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阅读

考古谜团: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

摘要: 1月31日晚农历除夕夜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面具亮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与全国人民共庆新春佳节!青铜大面具 江聪 摄大面具出坑 余嘉 摄青铜大面具宽131cm、高71cm、深66cm,重131斤,是目前已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体量最大、保存状况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其宽颐广额、棱角分明,眉部、眼睛、嘴唇等线条流畅、皆突出于面部,粗长眉作扬起 ...

1月31日晚
农历除夕夜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面具
亮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与全国人民共庆新春佳节!


铜大面具 江聪

大面具出坑 余嘉 摄



青铜大面具宽131cm、高71cm、深66cm,重131斤,是目前已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体量最大、保存状况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其宽颐广额、棱角分明,眉部、眼睛、嘴唇等线条流畅、皆突出于面部,粗长眉作扬起状,面具的两侧上下及额部正中有方形穿孔,可能是用于固定用途。青铜大面具是三星堆文化典型器物,距今已有3000多年,体现了古蜀先民对自然万物与人神世界的理解与思考。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南距成都市区约40公里,是西南地区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古代遗址之一。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发掘出土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青铜面具、黄金权杖等珍贵文物数千件,三星堆遗址遂“一醒惊天下”,举世瞩目。
2019年12月以来,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支持下,四川省文物局组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又在一、二号“祭祀坑”所在区域新发现六个“祭祀坑”,分别编号为三至八号坑。

2021年伊始,考古工作者开启对三号“祭祀坑”的发掘。至1月30日,开始有较完整青铜器显露。3月16日,坑内埋藏文物全面呈现出来,有青铜器、玉石器、金器、象牙等多种类珍贵文物。青铜大面具位于三号坑中部偏南的位置,是最早露头的青铜器物,格外引人注目。

2021年6月23日,面具提取出坑。考古和文物保护人员对青铜大面具的铸造工艺进行分析研究后认为,其制作先分铸成型,由面部、脸颊后部、眼睛、耳朵等多部位分别铸造,再组合成一体,大面具右侧眼部还发现有经纬组织的丝绸织物残留。

作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三星堆遗址发掘也是中国百年考古成果的典型代表,从1929年发现以来,几代考古工作者接续百年奋斗、探寻文明根脉。截至2021年底,三星堆仅新发现六个祭祀坑共出土编号文物一万多件,包括黄金面具、顶尊人像、圆方尊、大面具、神坛模型、跪姿铜人、500余根象牙等许多精美文物,其中一些在三星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已可近距离观赏。铜尊、铜壘、玉璋、玉琮等众多文物显示蜀地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的紧密联系,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进程。

春晚上令人震撼的青铜大面具不仅让人领略了青铜文明的绚烂多彩,更感叹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公众认识考古、了解考古,从考古中汲取精神滋养的浓厚兴趣。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

从1929年露出冰山一角,到1986年发现祭祀坑,再到各种精美文物出土,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八十多年。

在这片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们找出了距今约3000至5000年的古蜀国文明。它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中国当代考古脉络的流变,让一向以黄河文明为中华历史起点的叙述,融进了长江流域文明起源这一支。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也带来更大的谜团。

1934年三星堆发掘现场的合影,左一为林名均,右一为葛维汉。

是谁创造了三星堆文明?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大量工艺高超的精美文物,形制、审美与同时代的中原商周文物区别明显,古蜀人何以掌握这样的技艺?他们来自何方?

围绕着三星堆,世界各国的考古专家争论了几十年,仍有许多千古之谜难以破译,甚至有猜测称三星堆遗址是来自“外星人”的文化。

1934年三星堆发掘现场

在三星堆遗址,人们发掘出了一个沉睡数千年的古老文明,却又仿佛走进了一座跨越时空的迷宫……

1986年发掘现场

广汉玉器

1986年发现的祭祀坑,是三星堆考古进程中最重要的突破。“两锄头挖出的重大发现”,考古工作者们经常这样总结祭祀坑被发现的过程。两个祭祀坑都是在当地农民劳动中被发现的,偶然、幸运,也带着几分遭遇破坏的风险。

“其实,第一次揭开三星堆文化面纱一角的,也是锄头。那要追溯到87年前。”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主任、三星堆研究者段渝告诉记者。

1929年春天,成都平原进入了一年之中最繁忙的播种季节。

燕道诚(中)和他儿子燕青保(右)

1929年出土存放在燕家院土砖墙侧的大玉、石璧

短短几年时间,燕家的“宝贝”一件件减少。广汉玉器的名头渐渐响亮了起来,很快传遍成都,终于吸引来了考古学家。

1931年春,在广汉传教的英国神父董笃宜,从燕道诚手中得到了几件玉石器。华西协和大学的美籍历史学家戴谦和当时鉴定这些玉器为商周遗物。几年后,当戴谦和把这些玉器放到他的好朋友葛维汉面前时,葛维汉惊愕不已。

