗址）是此次文物调查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由此奠定夏代考古的一块基石。

　　八方遗址位于淮河水系颍河北岸丘陵缓坡上，其北为嵩山南麓东西横亘的大岭，岭东端百姓俗呼“王岭尖”，其西有小小的八方村，其东被颍河支流五渡河深度切割。

　　1959年4月，徐旭生先生开始新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夏墟”探索之旅。他记录道：“告成镇周围有土寨，公路过东门外，出西门半里余到五渡河，过河约半公里就到八方村。地势北高南下。遗址在五渡河西，八方村东，颍水北岸上，南沿被颍水侵蚀。告成镇内也见古陶片。……遗址大部分在告成到八方的公路北面，小部分在南面。根据地面调查及钻探的材料，我们初步认为东部似以龙山为主，兼有早殷遗物，西部似以仰韶为主；但东西均兼有仰韶、龙山的陶片。采集的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锛。陶器有龙山鼎足、罐口沿及底、杯、豆、碗、盆，纹饰有方格纹、篮纹、绳纹、附加堆纹。仰韶有钵、罐、鼎足，纹饰有彩陶、划纹、方格纹。早殷有罐及鬲。”

　　随后，徐老一行六人又调查了嵩山南北几个重要遗址，有登封的石羊关，禹县的阎砦、谷水河，偃师的二里头等，写成《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文中徐先生探讨了阳城的地望与夏禹的关系，并指出鲧当初的封地就在嵩山脚下，禹继承家业，在嵩山之阳筑城居住再合适不过。由此，徐旭生开辟出一条由考古学研究夏代历史的新路。

王城岗前现双城

　　1975年，为探索夏文化，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组成由安金槐先生挂帅的探索夏文化工作组，以告成八方村一带为重点，开展考古调查、钻探与试掘工作。

　　三大发现

　　1977年春，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与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的同仁对告成八方遗址进行了重点调查和发掘。他们在八方村与五渡河之间56万平方米的土地上盘桓往复，有了三个重大发现：

　　在遗址东部的五渡河西岸，发掘出一段南北长20余米的夯土墙，夯土墙下挖有基槽，基槽口宽4.4米，底宽2.54米，深约2.3米。夯土从基槽底部向上夯起，每层厚0.1～0.15米，基槽夯满时，夯层向两侧加宽，成为夯土墙。夯土墙的年代不会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徐旭生 （1888～1976），原名炳昶，笔名虚生、遁庵，中国著名史学家、夏文化探索的开拓者之一。1927年，徐旭生担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团——“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从1932年起，他开始探索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专心研究中国古史传说，并著有《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1959年夏，72岁高龄的徐旭生亲自奔赴豫西地区，对“夏墟”进行实地调查，踏察了告成、石羊关、阎砦、谷水河、二里头等重要遗址，写成《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书影

　　在遗址中部，发掘一处大型建筑基址的东北角，有几座商代二里岗期的墓葬和灰坑打破建筑基址，说明该座大型建筑基址的年代不会晚于商代二里岗期，应属于二里头文化或更早一些的建筑遗存（2002年考古发现这座建筑基址离王城岗龙山大城北城墙只有1米的距离，当时遗憾地与龙山大城城墙擦肩而过）；

　　发现了商代二里岗遗存、二里头遗存、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的地层叠压关系，可以称之为“新三叠层”。

　　阳城旧址

　　工作队利用探沟法，隔一段距离，挖一条垂直于夯土墙的窄沟槽，找到沟槽底部的夯土墙，循环往复找出夯土墙的全部。花了1977年的下半年，发现这段夯土墙南北长94.8米，其南端向东拐，南墙全长97.6米，又发现南墙东端向北拐，说明这或许是一个口字形小城。

　　巧合的是，1977年，考古人在告成镇北边的漫坡高地上发现一道夯土城墙。经调查，此城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700米，像一个立日但没隔墙的城。城内发现铺有输水管道的战国大型建筑基址一处，城外发现战国铸铁遗址一处，出土陶量上有“廪”字戳记，豆柄、豆盘内有“阳城仓器”戳记，原来它是史载有序的春秋战国阳城旧址！

　　阳城向西，一河之隔，有个倒日形龙山晚期小城，它会是阳城的得名之源吗？换言之，这个小城是禹都阳城吗？

　　后冈三叠层 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发现，指梁思永先生于1931在安阳后冈遗址中发现了殷代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的三叠层，确定了龙山文化早于殷代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那时人们普遍认为龙山文化灰陶简单，仰韶文化彩陶复杂，故龙山文化早于仰韶文化。

