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2年1月20日下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学术科研周系列专家讲坛的第五讲题为“大遗址——中国百年考古与保护历程的重庆观察”，主讲人是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研究馆员。　　讲座首先从大遗址的基本概念展开。袁东山回顾了大遗址概念的产生和演变，并分析了大遗址保护的时代背景，指出大遗址的概念不是一个学术的概念，而是从遗产保护和 ...

　　2022年1月20日下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学术科研周系列专家讲坛的第五讲题为“大遗址——中国百年考古与保护历程的重庆观察”，主讲人是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研究馆员。

　　讲座首先从大遗址的基本概念展开。袁东山回顾了大遗址概念的产生和演变，并分析了大遗址保护的时代背景，指出大遗址的概念不是一个学术的概念，而是从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角度提出的聚合概念，用于专指中国文化遗产中规模特大、文物价值突出的大型考古文化遗址和古墓群。国家公布的四批重要大遗址名单中重庆仅有合川钓鱼城遗址一处，重庆的大遗址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钓鱼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图片来自袁东山）

　　接着，袁东山回顾了中国百年考古与保护历程，中国文物保护经历了萌芽期、探索期、形成期和发展期四个阶段。十四五期间国家公布了150处大遗址，袁东山对这些遗址从省份、年代、规模、遗址类型、区位环境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强调大遗址是中国百年考古和文物保护最有中国特色、最体现国家意志、最能体现省级文物保护机构对国家政策响应和执行力度的风向标。

　　然后，袁东山指出在大遗址保护中，考古工作者要明确考古工作的初心使命与社会责任，要坚持以考古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展示。他指出在省级考古研究机构文物工作中，配合基建项目与大遗址考古保护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大遗址保护的主要模式，是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袁东山对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设计阐释与原状保护等问题提出深入思考。

　　最后，袁东山回顾了重庆百年大遗址考古和保护的历程，将重庆与四川、湖北的大遗址进行横向对比，同时将重庆与陕西、贵州的大遗址进行纵向对比，分析出重庆大遗址保护存在一定的不足。袁东山认为，重庆地处长江廊道，地域文化特征明显，重庆大遗址保护开展较早，重庆地区在三峡早期人类遗址、盐业遗址、冶锌遗址、宋元时期山城遗址等大遗址保护存在光明的前景。（整理：马晓娇 卫亚晶）

（图文转自：“重庆考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