葛维汉也是美国人,早在1911年就作为传教士到了四川,是个中国通。后来他返回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宗教学博士学位,继而又在哈佛大学学习了考古学、人类学。1932年,葛维汉重返中国,在华西协和大学任博物馆馆长、兼任人类学教授,教考古学、文化人类学。

葛维汉

葛维汉是第一个找到燕道诚的考古学家。

1934年3月15日,葛维汉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等一行四人来到燕家,燕道诚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先在燕家的房屋旁边进行开方试掘,然后在第一个坑的南北两边各开一沟,作了延伸发掘。据当时的发掘记录记载:“邻近匪风甚炽,工作十日即行结束”。

挖掘工作草草收场,时间很短,收获却不少,共发掘出玉器、石器、陶器等文物六百余件,比燕家人第一次挖出的还要多。

葛维汉是以考古为目的挖掘广汉玉器的第一人,但最先对月亮湾玉器进行考古研究的是中国人。这个人是成都古董商人兼金石学家龚希台。

龚希台是1932年秋天从燕道诚手里买到的玉器,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认为“燕道诚掘出玉器之坑及其周围是传说中古代蜀国望帝之所,出土的可以穿起来的绿松石珠则是古代帝王冕毓饰物……”

龚希台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一篇《古玉考》,发表在1934年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上。段渝说:“这是第一次把月亮湾遗址和古蜀国的历史联系起来。”

“蜀”作为国名,最广为人知的是后汉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蜀汉,而古蜀国比三国时期的蜀国要早得多。只是这个古蜀国更像一个传说,它只是只字片语地存在于极少的史书记录中。

关于蜀国历史最著名的诗句是李白在《蜀道难》中所写:“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一号祭祀坑鸟瞰图

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

这是古蜀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线索,顺着这个方向,葛维汉提出的“广汉文化”有可能获得更大的进展。

偏偏葛维汉考古报告发表仅仅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包括葛维汉在内的一批华西大学的外籍教授纷纷回国,进一步发掘月亮湾“广汉遗址”的机会与他们擦肩而过。

一号祭祀坑出土文物全貌

因为战乱,月亮湾的考古挖掘沉寂了20年。与月亮湾遗址隔河相望、后来取代月亮湾为遗址定名的三星堆,也因此继续沉睡了几十年。

三星伴月

20世纪5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万象更新,神州大地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在四川,连接成都和重庆的重点工程成渝铁路开始施工。

施工中,工人们多次在沿线挖到大量文物,于是,西南博物馆在铁路沿线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文物收集和清理工作。

刚刚上任西南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冯汉骥,把月亮湾一带的古代遗址划进了重点关注的区域。

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纵目面具现场

四川省考古研究所文物修复人员杨晓邬修复青铜神树

燕道诚的家就在月亮湾。王家佑在燕家住了许多天,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诚一家将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钏、石璧等文物贡献出来。在田野调查中,王家佑又走遍了燕道诚家所在的牧马河一带,采集到一些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片标本,他推测月亮湾和三星堆都是古蜀国的文化遗址。

“这是第一次将月亮湾和三星堆两个小区域作为一个大的文化体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段渝说。

1963年,针对月亮湾地区的一场更大规模的考古由冯汉骥再一次启动。

事实上,冯汉骥对月亮湾遗址寄予的期望,远超过工程施工前的“抢救性发掘”。他想在这里找到的结果,可能会动摇当时中国主流历史学界的习惯思维。

残断的大立人像

二号祭祀坑出土大立人像现场

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上登载了一篇名为《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的论文,对月亮湾遗址的性质、年代和附近三星堆遗址的关系等等学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一一做出了论述。论文署名冯汉骥,加着黑框——两年前,冯汉骥已经撒手人寰。他的学生们遵其遗愿,整理遗作,完成了这篇论文。

其中,冯汉骥提出两个重要的观点:一,广汉遗址的年代是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二,由出土文物的形制推测,古代蜀国的统治者早在西周时代就有了和中原相似的礼器,再一次说明四川地区和中原悠久而紧密的历史联系。

冯汉骥生前对广汉遗址的数次发掘,虽未能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却为厘清黄河、长江两个流域文明的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

其实,距离冯汉骥1963年的挖掘点仅仅600米外,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三星堆祭祀坑,然而,他却遗憾地和这个重大发现擦身而过。

砖厂取土堆

1979年冯汉骥的遗作发表时,距离月亮湾遗址被燕道诚父子挖掘已经整整半个世纪。除了有限的几次考古发掘,其他的出土文物大多是被燕道诚父子一样的当地农民在劳动中无意间零星挖出,被当成“意外之财”。当地人鲜有文物价值的概念,更不会把他们祖辈生活、劳作的这片土地看成文明遗址。