　　春秋阳城与龙山阳城位置示意

　　倒日形小城

　　1977年11月，国家文物局在发掘现场召开了“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这其实是我国第一个夏文化研讨会，到会学者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充分地阐述了自己对这处遗址和夏文化的看法。安金槐先生给与会者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安先生提供春秋战国时期的阳城资料，包含这样一层用意：这里是全国唯一一处以阳城命名的城址，别的地方没有发现带铭的阳城，你不觉得春秋战国阳城西南隅的王城岗龙山城便是夏代的禹都阳城吗？阳城由五渡河西挪到河东，再正常不过，看看洛阳是怎样把城址像棋子一样挪来挪去从而成为十三朝故都的吧。

　　尽管安先生初步认为王城岗龙山城有可能是夏城，很可能是禹都阳城，这样的初论还是一石掀起千层浪。无论是与不是，王城岗龙山城都是河南乃至全国发掘的第一座被认定的龙山文化古城。

　　1978年上半年，考古队用探方法发掘了城的西北角，找到了城的北墙，北墙基槽底宽1.8～4米。发掘东南城角的时候，在城角的外边，意外发现了一段10余米的东西向城墙基槽，与东城墙呈直角，是南城墙的延伸，再向东地势陡降，已至五渡河畔。至此，大家终于明白这是一个放倒了的日字形小城，中国第一个共用一墙的双城就这样奇迹般被发现。

　　从年代来讲，这个小城距今约4100年，大禹距今约4200～4100年，两者相合；从地点来讲，古籍记载禹都阳城在箕山之阴、嵩山之阳，这个小城可不就在箕之阴、嵩之阳。为慎重起见，安金槐先生直到1983年才在《文物》上发表初步研究成果。1992年，《登封王城岗与阳城》考古报告出版，报告认为：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东西相连的两座城址和城内龙山文化二期许多重要遗迹、遗物，对探索夏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两座城址的位置和文献记载的夏代阳城地望十分吻合，初步认为王城岗的两座城址有可能是夏代城址，且很可能就是夏代的阳城遗址。

　　1978年发掘的北城墙，基槽底宽1.8～4米，当时认为城墙窄的地方是被王岭尖上下来的山洪冲毁，2004年的发掘方才明白原来是王城岗大城的北城壕在这里侵蚀了小城的北城墙基槽。如果当年再向北挖上几个探方，发现它是一个大壕沟，并向西追踪，那么面积30余万平方米的大城必定早几十年重见天日，学术界该是多么万幸！历史就是这样，重复着无奈，重复着遗憾。

重返王城岗

　　近20年之后，1996年我国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要将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为夏商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进而为我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1996年，我（方燕明）承担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的研究——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重回王城岗龙山城内采样，主要是将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原地封存的重要遗迹——龙山文化奠基坑揭开，采集里面的人骨样品用于测年。经过充分的准备，加上一点儿运气，我们顺利地找到了当年平板仪测量使用的基点——一根立在王城岗遗址中部的电线杆。有了这个中心，毫不费力地找到了那些准备采样的奠基坑。

　　为了保证采样标本的完整性，我们又打开告成工作站仓库，把当年的出土陶片全部翻了一遍，可以做测年的样品都提取出来。在王城岗新采集的样品送北京测年期间，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年专家仇士华、蔡莲珍研究员，北京大学陈铁梅、原思训、郭之虞教授等多次探讨王城岗样品的考古学年代问题，由此体会到不同学科之间的学者多么需要交流和协作。2000年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关于夏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即是依据我们提供的王城岗遗址测年样品所测的碳十四年代推定的。

　　王城岗龙山大城、小城位置示意

　　从王城岗龙山城发掘伊始的1977年，到1983年简报发表，再后来1992年考古报告出版，王城岗龙山城的性质一直未有定论。大处着眼，考古学界历来对考古学文化如何与族属或历史朝代对应有不同的看法，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否为夏文化早期遗存，意见也不一致；微处而言，王城岗龙山城面积过小，是否为禹都阳城，不少人疑虑重重。我们是小城发掘者和报告编写者之一，也对当时看到的材料产生诸多疑问：王城岗除了小城，还有大城吗？小城的使用年代在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小城废后，三、四期依然昌盛，它为谁而昌为谁兴？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面积究竟有多大？龙山时期的颍河上游，王城岗遗址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样？这些问题有待我们去深入探讨。

千年一城为中华

　　2002～200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遗址周围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隆重登场，专题组的任务：对王城岗小城周围的遗迹进行钻探、发掘，探索这些遗存与小城的关系，进而探讨王城岗遗址在华夏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和其他问题。2002年10月，我们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率领考古队在王城岗开始考古调查。王城岗遗址面积较大，遗址内涵丰富，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探方、遗迹编号使用了老办法，考虑到王城岗遗址需要长期保护、研究，这次发掘需要准确记录，我们对王城岗遗址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精确测绘。依王城岗遗址的四至，用网格法将遗址分成400×400米见方的6个发掘区。发掘区分成东西两列，每列3个区，西列由南到北编号为W1区、W2区和W3区（W是王城岗首字拼音开头），东列由南到北编号为W4区、W5区和W6区。

　　2002年发掘现场

　　10月下旬，在W2区的三个探方中发现夯土，夯土的南边线已经出露，夯土性质和年代不明，我们将这片夯土编为房基F2。为此我们商量在北边再开三个探方，找出它的北界，想搞清这片夯土是干什么用的。

　　不久，在探方中发现一座东周墓打破F2，表明这座房基不会晚于东周时期。它能早到商代，早到二里头或者早到我们想要的龙山时期吗？没几天我们在另一探方中发现一口填埋水井，当地村民说，这是他们使用过的。这个水井恰好穿透夯土，将井内填土下挖一定深度后，用手铲刮井壁，准确无误看到夯土厚0.78米，夯土下面是生土。为了了解夯土的走向，我们进行了钻探，发现这片夯土东西长100米不到头，南北宽10余米。夯土面上没发现柱洞和墙基槽，那就不可能是房基或者廊基，而是城墙！于是，我们将房基F2编号改为城墙编号Q1。

　　解剖城墙的时候，在一探方的夯土中好不容易发现一块绳纹陶片，陶片很小，难以看出器形，从胎质胎色来讲，可能是二里头或龙山时期的东西。11月下旬，我们开始钻探。在向西钻探中，陆陆续续发现几段不连贯的城墙，城墙北7～8米还有一条与城墙平行的壕沟，口宽8～10米，深6～7米，向西向东延伸。在向东钻探中，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这段又长又宽的城墙Q1与王城岗龙山小城是什么关系？二是一直向东的壕沟会对小城造成什么影响？

　　12月初，向东钻探，城墙Q1北侧的壕沟已至五渡河边。向西钻探，壕沟继续向西挺进，进入八方村中。

　　王城岗北城壕

　　像北壕沟直通五渡河一样，西壕沟也南下颍河。西壕沟复原长500多米，北壕沟东西长630米，断续的北城墙长370米。辛苦至此，有了初步成果：王城岗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小城西部有一座大城，将小城围在大城中。城址规模600×500米，面积30余万平方米，时代不晚于二里岗文化。

　　2004年发掘人员

　　2004年发掘北城墙与北城壕

　　2004年发掘取城墙夯土标本

　　2004～2005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围地区的聚落形态”专题组再次莅临王城岗遗址，进行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这次的工作目标：王城岗遗址在华夏文明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它的年代、城址内容、聚落形态进行研究，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重要资料。2004年9月，我们来到王城岗遗址，在W2区布方拟解决大城、城壕两者的结构、关系、年代等问题，在W5区布方拟了解大城与小城的关系问题。发掘进行了10多天以后，在新发掘的探方中发现城墙Q1，并发现“龙山文化层”叠压在夯土墙之上。

　　10月下旬，我们在告成工作站放大镜式地查看叠压在城墙Q1上的地层所出土的陶片，得知大城的年代不早于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也不晚于王城岗龙山文化四期，使用期在王城岗龙山文化三期，同时查看城墙北壕沟中的出土物，知其年代与城墙同时。

　　11月初，我们开始解剖城墙Q1，发现夯窝的特点和小城完全相同。至此，王城岗新发现的大城年代终于敲定。这时在郑州闭幕的“郑州商城3600年学术研讨会暨2004年中国古都学会年会”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郑州成为第八大古都，包括郑州商城、西山古城、禹都阳城、郑韩故城等，这真是：八大古都传佳音，郑州后来居先分。禹王千年传佳志，不枉辛做考古人。