今年已88岁的文物工作者敖天照对此深有体会。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广汉县文化馆工作,却对三星堆知之甚少。直到1973年被送到湖北,参加为期一年的长江流域考古培训,这位广汉的基层文物干部才知道身边文物的重要性。

那次培训的讲师中有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严文明听说敖天照来自广汉,当时就点着他说:“你从广汉来,你要注意哦,你们那里的三星堆很重要。”敖天照至今依然记得当时严文明说这句话时认真的语气。

1975年,培训归来的敖天照马上去找“很重要”的三星堆。此前,他甚至不知道三星堆究竟在哪里。

找到三星堆,敖天照更揪心了。

三星堆旁建起了一座砖厂。被考古工作者视为重要遗迹的三星堆,却被砖厂当成了三个最便捷的天然大土堆,正源源不断地取土烧砖呢。

现在划定的三星堆遗址区,跨越广汉两个镇的七个村子。敖天照说:“三星堆属于中兴公社范围。公社就利用三星堆的土堆取土,办了个集体砖厂。挖出的陶片被成堆扔在一边。我一看,陶片年代应该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火候不高,手感比较软,器形也比较原始,说明时间很古老。”

当年年底,敖天照写了一份紧急报告,同时带着砖厂工人挖出的三星堆的一些陶片,找到四川省文管会。

“我呼吁发掘三星堆,我说你们赶快派考古队下来。那时候盼考古队就像盼救火队。”敖天照说。

但是,敖天照并没有立刻盼来三星堆遗址的“救火队”。他只能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在月亮湾老乡家里,四处收集砖厂挖出的三星堆文物。

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器

1986年青铜大面具出土场景

“村民们还是很淳朴的,很配合。”敖天照回忆,但是当地要发展经济,砖厂不愿向考古队妥协。敖天照和四川省考古队队员陈显丹一度追着砖厂厂长跑,厂长最后说:“这里也不能挖,那里也不能挖,你们倒是给我圈出个可以挖的地方来!”

四川省考古队划了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面积,但考古队都已进场,砖厂却照样取土烧砖,时不时地跟他们抢地盘。几处后来被确定为城墙的遗址,也被砖厂取土,挖了不少。

考古队在三星堆争分夺秒的抢救性发掘,发现了龙山时代和距今3000年至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陶片标本。

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专款专项考古发掘。经过反复的考古调查,考古队确定三星堆遗址的范围约在十二平方公里以上,应当是四川迄今为止发现范围最大的一处古文化遗址。

三星堆的发掘工作,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星堆的砖厂,并没有因为国家文物局的考古项目而迁址,甚至都没有停止从三星堆取土。不过,砖厂对考古队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开始配合考古队工作,取土时挖出的文物或者线索,都会马上上报给考古队。

三星堆遗址考古最重大的突破,被砖厂工人两锄头挖了出来。

鱼凫王金杖


1986年春天,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县政府联合开展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工作人员上百人。

这次发掘,共清理出房屋遗迹二十多处,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石器等文物。然而,三星堆最重要的“宝藏”还在和考古队“捉迷藏”。这次发掘,5米见方的探坑挖了多达53个,却还是与“宝藏”擦肩而过。事后发现,最近的一个探坑距离“宝藏”还不到20米。

打开三星堆大门的,还是砖厂工人手里的锄头。

此时,砖厂仍在三星堆取土,年深日久,那三个大土堆,两个已经被砖厂取土夷为平地,只剩下一段孤零零在那里,三星堆变成了“一星堆”。正是在这里,开启了三星堆考古的盛宴。

1986年7月18日,砖厂民工杨运洪、刘光才在三星堆土埂的南面取土,结果一次性挖出了十多件玉器。

当时驻扎在砖厂整理出土器物标本的四川省考古队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闻讯随即赶赴现场。据陈显丹回忆,因为这个文物出土地点不同于考古队平时挖掘的探坑,当时他们已经意识到它的不同寻常。

四川省考古队立刻对此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完文化层后,一个长4.5米,宽3.3米的土坑及坑道显露出来,被砖厂挖掉的是土坑的一角。

陈显丹回忆,当时他们判断是挖到了一个大墓,像在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一样。按照以往的经验,这里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文化遗存。

7月25日下午开始,坑内的器物陆续开始面世,动物骨渣、陶器铜戈、玉石残块……文物的密集程度让考古队员们异常兴奋。

29日,已是深夜,陈显丹和几个助手仍在挑灯夜战。连续出土的文物让他们停不下手来,毫无睡意。

陈显丹的手忽然碰到了土层中的一个硬物,他马上警觉起来。

当时的考古日志记载,30日凌晨2时30分,“一点黄色的物体从黑色灰渣暗淡的颜色中‘跳出’,再用竹签和毛刷清理下去,一条金色的鱼纹清晰显露了出来……”

陈显丹用竹签继续往下挑,越挑越长,又看到了鸟的图案,很快,一条雕刻着纹饰、弯弯曲曲的黄金制品露面了,“这恐怕是古蜀王的金腰带吧?”陈显丹猜测。挑出大约1米长了,“金腰带”还没有完全分离出土,陈显丹不敢动了。他跑到不远处的考古队驻地,叫醒了领队陈德安:“重大发现!”