　　11月中旬，我们利用深秋碧空澄净、视野通明的机会，对登封、禹州境内的龙山、二里头时期遗址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同时继续发掘王城岗遗址。调查发掘期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等单位的考古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到王城岗遗址进行科考采样，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并深入交换意见。对王城岗遗址所做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成为我们考古工作的重点和亮点，开展的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研究、石器和陶器的工艺技术分析、实验考古、系列样品测年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讨论王城岗遗址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社会复杂化及人口、资源、环境间的密切关系等问题提供了坚实的资料。

　　2006年，我(方燕明)依据王城岗遗址的新发现，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王城岗小城可能为“夏鲧作城”，而大城可能为“禹都阳城”。对此，学术界反响热烈。

　　王城岗大城北城墙与夯窝

王城岗——考古学界探索夏文化的缩影

　　自20世纪50年代王城岗遗址被发现以来，对其进行的几次重要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成为我国考古学界探索夏文化的一个缩影。

　　寻找“夏墟”

　　根据文献记载，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河和颍河上游一带及山西南部，故此有了徐旭生先生1959年的“夏墟”之行，当时发现的八方村东遗址被称为“八方遗址”。此后的数十年中，河南文物考古工作者孜孜以求地对该遗址进行持续性考古调查、发掘。1977年，在五渡河畔发现一龙山小城、奠基坑、青铜器残片和文字，这是建国以来我国首次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引起学术界关注和重视。当年因此而在登封召开的发掘现场会议，是一次研究夏文化的盛会，在夏鼐先生的主持下，邹衡、安金槐等一批国内著名考古学家对王城岗小城的性质和夏文化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夏鼐所长在会议总结时指出：王城岗城堡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明确无误，至于城堡是否为夏都遗迹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否为夏文化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夏鼐先生认为夏文化的含义“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这是一个确切的、科学的概念，对后来的夏文化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华文明探源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小城内发掘采样，已测出的碳十四数据和研究表明，小城（王城岗二期）的年代已接近或进入夏纪年的范围之中，王城岗三期、四期、五期的年代值均已进入夏的纪年范围以内。来自王城岗的测年数据直接导致夏代始年的推出，足见王城岗对夏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

　　2002年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遗址周围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和2004年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围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促使王城岗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新发现一座面积30余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同时发现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遗存以及大量的陶、石、骨、蚌器。

　　《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书影

　　出版报告

　　2005～2006年，我(方燕明)主持整理了王城岗的发掘资料和《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考古报告的编写工作。在报告中讨论了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和性质、王城岗遗址对夏文化研究的价值、王城岗遗址毁于洪水说与夏文化起始年等问题。2007年9月，这部用了不到3年时间，凝聚着考古同仁无数心血与智慧的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报告顺利出版。

　　实验考古

　　地质调查

　　硕果累累

　　通过对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的重新调查，将遗址的面积由过去所知的40万平方米扩大为50万平方米。王城岗大城城墙和城壕，复原面积达34.8万平方米，是已知河南境内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中最大的一座。

　　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城壕打破西小城城墙的地层关系，证明大城和小城并非同时，小城始建于龙山一期偏晚，龙山二期已废弃。大城始建于龙山二期，延续使用至龙山三期偏早，龙山三期偏晚也已衰落下去。

　　王城岗龙山文化小城的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2200～前2130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100～前2055年，我们取其中值，约为公元前2122年。大城城墙的年代，上限不晚于公元前2100～前2055年或公元前 2110～前 2045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70～前2030年或公元前2100～前2020年，取其中值约为公元前2055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的夏代始年公元前2070年基本相符。

　　通过对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动物遗骸的研究，证明当时已经驯养了猪、狗、黄牛、绵羊等动物，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已经进入了开发型阶段。

　　出土的植物遗存，证明当时种植的农作物中，除了传统的粟类作物，还有一定数量的稻谷和大豆，表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居民已由种植粟类作物的单一种植制度逐步转向了包括稻谷和大豆在内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人类的食谱已趋多样。

　　根据调查，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是颍河上游周围数十公里范围内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聚落遗址，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是当时该地区涌现出来的可以看作是国家雏形的政治实体的中心所在。

　　通过对地望、年代、等级、与二里头文化关系以及“禹都阳城”等有关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应即“禹都阳城”之阳城，东周阳城当以“禹都阳城”即在附近而得名，而早于大城的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小城则可能是传为禹父的鲧所建造，从而为夏文化找到了一个起始点。

　　（作者方燕明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郝红星为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大众考古》 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