后半夜的三星堆考古现场非常安静,经常好奇围观的当地农民和砖厂工人早已散去。但是为了确保安全,陈德安和陈显丹还是决定暂停挖掘,先做好安保措施。所有正在参加发掘的人都不能离开现场,陈德安连夜赶去成都向四川省考古所汇报。

敖天照当时也在现场,“我当时也惊呆了,我们要求县委派出了一个排的武警战士,连夜赶到三星堆,守护现场。”参与发掘的四川大学考古系学生张文彦被派去通知广汉政府部门。当夜正下着雨,张文彦骑着自行车飞驰,结果途中摔了一跤,摔掉两颗门牙。

5点多钟,天刚刚亮,36名武警战士赶到,现场警戒护卫。

挖掘工作继续,1米多长的“金腰带”完全出土。这时,陈显丹才发现,这不是一个腰带,而是一个黄金杖。

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用纯金皮包卷而成,出土时已压扁变形。这件器物在入土前遭受过人为的毁坏,但上面长达46厘米的手刻图案仍然清晰。

金杖上的人物刻像为圆脸,嘴呈微笑之形,头戴“玉冠”,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极有可能表达的是带有王者之气的人。

“在古蜀世系表中所记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王中,哪一位蜀王与此有关呢?”陈显丹说,“刻在金杖上的头像和鱼、鸟图案,非常像是‘象形文字’,从左至右连起来,不就是‘鱼凫王’吗?金杖的主人应是‘鱼凫王’。”

砖厂民工在三星堆土埂旁的偶然发现,将埋藏三千年的地下宝库突然打开,犹如神话“阿里巴巴宝藏”的再现。

这批出土文物有青铜人头像13件,青铜人面像、跪坐人像、铜戈、铜瑗等青铜器178件,以及玉器129件、石器70件、陶器39件、海贝124枚、金器5件。摆放在一起,蔚为壮观。

除了出土文物之多,还有一点让考古队颇感意外。他们起初推测这个坑是座大墓,但在坑中并没有发现完整的人骨。坑中清理出的众多器物,多有人为损毁的痕迹,或者被火烧过。坑中还发现了许多蚌壳以及人骨渣、牛羊骨碎片。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很显然,这个坑并不是一座墓葬,而是一个进行宗教祭祀仪式的场所。

这个考古坑被定性为祭祀坑。很快,这个祭祀坑的名称前面又被加上了“一号”二字——又一个祭祀坑被发现了。

1986年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就像是挖到了一个巨大的彩蛋。每次考古队员们都以为找到了最大的收获,却发现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青铜立人像


二号祭祀坑


青铜纵目面具

未解之谜


1986年,两个祭祀坑出土近2000件文物后,三星堆遗址区内的砖厂终于被彻底迁出。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前,数十年间时断时续的三星堆考古,在1986年之后再没有间断。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邱登成告诉记者,近年最重要的成果是2013年青关山台址的挖掘,它是三星堆考古发现中最大的单体建筑基址。

今年是三星堆祭祀坑发现30周年,为此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齐聚了中外一百多位三星堆研究专家,众多三星堆未解之谜再一次被提起、被争论,也再一次没有一致的答案。

归纳三星堆未解之谜,究竟有多少谜团?可能也是个未解之谜。

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出土的文物、器物风格独树一帜,明显有别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

大立人出土场景


有专家考证出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与三星堆的关联。也有人根据青铜器造型特点、审美倾向等,在中国之外联系上了玛雅文明、古埃及,更有人干脆把目光投向了地球之外。

段渝认为,三星堆文化来自外星人的可能性不大。“三星堆可能确实是多种文化共同作用的‘杂交文明’,但是它和玛雅与埃及的关系、和中国中原文化的关系,和周围其他国家的关系,至今都不是十分明朗。”

数千年跨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曾经辉煌的古蜀国,留下无数精美又神秘的文物遗存。徜徉在三星堆博物馆瑰丽奇幻的文物珍宝之中,古蜀国文明的绚烂和神秘扑面而来,让人赞叹神往,又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古文明之谜,吸引着人们去进一步追寻。

来源:国家文物局公众号

《北京日报》,文 | 米艾尼


分类: 中文 深度阅读
关键词:

img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友谊西路68号小雁塔历史文化公园
邮件:secretariat#iicc.org.cn
电话:(+86)029-85246378